人物簡介
馮達旋博士，華裔，出生於印度新德里，母親是音樂家，父親是新聞記者。1950年初期，全家舉遷至新加
馮達旋他曾經90次訪問中國，現在是吉林大學、復旦大學、蘭州大學、西南交通大學、南京大學和東北大學的榮譽教授和課座教授，核研究所(上海)榮譽研究員，北京協和醫科大學榮譽教授。
馮達旋不但是科學家，也是作家，文學造詣深厚，常將理念和經驗寫成專欄貢獻給社會，也致力與國際接軌。
詳細介紹
1950年5歲，馮達旋隨父母兄姐到新加坡定居，在養正國小、立化中學、新加坡工藝學院（新加坡理工學院前身）完成14年教育後，在1964年到美國深造，成為核物理、核天體物理、量子光學、量子力學基礎的專家。
馮達旋是目前在美國大學擔任副校長的唯一華裔教授。另一位唯一華裔擔任美國大學校長的是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校長楊祖佑教授。 馮達旋雖然僅在新加坡逗留15年，但是他在美國紐約大學法學院獲得法學博士的父親馮國楨，受聘到新加坡擔任英文《虎報》編輯主任，後來在一起墜機事件中為新加坡的新聞事業捐軀。 他在美國茱麗亞音樂學院（Juilliard School）畢業的鋼琴家母親謝佩貞，自1950年起至1979年，以將近30年心血，為新加坡培養無數音樂人才。 他的父母可說都在新加坡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 馮達旋說：“我這個吃新加坡奶水長大的美國華裔人，跟其他美國華人不同之處，就在我有這15年在新加坡受教育的經歷。新加坡是我的家鄉。” 他的父親馮國楨於1951年1月13日隨《星洲日報》社長胡好，乘搭運載報紙的飛機前往北馬途中墜機身亡。飛機殘骸十多天后在泰國南部雙溪巴地山嶺發現。 母親謝佩貞雖有志成為鋼琴演奏家，卻因為丈夫英年早逝，必須挑起撫養年僅12歲的女兒、11歲和6歲兒子成長的重擔。她一直在家教鋼琴，直到1979年69歲那年，到美國跟隨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任教遺傳工程的長子馮達飛一家人度過晚年，89歲離世。新加坡國立教育學院有一個頒發給音樂優秀生的“馮國楨夫人獎（Mrs. Paul Feng Prize）”就為了紀念她。 馮達旋的大姐馮鷺怡從國小起就是南洋女中的學生，1959年到美國升學。他和哥哥馮達飛都在養正國小接受教育。後來哥哥去了華義中學，1963年到美國升學。他則在立化中學畢業後，在新加坡工藝學院讀了兩年土木工程，1964年離開新加坡。 後悔沒學好馬來話 馮達旋近日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進行訪問。他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時說：“離開新加坡最大的遺憾是沒把馬來話和福建話學好。學好的話，今天的我，會更有優勢。” 馮達旋的父親是廣東人，母親是上海人，因為同在美國留學，兩人多以英語溝通。馮達旋從小講“母語”，能講一口流利的上海話。來到新加坡進入廣東人開辦的養正學校，他祖籍廣東的廣東話益發靈光，和同校的哥哥都以廣東話交談。 他說：“很可惜，在立化中學讀書的時候，不能利用同學以福建人居多的形勢，把福建話學起來。能夠的話，在今天我的國語、上海話、廣東話之外，還能再加福建話，可說能把中國的重要方言都掌握了，到中國辦事，會更方便！” 沒有好好學馬來文也讓他感到遺憾。 他說：“作為一個多元文化、多元種族、多元宗教的國家，是新加坡和其他地方最大的不同。這種環境讓新加坡人自然而然具備了世界觀，這裡的人看什麼人都不覺得奇怪，都能包容和忍讓，這是它最大的好處。當日我沒有把握機會學好馬來文，實在可惜。” 談起在新加坡接受的14年教育，馮達旋說：“養正國小全體男生剃光頭，每天向孫中山三鞠躬，唱三民主義，還有非常重視傳統的教育，讓我有了厚實的中華文化底蘊。到立化中學，高平心老師的數學指導，也為我後來讀科學打下了紮實的基礎。我後來甚至認為中學唯讀數學就可以，其他科學，可以上大學才讀。我還感激另外一位終日叫我們背書的華文老師，當時我們雖然恨他恨得要死，可到現在還能背出很多首唐詩的時候，就非常感激他。” 更多美國華裔擔任高職 才能發揮亞太橋樑作用 美國大學華裔教授應該有更多人爭取成為美國大學系主任、院長、副校長、校長，這將能對美國社會產生巨大影響，並對亞太關係發揮更大作用。 馮達旋教授對自己是美國大學唯一的華裔副校長雖然感到驕傲，也感到悲哀。 他說：“這表示美國華裔還不能擠進美國主流社會，還不能發揮更大影響力。在美國300所研究型大學裡，有超過10%的教授是華裔教授，其中不少是出色的管理人才。我期待更多華裔教授日後能成為大學校長，發揮美國和東亞之間橋樑的作用。” 馮達旋說，他從前也像一般華裔教授那樣只關注自己的研究課題，只與同行、同事和學生來往。但自1998年至2001年他出任美國科學套用國際公司（Science Ap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副總裁後，發現生活的圈子突然擴大了，視野開闊了，認識的人多了，對社會能發揮的影響力也大了。 他說，目前，美國頂尖大學如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賓州大學、芝加哥大學、卡內基大學的校長都是猶太人。通過出掌知名大學，他們對美國社會發揮了重大影響力。 他說：“如果美國300所研究型大學有30位華裔校長，你說，美國和東亞的關係，會不會變得更好？” 最近，他們獲得中國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漢辦）的批准，成為德州第一所開辦“孔子學院”的大學。馮達旋刻意邀請湖北宜昌的三峽大學一起合作。 他說：“設立孔子學院也是我們培養學生具備世界觀的做法之一。選擇和三峽大學合作，是看重它對整個長江流域生態所起的作用。我們的孔子學院除了一般的文化活動，還將集中發展翻譯的工作，發揮中美橋樑的作用。” 新加坡大學須立足本土文化 “排名對大學是需要的，但不是唯一衡量大學成就的標準。我認為世界級一流的大學，是指對當地的人有很大的影響，甚至對國家的命運有影響的大學。” 他說：“就以中國北京大學來說，難道它不是世界級的一流大學嗎？我們要怎樣去評價它對中國的‘無形影響’呢？從北大開始的白話文運動、五四運動，深深影響了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國家100年之久，西方有哪所大學能做得到？北大第一任校長蔡元培在西方並不為眾人所知，但是北大如果沒有他，是不會有後來的發展。在蔡元培的領導下，北大不僅成為中國大學的核心成員，而且還是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和文化的靈魂，這樣的大學不能被評選為世界級一流大學，說得過去嗎？” 針對新加坡三所大學要成為世界級一流大學的提問，馮達旋說：“新加坡的大學必須在新加坡的文化里創建出來，必須成為能夠影響這裡的人，影響國家命運的學府。” 他不認為國家小，就不可能產生像北京大學那么偉大的大學。 他說：“英國的國土和人口，遠遠小過和少過中國、俄國和美國，但是英國出了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它們影響力的程度，遠遠超過它們應該有的。 “對新加坡來說，在小國當大學校長更是舉足輕重的事。因為大學是國家經濟的發動機，大學的發展，顯然深深影響了國家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