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經歷
韋卓民韋卓民（1888—1976）生於廣東中山縣一個茶商的家庭，少年時入私塾讀經史，勤奮而聰慧。1903年，15歲隨父來武漢，自費就讀於武昌文華書院備館（書院有正館備館之分，前者為大學部，後者為中學部）。一九○六年，革命團體“日知會”在文華活動頻繁，他經常聽“日知會”舉辦的演講，深受感染。在此期間，他擔任了文華校刊《文華學界》的編輯（主編為余日章，劉靜庵），並以“法蘭西”為筆名發表鼓吹革命的文章。
1907年，他升入文華書院正館學習，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畢業時，在學校英文季刊《文華評論》和上海《教務雜誌》發表題為《中國古籍中的上帝觀和祭祖的研究》論文為吳德施主教所重視。吳說這是中國人第一次寫的關於探討上帝觀的論文。聘他為正館一年級數學老師和備館英語數學老師，這時他受洗為甚督教徒。1918年到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進修哲學，翌年獲哲學碩士學位。回國後，任文華大學（這時書院正館改稱大學）哲學教授，1924年，任華中大學副校長兼教務長。1927年，赴英國倫敦大學留學，獲哲學博士學位。1929年回國，任華中大學校長兼文學院院長。至1927年，他正式擔任教區理事會教育部長和華中大學校長。在同年舉行的第十一屆教區會議上，討論了當時部分教會學校停辦，學生失學的問題。他建議文華中學應儘量收留這些失學學生。
三四十年代，韋在華中大學校長任內，曾三次應邀赴美國講學，並受聘為耶魯大學、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倫理學客座教授。1934年，為擴建華中大學事，在美國募集基金，獲得一些教會常年捐助。同年，在其主持下，改華中大學向美國政府立案為向國民政府教育部立案，以擺脫外致電華中大學代理校長黃溥，囑其遷校桂林，並匯回遷校經費。
1938年他由美經檀香山、馬尼拉講學後返回桂林。時華中大學已由武昌遷至桂林，他專心主持校務。九月，他被國民政府選為國民參政會第一屆參政員。在一屆二次會上，他連續副署了中共代表團的兩個提案。其一是：陳紹禹，秦邦憲、林祖涵、吳玉章、董必武、鄧穎超六人提案。擁護蔣委員長和國民政府加強民族團結，堅持持久抗戰，爭取最後勝利；其二是：吳玉章提案：加強國民外交，推動歐美有關人士敦促各國政府對日本侵略者實施經濟制裁。兩提案分別於11月1日和5日通過。1939年12月，為避免日機轟炸，親自帶領師生員工，將華中大學遷到雲南大理喜洲壩。
1940年，他再度被遴選為第二屆參政員。次年3月，即中皖南事變不久，在重慶召開的一次國民參政會的會議上，王雲五要他發言反共，他予以拒絕，堅決主張國共團結，一致抗日。會後，他再次應邀出國講學，先應美國哥倫比亞神學院之聘，主講《中國文化》（後在紐約出版，書名為《中國文化之精神》），使美國各界人士加深了對中國悠久文化和中華民族的優秀品德的理解。1946年8月，從美國講學歸來，繼續主持已遷回武昌的華中大學的校政。1947年3月，當選為湖北省基督教聯合會主席。1948年，國民黨政府要求華中大學南遷桂林，他在地下黨和民主愛國師生影響下，拒絕南遷。並拒絕向國民黨武漢警備司令部提交本大學地下黨員名單。武漢解放前夕，支持進步學生的愛國運動，設法保護學生中的共產黨員。
武漢解放後的1949年12月3日至11日，他和武漢地區其他宗教界知名人士張海松、萬福林、肖國貴等人，接待了全國基督教訪漢五人代表團（團長吳耀宗），多次聽取了該團關於第一屆人民政協和《共同綱領》的傳達報告，他的思想領受啟發。而後他參加了武漢基督教界新民主義研究會的學習活動。1950年2月，省基聯在武昌希理達女中舉行第二屆年會，他在一次發言中說：“在《共同綱領》指導下，教會有了自由，基督徒應為建設新中國而努力。”在這次年會上，他被選為省基聯主席。這年七月，他主持省基聯，回響國家抗美援朝的號召，動員信友們踴躍參軍和捐獻飛機大炮，並選派代表參加“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
9月23日，《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一文發表，他是文章的發起人之一。緊接著，他又以省基聯的名義向全省基督徒發出通知，號召他們積極投身於“三自革新”活動。他在11月14日的省、市基督教、天主教聯合舉行的座談會上，對帝國主義宗教分子奧斯汀污衊我國宗教政策的言論發表抗議宣言。
1951年五月，省市基督教、天主教有關團體、學校、醫院、留美學生一萬五千人舉行盛大集會，由韋卓民先生任總主席團主席。這次大會通過了兩項議案：一、凍結美國在華存款及財產；二、接受外國津貼之文化教育機構、救濟機構、宗教團體、應向人民政府進行登記。是年，華中大學由人民政府接管，改為國立，並改建為華中師範學院。韋卓民參予了改建的領導工作，並在華中師院講授政治系哲學課程。他號召基督教會的教友們為科學研究、宗教研究、醫學翻譯等工作作出更多的努力，爭取為保衛世界和平作出更大的貢獻。
在1957年反右派鬥爭中，他被錯劃為右派分子。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他婉言謝絕了國外友人給他的各種饋贈，甘願與全國人民同甘共苦。十年內亂期間，他樂觀地認為“動亂局面不會長久，相信國家會有好的轉機”。1976年，病逝於武昌，終年88歲。
1979年，中共湖北省委統戰部對其劃右問題予以改正。1984年，有關部門舉行了“傑出的教育家、哲學家、愛國者韋卓民先生紀念會”，高度評價他為中國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作出的重大貢獻。韋曾任武漢政協委員、湖北省對外文化協會副會長。曾系統地研究孔、孟、老、墨以及佛家、道家的哲學思想。於西洋哲學史。在國內外正式出版的重要論著和譯著有《孔門倫理》、《亞里斯多德邏輯》、《康德哲學講解》等10多種。尚待整理出版的論著、譯著有《形式邏輯綱要》、《精神哲學》等15種。
教育有道
韋卓民先生不僅學貫中西，而且辦學有方。他利用教會大學的特殊地位和條件，多方籌募經費，加強師資建沒，注重嚴格管理，使華中大學成為當時華中地區有影響的高等學府之—。在他的力邀下，—批國內外的著名學者，如錢基博、蔡尚思、游國恩、陰法魯、包鷺賓、傅懋績、王玉哲等人都曾在該校執教。為了辦學校，韋卓民先生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強管理：第一，生入學後，要進行“甄別考試”，把外文水平相近的學生分到一個班，進行不同的講授。學校規定了中期考試，學生經過四個學期末的考試及格，就參加一為時兩天的中文、英文以及兩三門專業課的中期考試，學生只有在中期考試及格後再讀兩年才能參加畢業考試，並要靠四年主修的課程，同時並經過畢業論文的研究、工作的鍛鍊等，這樣就保證了學生學到一定的專業基礎理論知識，並且有一定的調研、實驗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其次，加強圖書、一起設備建設和鼓勵開展學術活動。華中大學繼承了有名的“文華公書林”圖書館特色，並不斷地充實，還在各系都設定專業參考室或閱覽室，幾個自然科學系都有條件交好的實驗室，如物理系建起中國第一個電離層實驗室和中國第一個地磁測量站。第三，注意在辦學中講民主、講法治。由於教會大學的經費大都來自外國教會，外國教會的辦學經費並不都是現金，多半是教會付工資的教師，他們之中有些是該國教會的駐校代表，但對怎樣辦好一個中國的大學，往往都是外行。針對這種情況，韋卓民先生採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如把校董事會設法設在中國，逐漸把學校的主要行政負責人改換為中國人擔任，在學校設立教務委員會與教務會議。
大事年表
韋卓民（1888-1976），原名韋鉅，字勛奧，廣東香山縣（今屬珠海市）人，著名教育家、康德哲學研究專家。
1888年12月7日：誕生於廣東省香山縣（現珠海市）。
1915年春：獲武昌文華大學（華中大學前身）文學碩士學位。
1919年7月：獲哈佛大學哲學碩士學位。
1920年9月：任文華大學哲學教授。
1929年7月：獲英國倫敦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後回國出任華中大學校長。
1938年：受聘為美國耶魯大學倫理學客座教授。
1949年：被推選為湖北省基督教聯合會理事長。抵制國民政府脅迫華中大學南遷的命令，將華中大學完整地交給中央人民政府。
1950年5月：出席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基督教第一次“三自”愛國會議，與全體代表一起，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接見。
1961年：10月，“右派分子”帽子被摘除。譯著《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釋義》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筆名“綽然”。
1963年：譯著《康德哲學講解》、《康德哲學原著解讀》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1964年：譯著《判斷力批判》上、下卷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1966年6月：“文革”開始，遭到迫害。
1974年5月：與戴惠瓊結婚。11月，正式退休。在家潛心撰寫《黑格爾<小邏輯>評註》，病逝前已完成50多萬字。
1976年3月26日：因病與世長辭。
“先生指導後學是不辭勞苦，不怕厭煩的。他回答我問題的覆信往往多至十頁以上，且正反兩面書寫，筆畫清晰，端正，幾乎從無圈改塗抹之處……有一次接到他的覆信較遲，讀了之後，才知道他有好幾天發高燒，已臥床多日，這封信是他起床不久，就連忙作復的。我一邊讀信，一邊感動不已。”
——著名文化大家王元化回憶韋卓民先生對自己的指導
一年拿下哈佛碩士學位
1888年12月7日，韋卓民出生於廣東省香山縣（現珠海市）五區翠微鄉人和里三級石一橫巷4號。他的祖父是茶葉商人，常往來於澳門與珠海之間。他的父親韋魯時，年輕時曾隨祖父經商，後因生意不好做，北上漢口為當買辦的堂兄做幫手。韋魯時共有9個子女，韋卓民是惟一的男丁，極受疼愛，被寄予厚望，取名“卓民”就是希望他卓爾不群，將來能光宗耀祖。
韋卓民6歲入讀私塾，悟性極強，讀過的書大都能背。因深知外語的重要，韋父1902年送14歲的韋卓民到澳門學英語，第二年，又把他帶到武昌入讀教會辦的文華書院。此後韋卓民不顧喪父帶來的悲痛和困難，半工半讀，發憤圖強，於1911年1月獲武昌文華大學（華中大學前身，華中大學是華中師範大學前身之一）學士學位，以最高榮譽生畢業。隨後，韋卓民被破格聘請為文華大學教師，講授數學、邏輯學、西洋哲學史及國文等課程。同時，兼攻文學碩士學位。
1915年，韋卓民修滿文學碩士所需學分，獲文學碩士學位，其學位論文《孟子之政治思想》1916年在上海出版，產生強烈反響。1918年9月，韋卓民被推薦留學哈佛，在研究院哲學系就讀，主要從事西方哲學史的研究。他的導師是著名哲學家霍金（William E·Hocking）教授。70多歲的霍金學術造詣很深，對學生要求極其嚴格，給韋卓民開列許多必讀書目，每周聽取匯報，進行點評指導。嚴師出高徒，韋卓民勤奮學習，僅用一年的時間就修完了三年的碩士課程，1919年順利通過碩士論文答辯，獲得哈佛大學哲學碩士學位。一年後，他又修完了博士研究生的全部課程，學習成績全優。因不願坐等論文答辯時間，提前回國，任文華大學哲學教授。韋卓民回國後，霍金對他這位得意門生念念不忘，他後來這樣評價韋卓民：“只要你認識了韋博士就忘不了他……他的活力與敬業精神，令我感動……”
1924年秋，武昌文華大學、武昌博文書院大學部、漢口博學書院大學部合併組成華中大學。原文華大學校長美國人孟良佐擔任華中大學校長，韋卓民被推選為副校長兼教務主任。
1927年，因時局動盪，華中大學臨時解散，韋卓民決定到歐洲去求學。當年9月，他來到倫敦經濟學院學習，經過著名哲學家霍布豪斯（L.T.Hobhouse）教授的嚴格考查，他在哈佛的成績得到承認，免去了資格考試，正式成為這位名師的博士生。在英國留學期間，他還先後到牛津大學、巴黎大學、柏林大學等歐洲著名學府旁聽和研究，為其進入國際學術前沿奠定了深厚基礎。1929年7月，韋卓民完成博士論文《孔門倫理》，順利通過答辯。獲哲學博士學位後，他立即回國，出任重建後的華中大學校長，從此在這個崗位上服務22年。
“他心目中只有一個華中大學”，為了華中大學的生存和發展，他殫思竭力，嘔心瀝血。為了把華中大學辦成武漢甚至中國有影響的大學，韋卓民把華中大學的辦學特色定位為“小規模”、“重質不重量”。他認為，在中國現代化已經起步且又受到嚴重阻抑的情況下，華中大學應“一意講求高等學術”，為中國培養“立德立言立功，發奮天下為雄”的高水平人才。而人才的培養靠教師。為此，他通過各種辦法網羅人才，聘請了一批當時國內的頂尖專家來學校任教，如楚辭學家游國恩教授，文論學家包鷺賓教授，社會學家許光教授，物理學家卞彭教授、桂質庭教授，教育學家黃博教授、胡毅教授，化學家張資珙教授、徐作和教授等，還聘請了一批外籍教師。他還經常邀請國內外著名學者來學校作短期訪問和講學，如李約瑟博士、費正清教授及著名作家老舍、哲學家馮友蘭、數學家熊慶來等。正是有了這支高水平的師資隊伍，華中大學的教學質量不斷提高，蜚聲海內外。
在課程設定方面，華中大學各系、各專業課程安排除了重視讓學生打下紮實的學業基礎，還注重培養他們動腦動手和從事社會實際工作的能力。為滿足國家建設對經濟人才的需求，韋卓民提出建立經濟學院。他在一份報告中說：“漢口是一個大商業中心，隨著鐵路幹線的完成，勢必成為‘中國的芝加哥’，我們的學生將越來越多地投進商業中去。”為此，他引進了一大批畢業於美國名牌商學院的中國學者。華中大學在抗戰全面爆發前，為國家培養了許多優秀的畢業生，他們在華中地區的教育和商界大顯身手。
韋卓民在長期的辦學實踐中，還建立了一整套獨特的教學和管理制度，如甄別考試製、校舍制、中期考試、畢業總考等制度。根據甄別考試製，華中大學的學生入學便要進行摸底考試，外文水平相近的學生分成一個班，分別上不同的課。華中大學高度重視外語，除中文和中國史等課程，教學用語基本上都是英文。學生進入三年級之前，還必須參加“中期考試”，科目包括普通英文、普通國文和兩種主修課目。四科成績皆合格，且各科平均成績為六十七分以上者，才能進入三年級，否則要重修或補考，補考不及格者勒令退學。由於考試要求很嚴，華中大學的學生淘汰率很高。以1929年到1932年為例，在此期間入學的153人中，68人通過“中期考試”進入三年級，有20人重修了一年，27人被淘汰，另有38人因未參加補考或其他原因自動退學，即一次過關的學生只有44%，加上重修後過關的也不過57%。為了解學生思想、指導學生學習，加強對學生的管理，韋卓民還借鑑英國的做法，在學校里推行“導師制”。一二年級的學生有生活和一般業務導師，三四年級的學生有專業導師。導師每月必須和學生共進一次晚餐，以密切關係。韋卓民訂立的制度，看似嚴苛，卻很好地保證了畢業生的質量，對於今天的中國高校，仍有很好的參考價值。
抗戰爆發後，韋卓民帶領全校師生先是南下桂林，後來又遷到雲南大理附近的喜洲鎮，在艱苦的環境下繼續為國家培養人才。在喜洲期間，華中大學招收雲南籍學生300多人。這批學生絕大多數選擇教育為自己的終身職業，新中國成立後成為雲南省大、中學校的骨幹教師。在雲南期間，因為經費緊張，韋卓民把自己在歐美講學收入全部用於學校辦學。抗戰勝利後，他又到處籌集資金，於1946年6月將華中大學遷回武昌，傾注全力興學育才。不久，蔣介石要他出任駐美國大使，他婉言謝絕。
1949年春，國民黨大勢已去。當時的湖北省主席張篤仁和省教育廳正式命令華中大學內遷桂林，並願提供運輸工具和經費，韋卓民不為所動。當時坐鎮武漢的白崇禧也派人軟硬兼施，要學校撤離。韋卓民則在全校動員會上公開表示，華中大學不內遷。他給老師加發兩個月薪水，制定應急預案，穩定了師生情緒。對於學校遷移之事，韋卓民回答說：“不遷了，我們和解放軍有過接觸，他們有良好的紀律和禮貌，這是在舊政權士兵中沒有見過的現象。”就這樣，在武漢解放前夕，韋卓民完全站在人民利益一邊，堅決拒絕了國民黨當局要求將華中大學遷移的要求，將華中大學一切設施保存完好，完整地交給了新中國。
韋卓民創辦和主持華中大學的奉獻精神，贏得了海內外校友的衷心愛戴。他逝世後，原華中大學校友集資在台北繁華的敦化南路建起卓民紀念館。1993年，華中師範大學在武昌桂子山校園裡樹立起韋卓民的漢白玉塑像，以紀念他對發展中國高等教育做出的巨大貢獻。
所獲榮譽
韋卓民先生長期從事哲學和中外哲學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成績卓著。在學術研究中，他能夠涉及東西多家的哲學思想。他學識淵博，享譽海外。他通曉英、法、德、俄、拉丁等多種外語。他才思名節，智力過人，一邊教學，一邊致力於著書立說的科學研究工作，先後在國外出版發行的著作有《孔門倫理》、《中國文化精神》、《孟子之政治思想》等多部，在國內出版發行的有影響的論著和翻譯著作有《康德“純粹理性批判”解義》、《康德哲學講解》、《康德哲學原著選讀》等。還有許多尚未出版的書稿和論文，加起來共達四百餘萬字。這些科學著作和論文，無論在教學，還是在科學研究方面都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
相關信息
韋卓民是一位精明能幹的大學校長，又是一位學貫中西的大學者。他精通英、德、法、意、俄、拉丁、古希臘等外語，尤其是英文，與母語一樣好，連他的英美朋友都感到驚訝。他在中國傳統文化、西方哲學、邏輯學、宗教學、教育學等領域均有良好素養，在溝通中西文化、促進中西文化融合、對外傳播中國文化方面，貢獻良多。
韋卓民早年致力於向西方宣傳中國文化。如他的博士論文《孔門倫理》，對中國的人倫道德讚許備至，認為“中國人優秀的道德準則是世界人民的一份財富”。1934-1935年、1937-1938年、1945-1946年他三次應邀赴美英講學，受聘哈佛、耶魯等大學的客座教授，著力宣揚中國優秀文化。他在美國一系列關於中國文化專題講座的講稿，彙編成專著《中國文化》，於1947年在紐約出版，受到美國學者的高度評價。美國歷史學家賴德烈說，韋卓民向西方闡述中國文化的成就“很少人能和他相匹，也沒有人能超越他。”
韋卓民晚年則著重將西方文化引進中國，特別是西方的哲學和邏輯學。1952年卸任校長職務以後，他全力從事邏輯學的教學和研究，重點研究了亞里士多德、培根、康德和黑格爾4位劃時代人物。有感於許多國家都翻譯出版了《康德全集》，而中國尚無，韋卓民從1957年起，儘管被錯誤打成“右派”，且年屆古稀，仍以極大的毅力，把康德的8部著作300多萬字翻譯出來，其中有4部公開出版。與此同時，他還撰寫和翻譯了4部關於黑格爾哲學和邏輯學等方面的著作，達100多萬字。這期間成為他個人學術成果最多、學術水平最高的時期，他也被公認為西方哲學史的著名研究專家。今天研究西方哲學的人，都繞不過韋先生。“文革”期間，環境更加惡劣，他已年過80歲高齡，仍孜孜不倦地撰寫《黑格爾〈小邏輯〉評註》，直到1976年逝世前幾天，共撰寫了50多萬字，可惜未能完稿。
韋卓民辛勤勞動的學術成果，是留給後人的一份珍貴文化遺產。他的遺著包括西方哲學、邏輯學與科學方法論、宗教學、中西文化及其比較、教育學等90部，達七八百萬字。為此，華中師範大學專門成立“韋卓民遺著整理小組”，從20世紀90年代起，陸續將這些著作整理，由華中師大出版社出版。已出版的有：《韋卓民學術論著選》、《康德哲學講解》、《康德：〈判斷力批判〉》（下卷）、《康德：〈純理性批判〉》等。
韋卓民既是校長，也是一名優秀教師。他一生沒有脫離教學，不管行政工作多么繁忙，仍堅持講授邏輯學、中國哲學史、西方哲學史等課程，即便在他年過古稀，不幸蒙冤後，仍因材施教，誨人不倦，直到1974年才退休。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韋卓民專門為華中師範學院政教系的青年教師講授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和黑格爾的《小邏輯》。他寓研究於教學之中，往往從不同的角度，援用幾種語言講解某個重要的概念，講得十分透徹。著名學者陶德麟教授、陳修齋教授、楊祖陶教授當時都慕名前來聽課，獲益良多。
韋卓民與著名學者王元化約定通信討論黑格爾哲學的故事，更是體現了這位偉大學人誨人不倦的精神。上世紀60年代初，韋卓民利用暑假到滬探親訪友。作為晚輩的王元化向韋卓民請教黑格爾哲學問題，約定書信討論，韋卓民慨然應允。二十天左右通一次信，書札來往頻繁。韋卓民每次覆信，都極為詳盡地陳述自己的觀點，對黑格爾的著作從體系、用語、體例直到讀法和參考資料都一一提出指導。王元化說：“先生指導後學是不辭勞苦，不怕厭煩的。他回答我問題的覆信往往多至十頁以上，且正反兩面書寫，筆畫清晰，端正，幾乎從無圈改塗抹之處……有一次接到他的覆信較遲，讀了之後，才知道他有好幾天發高燒，已臥床多日，這封信是他起床不久，就連忙作復的。我一邊讀信，一邊感動不已。”
如果說，韋卓民對王元化的耐心指導，是由於他是王元化父親的同窗好友，體現了長輩對晚輩的濃濃親情的話，那么，韋卓民對素昧平生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王方名的指導，就更是當代中國學術界的美談了。
1964年前後，著名學者王方名被幾個邏輯史方面的問題所困擾，在北京找不到答案和資料，於是向他素來仰慕的韋卓民請教。韋卓民與王方名從未謀面，但他接到來信後，立即花了大量精力和時間，認真寫了長達幾千字的覆信，對王方名提出的問題做了詳盡的回答，並列舉了各答案的出處，涉及到的參考書達一二十本，包括英、法、德等語種，還對每本參考書都一一作了評價，指出其優缺點與可信程度，甚至指出哪部分較好，哪部分較差，哪部分僅作參考等等。華中師範大學曹方久教授看了這些覆信底稿後“驚呆了”，他說，“韋先生回答的問題，有許多在30年後的今天仍是罕見的，有的甚至是空白。”曹方久1993年將韋卓民的覆信底稿連同王方名的來信合併整理成《關於邏輯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發表在《華中師範大學學報》第2期上，在全國學術界引起了強烈反響。
紅顏知己
韋卓民雖然大半輩子鑽研高深的哲學，但他並非不解風情的書呆子。他與戴惠瓊女士相知相惜長達30多年，演繹了一段動人的情感佳話。
韋戴兩人相識於英國牛津大學，那是1937年7月，兩人參加一個會議。盧溝橋事變爆發後，舉世震驚，英國媒體第二天立即進行了報導。韋卓民和戴惠瓊當天不約而同來到牛津某教堂，為中國人民的平安祈禱。這時教堂門前的一家小報攤，正在出售刊有“七七事變”訊息的報紙。先從教堂出來的韋卓民急速走到報攤前買了一份報紙，認真地閱讀起來，越讀越氣憤。戴惠瓊也買了一張報紙，讀著讀著，悲憤的淚水奪眶而出。這一情景，正好被路過報攤的英國某報記者抓拍到。第二天，這家報紙以“悲憤的中國人”為題，刊登了兩人的照片。就這樣，韋卓民與小他11歲的廣東惠陽才女戴惠瓊結識了。戴惠瓊先就讀美國紐約大學師範學院，後來又獲紐約神學院碩士學位。兩個才人，一個風度翩翩，一個端莊秀麗，很有共同語言。
韋卓民與戴惠瓊都有自己的第一次婚姻。1915年秋，碩士畢業的韋卓民回家，遵從父母之命，與小他8歲的同鄉劉渭筠喜結連理。夫妻相濡以沫，先後撫育了4個子女，韋卓民任華中大學校長後，將妻子接到武漢，一家人其樂融融。
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這個幸福的家庭。1938年武漢淪陷前夕，華中大學遷往雲南喜洲，因條件艱苦，不允許帶家屬，韋卓民便把妻子送回廣東老家，獨自一人到喜洲辦學。
戴惠瓊曾與廣州市神學院一年輕帥氣的醫生有過幸福的生活，但結婚一年，丈夫就因病去世。10年後全面抗戰爆發，戴惠瓊回國，受聘廣州神學院教英文。重回故地的她觸景生情，仍時常陷於悲痛之中。
韋卓民獲悉戴惠瓊的境況後深表同情。他聘請戴惠瓊來喜洲，到華中大學任英語教師。在喜洲期間，韋卓民得了斑疹傷寒，幾個月臥床不起，得到戴惠瓊悉心照料，兩人的情誼進一步加深，戴惠瓊深深地愛上了韋卓民。但因有家室，韋卓民壓下內心的情感，勸戴惠瓊趁早另覓佳偶，戴惠瓊總是說：“我無怨無悔！”
抗戰勝利後，華中大學回遷武昌，戴惠瓊也跟著韋卓民來到武昌。新中國成立後，韋卓民曾經打算將妻子從老家接來武昌，但因歷次政治運動而無暇顧及。1956年、1960年，韋卓民曾回老家探親兩次。但妻子習慣了老家的生活，不願再到武昌來。
令韋卓民感到安慰的是，兒子韋寶鍔於新中國成立初從美國回國，任華中大學物理系教授，與戴惠瓊的侄女戴琦琛結婚。戴惠瓊後來就一直住在這對夫婦家裡。於是，在韋卓民與戴惠瓊的友情上，又增加了兒女的親情。1971年，韋妻在老家病逝。三年後，兩位老人在兒女們的勸說下，才有情人終成眷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