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知學派

在《大學質疑》中，他對“致知”、“誠意”進行闡釋，認為，“知止”之“知”即“致知”之知。 所以，“致知二字尤為《大學》之首功”。 而《中庸》之“慎獨”即《大學》之“誠意”。

概述

〖養知學派〗創始人郭篙燾（１８１８－１８９１）。嵩燾，字伯琛，號筠仙，清湘陰（今屬湖南）人。因其室名“養知書屋”，學者稱他為“養知先生”，故名此派為養知學派。嵩燾為清末著名政治家、學者和外交家。他晚年家居時曾主講城南書院和思賢講舍。嵩燾家學有其侄慶藩承傳。其交遊者有曾國藩、劉蓉、陳澧、王先謙等，其中與曾國藩、劉蓉交往尤密。此派為學，始宗朱熹，後致力於考據訓詁，尤致力於研究當世之務。其治經，先玩味本文，采漢宋諸說以求義之可通，博學慎思歸於至當，而不囿於一家之言。嵩燾於諸經，著有《禮記質疑》四十九卷、《大學質疑》一卷、《中庸質疑》二卷，《周易釋例》四卷、《毛詩餘義》二卷。在《大學質疑》中，他對“致知”、“誠意”進行闡釋，認為，“知止”之“知”即“致知”之知。《大學》工夫歸重誠意，但非致知則誠意或疏於偏而不足以盡道。故“《大學》開端說個知止，而推言始終本末之序，始提出明明德於天下，窮究到致知、誠意以顯明德新民之實功，大義微言畢具於此”。所以，“致知二字尤為《大學》之首功”。他又提出，“誠意、致知兩項工夫，卻是並進，不能劃分先後”。而聖賢“言致知處淺而略，言誠意處深而詳。蓋致知之理易明，而誠意之功難盡。誠意者又為聖學之基也，性致知乃能誠意，尤必誠意乃能致其知”。他認為《大學》精蘊就在於此。在《中庸質疑》中，他對人性問題曾加以論述。認為人之本性原於天，而麗於道，因“其原固無二”，故人與天地同量。性含萬善，仁義禮智信乃性之德。而人物各循其自然即謂之道，故“率乎性而為道”，此為“聖人盡性之功”。他又指出，《中庸》之“慎獨”分存養、省察二義，皆得之身體力行，此乃為學者指示入德之方。而《中庸》之“慎獨”即《大學》之“誠意”。“聖人之至誠澈上澈下工夫，不越慎獨”。郭嵩燾思想中最有價值的部分，在於其虛心研究西方、積極主張學習西方先進事物的膽識和見解。他曾任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出使英法兩國，十分了解中外情勢。他首先打破了儒家“夷夏之防”的傳統看法，指出，自南宋以來，士大夫就高倡“夷夏大防”，以至於“七八百年，盡士大夫之心相率趨於愚妄，百莫知其所以然”。“西洋之局，非復金元之舊矣，而相與祖述南宋諸儒之議論，以劫持朝廷，流極敗壞，至於今日而不悟”（《郭嵩燾日記》）。“三代聖時，聖人政教所及，中士一隅而已，湖南、江浙，皆蠻也”，“是所謂戎狄者，但據禮樂政教所及言之。其不服中國禮樂政教，而以寇鈔為事，謂之夷狄。為其候盛候衰，環起以立國者，宜以中國為宗也。非謂盡地球縱橫七萬里，皆夷狄，獨中士一隅不問其政教風俗何若，可以凌駕而出其上也。”（郭嵩燾《復姚彥嘉書》）。故郭嵩燾積極主張向西方學習，他在給李鴻章的信函中提出，中國學習西方，不應僅僅著眼於一般的船政、鐵路、製造之類的洋務，而且還應研究西方的政治制度並加以吸收。郭慶藩，乃嵩燾弟昆燾之子，他亦積極主張向西方學習先進事物，曾言於王文韶，“論鐵路、電報、郵政、礦務四者宜急舉。其明識遠慮，已抗言於事前二十年矣”（徐世昌《清儒學案》）。慶藩長於文字訓詁和考證。著有《許書轉注說例》一卷、《說文經字考辨證》四卷、《說文答問疏證補誼》八卷、《說文經宇正誼》四卷、《合校方言》四卷、《莊子集釋》二十四卷、《泊然□文集》二卷、《□園□稿》二卷、《尺牘八卷》、《梅花書屋詩集》六卷。郭嵩燾所著還有《訂正朱子家禮》六卷、《養知書屋文集》二十八卷、《奏疏》十二卷、《湘陰圖志》三十四卷、《綏邊徵實》二十四卷、《詩集》十五卷、《讀書記》若干卷。陳溶評郭嵩燾經學云：“經學難者三禮，國朝經學極盛，諸經師林立，而兼治三禮者蓋寡。湘陰郭公兼治三禮，著書滿家，納繹乎文，復乎註疏，必求心之所安而後已；其有不安，則援據群經，稽核六書而為之說，故有易注者，有易疏者，有與註疏兼存者，於國朝經師中卓然為一家。”（《＜禮記質疑＞序》。繆荃蓀評嵩燾政見云：“先生於舉世譁笑之中，求其所以為保邦制治以自立於不敗，而知宋以來士大夫之議論，虛橋誇張。不求實用，一禍宋，再禍明，以至本朝。所言均決於機先，並以鴉片為當禁，教民應分別約束，鐵路應辦。礦務應開，一切內政當整頓，而練兵為後。皆閱歷有得之言。”（繆荃蓀《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