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價值
餘姚河姆渡遺址河姆渡遺址是世界聞名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遺址總面積約四萬平方米，堆積厚度四米左右，上下疊壓著四個文化層，其中，第四文化層的時代，距今約七千年，是我國現已發現的最早的新石器時代地層之一。第三、四文化層保存了大量的植物遺存，動物遺骸，木構建築遺蹟和構件，以及數以千計的陶器、骨器、石器、木器等。
中國長江下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因在浙江省餘姚縣的河姆渡遺址首先發現，故於1976年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灣南岸的寧波，紹興平原，並越海東達舟山島。據放射性碳素斷代並經校正，年代約為公元前6000年。河姆渡文化的發現與確立，擴大了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的領域，說明在長江流域同樣存在著燦爛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該文化目前唯一經過較大規模發掘的是河姆渡遺址，在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由浙江省文管會、浙江省博物館主持，進行了兩期發掘。1982年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此外，在浙江鄞縣辰蛟，寧波八字橋，舟山白泉、大巨等地，都發現有河姆渡文化的晚期遺存。
發現的歷史
河姆渡遺址位於河姆渡鎮金吾廟村（原羅江鄉浪墅橋村）。它是1973年夏天當地農民建造排澇站時發現的，總面積約4萬平方米，自下而上疊壓著4個文化層，根據北京大學碳14實驗室測定，第四文化層距今約7000－6500年，第三文化層距今約6500－6000年，第二文化層距今約6000－5500年，第一文化層距今約5500－5000年。該遺址於1973年和1977年冬進行過兩次考古發掘，合計面積2630平方米，出土生產工具、生活器具、原始藝術品等文物6700餘件，還發現豐富的栽培稻穀和大面積的木建築遺蹟、捕獵的野生動物和家養動物的骨骸、採集的植物果實及少量的墓葬等遺存。所有這些，為研究我國遠古時代的農業、建築、制陶、紡織、藝術和東方文明的起源以及古地理、古氣候、古水文的演變提供了極其珍貴的實物資料。河姆渡遺址第一、二文化層的出土文物與省內湖州邱城遺址下層及嘉興市郊馬家濱遺址的器物相似，第三、四文化層的出土文物，在我省是新發現，而且它已擁有較為發達的耜耕農業、採用榫卯技術的乾欄式建築，在國內同時代的遺址中它的生產、生活水平處於領先地位，因此是一支全新的考古學文化，暫時命名為河姆渡文化。河姆渡遺址發現後，在海內外學術界引起巨大反響，為儘快把它公諸於世，1976年4月，國家文物局、浙江省文化局在杭州召開“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工作座談會”（實際是一次研討會），來自北京、上海、陝西、廣東、福建、安徽、浙江的專家學者和餘姚縣、羅江鄉的代表共60多人參加了這次座談會。與會專家學者認為河姆渡遺址的發現，證明在7000年前長江流域同樣有著繁榮的原始文化，與黃河流域一樣都是中華民族遠古文化的發祥地，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一致同意了對河姆渡文化的命名。1980－198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相關市縣文管會在寧紹平原作了新石器時代遺址的普查，近年來在基本建設中又陸續發現了一些，至今共發現河姆渡文化類型遺址47處，分布於錢塘江以南的沿海地區和舟山群島，其中以姚江平原最密集，計有25處，因此可以說，餘姚是河姆渡文化的故鄉
特徵
陶t器主要是夾炭黑陶和夾砂紅陶、紅灰陶。除素麵陶外，盛行在釜類腹底交錯拍印繩紋，陶器的寬邊口沿上常刻劃平行條紋、波浪、圓圈、葉形、谷穗狀等幾何圖樣，偶見白地深褐色紋的彩陶。以平底器和圜底器為大宗。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帶把缽、寬沿淺盤、垂囊式□、支腳等。與支腳配合使用的陶釜，始終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炊器。骨制生產工具豐富，尤其在早期，骨器數量遠超過石、木、陶質各種工具的總和，就目前所知，為中國新石器文化中所獨有。木器較精巧多樣。梯形不對稱刃石斧、拱背厚體石錛、骨耜、斜鋌骨鏃、管狀骨針、骨哨、木矛、木刀等，都是具有特色的器物。大批榫卯木構件及乾欄式建築的遺蹟，顯示了河姆渡文化的住房特點。
河姆渡遺址的第4、3層和第2、1層,分別代表河姆渡文化的早、晚兩期。①早期：約前5000～前4000年。陶系簡單，夾炭黑陶占絕對優勢。除磨平素麵外，繩紋較多，刻劃的幾何圖案花紋和動植物圖案突出。主要器形有斂口或敞口肩脊釜、直口筒式釜、頸部雙耳大口罐、寬沿淺盤、斜腹盆、環形單把缽、大圈足豆、盆形甑、塊狀體支腳等。石器種類少，一般磨製不精，斧、錛較厚碩，主要石器工具中未見穿孔者。②晚期：約前4000～前3300年。夾砂紅陶、紅灰陶數量最多。前段的泥質紅陶外壁紅內壁黑，常施紅陶衣；後段的泥質紅陶表里色澤一致,很少施陶衣。沿用繩紋,出現鏤孔紋飾。新出現鼎、落地式把兩足異形□、垂囊式□。其他主要器形還有敞口雞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牛鼻耳罐、折沿罐、鏤孔豆、空腹傾斜體支腳。石器多通體磨光，出現了扁平長條石錛，穿孔石斧、長方形雙孔石刀和石紡輪。
河姆渡遺址發掘發現的文物遺存具有數量巨大、種類豐富的特點，為研究距今七八千年前氏族公社繁榮時期人們的生產、生活情況提供了比較全面的材料。如兩次發掘出土的陶片達40萬片之多，用同樣的發掘面積作比較，是其它新石器時代遺址所不及。又如出土的紡織工具有紡輪、繞紗棒、分徑木、經軸、機刀、梭形器、骨針近10種，根據這些部件，可以復原當時的織機，其它的遺址就沒有這么具體。它的文化特色主要還在稻作農業、乾欄式建築、紡織和水上交通方面。
（1）耜耕農業：河姆渡遺址兩次考古發掘的大多數探坑中都發現20－50厘米厚的稻穀、穀殼、稻葉、莖桿和木屑、葦編互動混雜的堆積層，最厚處達80厘米。稻穀出土時色澤金黃、穎脈清晰、芒刺挺直，經專家鑑定屬栽培水稻的原始粳、秈混合種，以秈稻為主（占60%以上）。伴隨稻穀一起出土的還有大量農具、主要是骨耜，有170件，其中2件骨耜柄部還留著殘木柄和捆綁的藤條。骨耜的功能類似後世的鏟，是翻土農具，說明河姆渡原始稻作農業已進入“耜耕階段”。當時的稻田分布在發掘區的北面和東面，面積約6公頃，最高總產為18.1噸。
農業起源表明人類社會從單一的攫取式經濟開始向生產式經濟發展，這一轉變拓展了食物來源，為人類發展奠定物質基礎，所以在人類發展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河姆渡原始稻作農業的發現糾正了中國栽培水稻的粳稻從印度傳入、秈稻從日本傳入的傳統說法，在學術界樹立了中國栽培水稻是從本土起源的觀點，而且起源地不會只有1個的多元觀點，從而極大地拓寬了農業起源的研究領域。河姆渡遺址人工栽培稻穀的發現說明農業不是哪個聖人發明的，而是人類自身進步的結果，從而有利人們樹立辯證唯物主義史觀和民眾觀念。
（2）乾欄式建築：河姆渡遺址兩次發掘範圍內發現大量乾欄式建築遺蹟，特別是在第四文化層底部，分布面積最大，數量最多，遠遠望去，密密麻麻，蔚為壯觀。建築專家根據樁木排列、走向推算，第四文化層時至少有6幢建築，其中有幢建築長23米以上，進深6.4米，檐下還有1.3米寬的走廊。這種長屋裡面可能分隔成若干小房間，供一個大家庭住宿。清理出來的構件主要有木樁、地板、柱、梁、枋等，有些構件上帶有榫頭和卯口，約有幾百件，說明當時建房時垂直相交的接點較多地採用了榫卯技術。河姆渡遺址的建築是以大小木樁為基礎，其上架設大小梁，鋪上地板，做成高於地面的基座，然後立柱架梁、構建人字坡屋頂，完成屋架部分的建築，最後用葦席或樹皮做成圍護設施。其中立柱的方法也可能從地面開始，通過與樁木綁紮的辦法樹立的。這種底下架空，帶長廊的長屋建築古人稱為乾欄式建築，它適應南方地區潮濕多雨的地理環境，因此被後世所繼承，今天在我國西南地區和東南亞國家的農村還可以見到此類建築。建造龐大的乾欄式建築遠比同時期黃河流域居民的半地穴式建築要複雜，數量巨大的木材需要有專人策劃，計算後進行分類加工，建築時需要有人現場指揮，否則七高八低，彎彎曲曲的房子是不牢固的。建築技術說明河姆渡人已具有現代人一樣較高的智商。
（3）紡織、交通工具和髹漆技術的出現：河姆渡遺址出土的紡織工具數量之多、種類之豐富為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所罕見。數量最多的是紡輪，有300多件，質地以陶為主，還有石質和木質，形狀以扁圓形最常見，另有少量剖面呈梯形狀。織的方面有經軸、分經木、繞紗棒、齒狀器、機刀、梭形器等，紡織專家認為這是原始踞織機的部件。縫紉用的是骨針，有90多件，最小的骨針長僅9厘米，徑大0.2厘米，針孔大0.1厘米，與今天大號鋼針差不多。從出土的葦編和器物上精緻的圖案看，當時織品為經緯線數量相同的人字紋和菱紋。河姆渡遺址出土的木槳共8支，系用原木製作，形似後世的木槳，只是形體略小一些。有槳一定有船，推測河姆渡人已划著獨木舟在湖泊之中捕魚采菱，也可能用於氏族間交流時的交通工具。河姆渡遺址發現的漆器有20多件，早期單純用天然漆漆於木器表面，稍後在天然漆中摻和了紅色礦物質，使器物色彩更加鮮亮，第三文化層中出土的木胎漆碗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4）發現以象牙雕刻為代表的原始藝術品：河姆渡遺址發現的原始藝術品可分為獨立存在的純藝術品和施刻於器表之上集實用和觀賞於一體的裝飾藝術兩大類，而以後一類數量居多，充分表現了河姆渡人的審美興趣和文明程度。藝術品中最為人稱道的是“雙鳥朝陽”紋象牙雕刻件，該器長16厘米、寬5.9厘米、厚約1厘米，形似鳥窩。器物正中陰刻5個同心圓，外圓上部刻火焰紋，兩側各有一隻圓目利喙的鷙鳥向對而視。畫面布局嚴謹，線條虛實結合，圖畫寓意深刻，有人說它象徵太陽，另有人認為是鳥在孵蛋，象徵對生命、生殖的崇拜。說明該器物具有強烈的宗教意義，原始先民已有複雜的精神生活。
環境
餘姚河姆渡遺址 河姆渡南面的四明山，北面姚江平原中部的慈南山地和東面南北走向的烏石山、羊角尖山、雲山等低山丘陵三組山系構成碩大的工字，這種地貌尤如今天圍海造田工程上拋築的丁壩和順壩，具有很大的促淤成陸功能。距今1萬年前開始的全新世初大規模海侵時，四明山北麓成為一片淺海，從長江口順潮而下的泥砂搬運到這裡後，受工字形地貌的阻擋而沉積下來，使河姆渡一帶的淤積快於其兩翼，當海退開始後，河姆渡一帶自然最先出露成陸。根據低塘鎮西村地下31米處發現的貝殼層的年代8020年，推測海退發生在距今7500年左右，所以距今7000年前河姆渡確實是四明山前的一塊高地。研究過程中委託南京大學所作的河姆渡遺址地質土樣古代微生物、孢粉、土壤粒度和含鹽量的檢測結果印證了課題組的研究結論。
根據河姆渡遺址孢粉資料和考古發掘材料分析，7000年前河姆渡的氣候比現在溫暖濕熱，平均氣溫比現在高3－4℃，年降雨量比現在多500毫米左右，與現在的廣東、廣西南部和海南島相似。在地理方面最大的差別就是遺址南面還沒有姚江阻隔，只有芝嶺溪水在遺址的西南流過。遺址的東面是一片平原，西面、北面瀕臨河姆渡——丈亭——二六市大湖，河姆渡處於湖泊沼澤、平原、草地、丘陵、山岡多種地貌的複雜環境，所以這裡的動植物資源特別豐富，非常有利河姆渡先民的生產、生活。值得一提的是，當河姆渡成陸時，“工字形”地貌兩翼，即現在的餘姚城區以西、寧波市西郊以東地區尚處於淺海之中，海水漲落有規律地推動湖水升、降，為河姆渡人的稻田創造了自灌條件，使河姆渡人以最少的投入獲得最多的稻穀。因此河姆渡人可以騰出更多時間、更多勞力去建造龐大的乾欄式建築，有時間去發展紡織、漆木器生產。良好的自然環境是河姆渡文化繁榮的關鍵因素，而河姆渡人對自然萬物的認識和利用則是決定因素
經濟發展
（1）農業和家畜飼養：河姆渡第 4層較大面積範圍內，普遍發現稻穀遺存，有的地方稻穀、稻殼、莖葉等互動混雜,形成 0.2～0.5米厚的堆積層,最厚處超過1米。稻類遺存數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史上罕見的。經鑑定，主要屬於栽培稻秈亞種晚稻型水稻。它與馬家浜文化桐鄉羅家角遺址出土的稻穀，年代都在前5000年，是迄今中國最早的兩例稻穀實物，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這對於探討中國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農業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義。河姆渡文化代表性的農具有骨耜，僅河姆渡一處就出土上百件。採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製成，肩臼處一般穿鑿橫銎，骨質較薄者則無銎而將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豎槽並在其兩側各鑿一孔。還發現了安裝在骨耜上的木柄,下端嵌入槽內,橫銎里穿繞多圈藤條以縛緊，頂端作成丁字形或透雕三角形捉手孔。此外，還有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雙孔石刀和長近1米的舂米木杵等。
家畜主要有豬、狗。破碎的豬骨和牙齒到處可見，並發現體態肥胖的陶豬和方口陶缽上刻的豬紋。有一件陶盆上刻劃著名稻穗豬紋圖像，大體是家畜飼養依附於農業的一種反映。此外，還出土較多的水牛骨頭，可能牛也已被馴養。
（2）漁獵：河姆渡出土大量野生動物遺骨，計有哺乳類、鳥類、爬行類、魚類和軟體動物共40多種。絕大多數是梅花鹿、水鹿、四不象（麋鹿）、麂、獐等鹿科動物，僅鹿角即有 400多件。鳥、魚、龜、鱉遺骨數量也不少。還發現有極少的亞洲象、蘇門犀、紅面猴等溫熱地帶動物的遺骸。骨鏃達千餘件之多，以鋌部不對稱的長鋒或短鋒斜鋌鏃較富特色，另有窄長鋒柳葉形鏃、鈍尖或銳尖的錐形帶鋌鏃等形制。未見網墜之類漁具，而存在大量魚骨，有些骨鏃當兼用於射魚。其他漁獵工具還有木矛、骨魚鏢等。柄葉連體木槳的發現，說明已有舟楫之便，除用於交通外，可能也在漁撈活動中乘用。利用禽類骨管雕孔製成的骨哨，既是一種樂器，狩獵時也可吹音用以誘捕動物。
（3）原始手工業：陶器以夾炭黑陶最富特點。尤其在早期，無論炊器和飲食容器,都屬這種陶質。胎泥純淨,含鐵量僅為1.5%左右。以大量的稻殼及稻的莖、葉碎末為羼和料。工藝技術上比較原始，器物均為手制，不甚規整；據測試，燒成溫度為800～900℃，在缺氧的還原焰中燒制而成。胎質比較粗厚疏鬆，重量較輕，吸水性強。晚期階段，基本上仍用手制，但有的經慢輪修整。出現了三足器、袋足器等較複雜的器形，有的陶器燒成溫度提高到1000℃左右。
關於編結紡織，在河姆渡發現有蘆葦席殘片，採用二經二緯的編織法。質輕的木紡輪，連同大小輕重不一的陶、石紡輪。可供抽紗捻線之用。還發現了據認為可能屬於原始腰機部件的木質打緯刀、梳理經紗的長條木齒狀器、兩端削有缺口的卷布軸等。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製作比較發達，有耜、鏃、魚鏢、哨、錐、針、管狀針、匕、有柄匕、梭形器、鋸形器、鑿、匙等各種器物，廣泛使用於生產和生活領域。有笄、管、墜、珠等裝飾品。還有蝶形器（原料有木、石、骨、象牙4種)、靴形器等暫不明用途的器物。磨製普遍精細，少數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圖案花紋或雙頭連體鳥紋，堪稱精美的實用工藝品。另有20餘件象牙製品，其中刻有雙鳥朝陽圖像的蝶形器、鳳鳥形匕狀器、雕刻編織紋和似蠶紋的小盅等，顯示了當時的精湛技藝
考古發現
（1）鳳鳥形象牙匕狀器：河姆渡人木作工藝十分突出。除木耜、小鏟、杵、矛、槳、槌、紡輪、木刀等工具外，還發現了不少安裝骨耜、石斧、石錛等工具的把柄。用分叉的樹枝和鹿角加工成的曲尺形器柄，叉頭下部砍削出榫狀的綑紮面，石斧當是捆綁在左側，石錛則綑紮在前側。河姆渡遺址出土的許多建築木構件上鑿卯帶榫，尤其是發明使用了燕尾榫、帶銷釘孔的榫和企口板，標誌著當時木作技術的突出成就。在河姆渡第3層出土一件瓜棱狀斂口圈足木碗,外表有薄層的朱紅色塗料，剝落較甚，微顯光澤，經鑑定是生漆，這是中國迄今最早的漆器。
（2）房屋和水井：河姆渡文化盛行一種栽樁架板高於地面的乾欄式建築。在河姆渡遺址各文化層，都發現了與這種建築遺蹟有關的圓樁、方樁、板樁、梁、柱、木板等木構件，共達數千件。第4層的一座乾欄式長屋,樁木和相緊靠的長圓木殘存220餘根,較規則地排列成4行,互相平行，作西北—東南走向。現存最長一行樁木長23米，由西南到東北的第 1、2、3行之間的距離大體相等，合計寬約7米，推知室內面積在160平方米以上。第3、4行的間距1.3米,這是設在面向東北一邊的前廊過道。建築遺蹟範圍內，出土有蘆席殘片，許多陶片以及人們食後丟棄的大量植物皮殼、動物碎骨等。這座大型乾欄式建築當屬公共住宅，室內很可能隔成若干小房間。乾欄式建築是中國長江以南地區新石器時代以來的重要建築形式之一，目前以河姆渡發現的為最早。除乾欄式建築外，早期稍後，還出現一種立柱式地面建築，在柱洞底部墊放木板作為基礎，有的則是填塞紅燒土塊、粘土和碎陶片等，填實加固形成臼狀柱礎，中間立木柱。
（3）榫卯木構件和企口板：在河姆渡遺址第 2層發現一眼木構淺水井遺蹟。這是中國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遺蹟，也是迄今發現的採用豎井支護結構的最古老遺存。水井位於一處淺圓坑內，井口方形,邊長約2米，井深約1.35米。井內緊靠四壁栽立幾十根排樁，內側用一個榫卯套接而成的水平方框支頂，以防傾倒。排樁上端平放長圓木，構成井口的框架。水井外圍是一圈直徑約6米呈圓形分布的28根柵欄樁,另在井內發現有平面略呈輻射狀的小長圓木和葦席殘片等，可見井上還當蓋有井亭。
（4）墓葬：在河姆渡第4層的居住區,發現以陶釜、陶罐為葬具的嬰兒瓮棺葬2座。第1至3層有20多座墓,均不見墓坑和葬具,僅有1座以木板墊底。成人和嬰兒多為單人葬。有3座是兩人合葬墓，其中1座是兩個兒童。第2和3層內的墓流行單人側身屈肢葬,個別的是俯身葬,頭向東或東北,大多數無隨葬品。第1層內的墓流行單人仰身直肢葬，也有個別仰身屈肢葬，頭向不一，以西北的居多，普遍有隨葬品但並不豐富，最多的兩座墓各有6件,一般放置釜、豆，少見生產工具。總的看，不同時期的葬式、頭向和隨葬品是有所變化的。
文化關係
以河姆渡遺址第 4層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早期遺存,與以羅家角遺址第4層為代表的馬家浜文化羅家角類型，年代相當，陶器中的六角形口沿的盤盆類和弧斂口雙耳缽等形制接近，表明兩者之間存在一定的聯繫。河姆渡文化晚期的前、後階段，分別與馬家浜文化馬家浜類型和崧澤文化（見崧澤遺址大體同時。馬家浜類型發達的素麵腰沿釜（或稱寬檐釜），在河姆渡文化晚期前一階段偶有所見,反之,河姆渡文化晚期數量雖少但富有特徵的垂囊式□，在馬家浜類型中也有個別發現。河姆渡文化晚期後一階段，長條石錛、突棱鏤孔豆、花瓣形圈足、鑿形鼎足等，均與崧澤文化的風格相同。河姆渡文化晚期可能受到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的強烈影響。也有人認為，河姆渡遺址第4層、第3層是新發現的河姆渡文化，第2層、第1層則應分屬於馬家浜文化馬家浜類型和崧澤類型（或單獨命名為崧澤文化），並進而提出由河姆渡文化發展為馬家浜文化的意見。河姆渡文化的早、晚期銜接關係及發展去向，有待於在發現更多的材料的基礎上進行深入分析；對其晚期遺存的性質和歸屬，需再作進一步的研討。 河姆渡文化的原始藝術豐富多彩，在陶器上有雕刻和堆塑的動植物圖案，有陶塑的豬、羊、人頭等，有骨雕和象牙雕作品，還有至今仍能吹出樂曲的骨哨。河姆渡遺址的發現，證明了早在六七千年前，長江下游已經有了比較進步的原始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發祥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