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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1980年代以後，美國的中國研究帶頭推動一股潮流，就是擺脫用主從關係看待中西關係——而這個“本土論 ”還是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多元現代化觀興起前已成的氣候。待到新近思潮來臨，把現代化等同於西方化的觀點徑直成為“政治上不正確”。馮客自不敢例外，不過，他論證中國人進入“現代”的許多方式乃紮根於本土，卻是“別有用心”。
馮客成名作《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出版於1992年，至1999年有中文譯本，曰《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頗受好評、廣被引用。究其原因，乃是中國學方面缺乏種族主義的研究，歷來的定見都認為中國人只有文化主義（culturalism）而沒有種族主義（racism），因此馮客這本書遂成為論中國人種族主義的權威性參考。該書指出種族主義在中國古已有之，尤其在國勢衰落時對外族的仇視甚至超過文化優越論，例如表現在排佛、抗滿、仇視白種人方面；又以唐朝輸入崑崙奴為例，指責中國人歧視黑人早於西方人。到了近代，中國人不過把西方種族主義銜接到固有的觀念上。
馮客此書的貢獻在糾正了認為中國對外的態度是“文化主義”的陳說，但他矯枉過正地把種族主義塞入中國人各時代的所有思想中。該書的第一章《作為文化的種族：歷史背景》說中國的文化主義是表、骨子裡其實是種族主義，交代了中國固有的文化主義其實是種族主義後，就將種族主義以分期方式貫穿了整部中國現代史：第二章《作為類型的種族（1793—1895）》、第三章《作為宗族的種族（1895—1903）》、第四章《作為民族的種族（1903—1915）》、第五章《作為種類的種族（1915—1949）》、第六章《作為種子的種族（1915—1949）》，最後是《後記：作為階級的種族（1949—？）》。
馮客在中國人的“世系”觀里也看到種族主義，因此將晚清流行的“種戰”觀念視為華南宗族械鬥的國際化！馮客從本土論邏輯出發，認為現代中國人的“國”不過是傳統“家”的延伸，兩者都強調共同祖宗和血緣。此外，在將“民族主義”（nationalism）與“種族主義”（racism）混淆上面，馮客亦犯了簡單化的毛病，他出書在先，自然無法看到我在2002年的書中之論證：19、20世紀之交已出現用社會心理學來建構“民族國家”，視“民族”是一個“心理的品種”而不是生物的品種，此說亦流行於當時中國。
最牽強附會的是他在中共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與反帝思想中亦嗅出“種族主義”，但在這裡馮客已淪於以道聽途說為憑的田地。他引用名不見經傳的某人在1967“文革”年的一樁“軼事”為證。此人遇見一些中國知識分子，並特別受到一位來自上海的教授的震盪：“對於這位曾經遊歷世界很多並曾去南非研究過種族隔離的教授來說，白種人是地球上唯一一種行為基本扭曲的生物，他們有生理上的缺陷；白種人是‘所有生物中不和諧的最大根源’。其他參加討論的人完全同意他的觀點。我被他們的姿態的激烈嚇了一跳。”
在1997年的一篇文章里，馮客談聞一多在美國，卻節外生枝地扯到白種人方才是中國人種族偏見的受害者：“可以理解，有些中國學生在國外是真正受到種族歧視，雖然毫無疑問這類感覺里也有自我加害（self-victimisa tion）和自我恥辱成分（self-humiliation）。更重要的是，他們常以自身的文化戲目去詮釋在國外的社交，強化把他者種族化（racialisation of others）的作風。”長期身受白人壓迫的黑人，對白人的種族仇視該是最為強烈的，似乎不應是中國人。但如把上述那段話的主體“中國人”改成“黑人”，並予以發表，馮客會吃不了兜著走吧！
馮客特別喜歡引用康有為在《大同書》中把黑人滅種的主張。試問當時中國境內有什麼黑人？康氏著作反映的不是白種人的世界觀又是什麼？馮客以維護黑人為名控訴中國人搞種族歧視，是不是他本人歧視中國人的障眼法呢？必須指出：把異族貶損至“非人化”的言論，在世界上任何時間、地點都會發生，種族主義是世上少見識者之陋見，毋庸替他們辯護。然而這些言論與西方帝國主義的“種族科學”以及依此而建立的國內外行政體制和暴行——例如屠猶政策、種族隔離、殖民地統治下的種族等級制，更毋庸說3K黨燒殺黑人，等等——不可相提並論。馮客對“多元現代化”的策略運用，是把它與某些中國人的陋見作一視同仁處理，亦即是把西方種族主義淡化了。反正天下烏鴉一般黑，為什麼獨挑西方人的種族主義呢？但從馮客陸續出版的著作中，我們看到：他主要是指責中國人在種族上歧視白種人。
馮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