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來閣集
《青來閣集》，明方應祥撰，乾隆年間被禁毀。方應祥是西安（今浙江衢縣）人，字孟旋。萬曆四十四年中進士，累官至山東布政司參議。崇禎年間卒。錢謙益是方的朋友，他形容方應祥身身材魁梧高大，修長的面孔，天生一股豪氣，令人頓生欽慕之心，他經常戴一頂方巾，而腰間則束著大帶，嗜酒如命，手拿杯盞，踱著四方步子，和朋友們高談闊論。他的這副形象不用說在今天，不像是舞文弄墨的知識分子，更何況當時社會書生一個個都是文文弱弱，方應祥更像是一個俠客義士一般。確實，方應祥雖然是一介文人，但他生平以君親為天地，以朋友為性命，以吉人善類為頭目腦髓。他的這種性格使他交遊甚廣，朋友遍天下。方應祥性格粗獷，坦誠開朗，氣度汪洋，在文學上，他同樣，不喜賦詩，認為詩賦太細膩多愁，而更善揮灑文章，在當時以文而著稱。李維楨在為他的文集所撰的序中就寫道：“今文章名家，祠部方孟旋稱首。”，可見，對他為文評價之高。
《青來閣集》共有三集，其中初集十卷，二集十卷，三集十五卷，其中初集收錄了他萬曆四十五年以前的文章，大約是在萬曆年間刊刻，舒日敬、應仲鵠為初集作了序。二集收錄了他萬曆四十六年至天啟四年間的文章，刊刻於天啟年間，李維楨、艾南英為他作了序。清朝順治年間，李際期連同天啟五年後的文章合在一起，刊刻行世。這三本集子是按時間的順序編訂在一起，其中所收錄的文章，太多數是寫給老師和朋友的書信，其次是序和跋，另外還有許多碑傳雜文等，方應祥作為明末的知識分子，雖然也受西學東漸的學術風氣的影響，但他的本質上仍是中國傳統的文人，他的文章，用李維楨的話說是“多發明五經、孔、曾、思、孟之旨”。
是最傳統的儒家學派的言論，幾千年來，中國歷代朝廷統治階級都是尊崇儒家學說為正統，特別自西漢以來，董仲舒“黑黜百家，獨尊儒術”，更是把儒家學說推向了極致，後來，一直成為統治階級維護其政治地位的一種工具。清朝雖是胡人入關而治，但是為了維護他們的正統地位，也必須接受中原文化，尤其是要接受儒家文化，並以此作為他們的喉舌工具。由此看來，方應祥的作品在清朝應是大力推廣並提倡的，但是，事實卻是乾隆年間禁毀書籍時，軍機處還是把它列入禁毀書目，奏準銷毀了。
清政府的這種做法看似有悖於情理，但只要翻開方應祥的書，我們就能明白其中的原委了。
作為一個正統文人，尤其方應祥這種喜歡和友人高談闊論的文人，他是很關注時政的，清軍入關後入中原的歷史事實以及方應祥對這一事件的各種思考無疑會出現在他的文章中。《青來閣集》中就有一些文章涉及了當時抵禦清兵，保衛明朝的史實，同時也使用了一些清政府所謂的“違礙”詞語。例如，他在寫給座師曾棠墅的信中說：如今“宇內腥氛未澄，殺機方橫”，遼東面臨失陷的危險。事到如今，別無他計，只有請天子親自督戰，這樣一來，即使是發生了什麼意外的事情，敵人大兵迫臨城下，我們還有天子砥柱其間，將師們也就心裡踏實，有了依仗而以按照情況來調度軍事力量，並且，天子臨戰，也會喚起民眾，全國人民若能團結一致共同抵抗強敵，那么，敵人也就不足為慮了，我們就可以人心稍定。
在後來寫給曾氏的信里，方應祥再一陳次明了他的這種觀點，他說：“今日廟堂勝敵之本計，無如合請聖駕視朝一著矣。此著用於撫順陷衄之初，可以收全勝；用於今日，尚可極全局。”他仍然強調天子對於戰爭勝負的決定性因素，認為天子臨戰尚可以挽救當前的局面。他又說：“天朝賞罰不明，而師武臣力之不足恃，敵人所以得志也，聖武赫臨，此可出嗟而辦。”，可見，方應祥對皇上抱有多么大的希望，足見其對明王朝的耿耿忠心，而對清軍的態度則不言自明了。
又如，在《與徐明銜年兄》一文中，他指出：現在遼東的事情到了摧敗困踣的極點，易窮則變，夷敵入侵，這也許是“天地祖宗陰鷙，以旋轉帝心之一機會也。”，認為諸大夫應該抓住這個機會，輔佐皇上，這樣，無將無兵無餉之類的問題就會很容易解決。文集當中，這樣的議論文還有很多，如《與茅孝若》、《與錢長大》等文章中都有。並且，因為方應祥對入侵的清兵深惡痛絕，所以，一提到他們時，多用“敵人”、“敵氛”、“腥氛”、“夷狄”、“寇”等類的字眼。這樣的內容，這樣的字眼，無怪乎為後來入主中原的清統治者必禁毀之而後快。
是集被禁毀的另一個原因是集子中收入了寫給錢謙益的書信。方應祥和錢謙益同在萬曆三十四年考取了南京分試的舉人，後來又相繼考取了進士，同朝做官。因為這樣的淵源，二人交誼頗深，時時書來信往。對於錢謙益這種在當時富有才名的人，方應祥在給他的書信中自然會有一些讚揚性的語言。例如收在初集中的《與錢受之》一文中，說當時“縉紳大夫以其鋒穎橫於口舌之間”，“非有聖賢之佐，總持其間，烏能不動聲色而收勝於廟算者哉？受之三年靜觀，於此所為主辨，其兩行而銷歸於一致者，吾知必有預策於胸中矣。”
並勸他讓美歸善於別人，以此來取得大家的擁戴，並以歷史上著名的丞相公孫弘，韓琦期望於他。另外，收在二集裡的《與錢受之兄》一信，主要是寫信感謝錢謙益對他的關心和幫助。信中敘說了過去自己“以飲酒說腐話為應付世間方便之法門”，與別人多不相合。並且經常與朋友一起縱飲高談，評古說今，沒有節制，自己的生活過得雜亂無章，烏七八糟，多虧了錢謙益“提其心性，使勉墮落。”自己生了嚴重的疾病，錢謙益又非常關心他，“又為診其幽狀之病於弟之所不自知，切示保劑，如身負茲，旦夕不去，結念不已……此父母惟疾之憂，非直兄弟分痛之愛也，弟三復而淚涔涔矣。”
我們看這兩封信，方應祥與錢謙益二人的朋友之情如現眼前，而書信之談，也是朋友之間的常事，其中並沒有什麼損害清人的內容和語句。人之常情，沒牽涉政治問題。但是，問題就在於這信是寫給錢廉益的。
乾隆帝因受彭家屏私藏明末野史案的影響，欲把普天下之所有新編舊刻的違礙書籍全部搜繳，盡行銷毀。乾隆三十八年，安徽學政朱筠奏言議求遺書，開館校輯，這奏議意在保存漢人的文化遺產，乾隆帝慨然同意，因為他既可以趁機博得稽古佑文的名聲，又能順勢去查辦那些不利於清王朝統治的違礙書籍。編纂《四庫全書》，原是中華文化的一件大事，但是要編成“欽定”的《四庫全書》，卻要在全國性議書的基礎上，進行大規模的毀書。乾隆帝“必有牴觸本朝之語，正當及此一蕃查辦，盡行銷毀！”，這就正式宣告了禁書運動的開始，乾隆四十一年，著名詩人沈德潛編訂《國朝詩別裁集》也因詩集首列“有才無行”的“貳臣”錢謙益的詩，乾隆帝甚為不滿，而被禁，並使沈氏97歲高齡驚懼而死，可見，清政府對錢謙益的態度。錢當世負有才名，但由明朝大臣而屈節歸順了清王朝，清統治者卻又看不起他為人臣而不忠，把他視為始呂留良一樣的“誕悖已極”。乾隆毀書，首當其衝地銷毀了他的著述，而且“恨烏及屋”，並連及他人的著述，凡與他有關係的，都未逃脫被禁毀的噩運。
由上可知，乾隆重辦“牴觸本朝之語”的著作，方應祥的《青來閣集》不幸被列入而遭禁毀。
相關條目
三海妖戈碧站
連湖站
救世主降臨
托素湖站
泉水梁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