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知學派

在《大學質疑》中,他對“致知”、“誠意”進行闡釋,認為,“知止”之“知”即“致知”之知。 所以,“致知二字尤為《大學》之首功”。 而《中庸》之“慎獨”即《大學》之“誠意”。

概述

〖養知學派〗創始人郭篙燾(1818-1891)。嵩燾,字伯琛,號筠仙,清湘陰(今屬湖南)人。因其室名“養知書屋”,學者稱他為“養知先生”,故名此派為養知學派。嵩燾為清末著名政治家、學者和外交家。他晚年家居時曾主講城南書院和思賢講舍。嵩燾家學有其侄慶藩承傳。其交遊者有曾國藩、劉蓉、陳澧、王先謙等,其中與曾國藩、劉蓉交往尤密。此派為學,始宗朱熹,後致力於考據訓詁,尤致力於研究當世之務。其治經,先玩味本文,采漢宋諸說以求義之可通,博學慎思歸於至當,而不囿於一家之言。嵩燾於諸經,著有《禮記質疑》四十九卷、《大學質疑》一卷、《中庸質疑》二卷,《周易釋例》四卷、《毛詩餘義》二卷。在《大學質疑》中,他對“致知”、“誠意”進行闡釋,認為,“知止”之“知”即“致知”之知。《大學》工夫歸重誠意,但非致知則誠意或疏於偏而不足以盡道。故“《大學》開端說個知止,而推言始終本末之序,始提出明明德於天下,窮究到致知、誠意以顯明德新民之實功,大義微言畢具於此”。所以,“致知二字尤為《大學》之首功”。他又提出,“誠意、致知兩項工夫,卻是並進,不能劃分先後”。而聖賢“言致知處淺而略,言誠意處深而詳。蓋致知之理易明,而誠意之功難盡。誠意者又為聖學之基也,性致知乃能誠意,尤必誠意乃能致其知”。他認為《大學》精蘊就在於此。在《中庸質疑》中,他對人性問題曾加以論述。認為人之本性原於天,而麗於道,因“其原固無二”,故人與天地同量。性含萬善,仁義禮智信乃性之德。而人物各循其自然即謂之道,故“率乎性而為道”,此為“聖人盡性之功”。他又指出,《中庸》之“慎獨”分存養、省察二義,皆得之身體力行,此乃為學者指示入德之方。而《中庸》之“慎獨”即《大學》之“誠意”。“聖人之至誠澈上澈下工夫,不越慎獨”。郭嵩燾思想中最有價值的部分,在於其虛心研究西方、積極主張學習西方先進事物的膽識和見解。他曾任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出使英法兩國,十分了解中外情勢。他首先打破了儒家“夷夏之防”的傳統看法,指出,自南宋以來,士大夫就高倡“夷夏大防”,以至於“七八百年,盡士大夫之心相率趨於愚妄,百莫知其所以然”。“西洋之局,非復金元之舊矣,而相與祖述南宋諸儒之議論,以劫持朝廷,流極敗壞,至於今日而不悟”(《郭嵩燾日記》)。“三代聖時,聖人政教所及,中士一隅而已,湖南、江浙,皆蠻也”,“是所謂戎狄者,但據禮樂政教所及言之。其不服中國禮樂政教,而以寇鈔為事,謂之夷狄。為其候盛候衰,環起以立國者,宜以中國為宗也。非謂盡地球縱橫七萬里,皆夷狄,獨中士一隅不問其政教風俗何若,可以凌駕而出其上也。”(郭嵩燾《復姚彥嘉書》)。故郭嵩燾積極主張向西方學習,他在給李鴻章的信函中提出,中國學習西方,不應僅僅著眼於一般的船政、鐵路、製造之類的洋務,而且還應研究西方的政治制度並加以吸收。郭慶藩,乃嵩燾弟昆燾之子,他亦積極主張向西方學習先進事物,曾言於王文韶,“論鐵路、電報、郵政、礦務四者宜急舉。其明識遠慮,已抗言於事前二十年矣”(徐世昌《清儒學案》)。慶藩長於文字訓詁和考證。著有《許書轉注說例》一卷、《說文經字考辨證》四卷、《說文答問疏證補誼》八卷、《說文經宇正誼》四卷、《合校方言》四卷、《莊子集釋》二十四卷、《泊然□文集》二卷、《□園□稿》二卷、《尺牘八卷》、《梅花書屋詩集》六卷。郭嵩燾所著還有《訂正朱子家禮》六卷、《養知書屋文集》二十八卷、《奏疏》十二卷、《湘陰圖志》三十四卷、《綏邊徵實》二十四卷、《詩集》十五卷、《讀書記》若干卷。陳溶評郭嵩燾經學云:“經學難者三禮,國朝經學極盛,諸經師林立,而兼治三禮者蓋寡。湘陰郭公兼治三禮,著書滿家,納繹乎文,復乎註疏,必求心之所安而後已;其有不安,則援據群經,稽核六書而為之說,故有易注者,有易疏者,有與註疏兼存者,於國朝經師中卓然為一家。”(《<禮記質疑>序》。繆荃蓀評嵩燾政見云:“先生於舉世譁笑之中,求其所以為保邦制治以自立於不敗,而知宋以來士大夫之議論,虛橋誇張。不求實用,一禍宋,再禍明,以至本朝。所言均決於機先,並以鴉片為當禁,教民應分別約束,鐵路應辦。礦務應開,一切內政當整頓,而練兵為後。皆閱歷有得之言。”(繆荃蓀《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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