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朝詩別裁集
清沈德潛選輯。沈德潛（1673～1769），字確士，號歸愚，江蘇長洲（今蘇州市）人。沈德潛早年家貧，以授徒教館為生。儘管處境並不如意，但他並未棄學，在奔波生活之餘，勤奮讀書，十六歲前已通讀《左傳》、《韓非子》、《尉繚子》等書。他早年師從葉橫山學詩，不久即以詩文名世，曾自謂深得葉燮詩學大義，所謂“不止得皮、得骨，直已得髓”，其自負可見一斑。就是這樣一個滿腹才學的讀書人，竟然科舉屢不中，正如其四十歲所作《寓中遇母難日》中自表：“真覺光陰如過客，可堪四十竟無聞，中宵孤館聽殘雨，遠道佳人合暮雲。”淒清之意和不甘寂寞的心情溢於言表。經過十七次鄉試，直到乾隆四年（1739年）才中進士，時年六十七歲，從此躋身官宦，備享乾隆榮寵。乾隆七年授職翰林院編修，乾隆帝命沈德潛和自己所作《消夏詩》十章，對沈詩十分賞識。從此，乾隆帝每有詩作，常命沈德潛和詩，有時甚至讓沈代自己作詩。乾隆帝曾說：“我愛德潛德，淳風揖古初。”沈亦自謂，乾隆十四年患噎疾不愈，皇帝命大司馬梁詩正傳旨：“沈德潛不必上書房，許其歸里，享泉林之樂。朕與之以詩始，亦以詩終，令其校閱詩稿，校畢起行。”自七十歲為皇上引見，七十一歲令人欣羨地一年四次晉升以後，沈德潛一年升一級，直到七十七歲辭官歸故里。他曾任內閣學士，入值上書房侍讀諸皇子，併兼禮部侍郎。在返歸故里前，乾隆帝召見他時說：“我一見你便知好人，汝回去與鄉鄰講說孝弟忠信，便是汝之報國”，並賜匾額云：“原是詩壇耆宿，既而改耆碩。
見年老之人，堅固自守，同於碩果，不食，以後更發榮滋長也”，並要沈德潛在自己五十壽時一定要來京祝壽，一片依依不捨之情。沈還受皇上委託，校閱乾隆帝自己的詩集。其返鄉後所編定的自己詩文結集《歸愚集》完成後，送呈乾隆，請其作序，而乾隆也愉快地答應了。序文中說“德潛老矣，憐其晚達而受知者，惟是詩，余雖不欲以詩鳴，然於詩也，好之習之，悅性情以寄之，與德潛相商榷者有年矣，茲觀其集，故樂俞所請，而序之。”並認為其詩可與明初之高啟及清初之王士礻真比美。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南巡時，加封沈德潛禮部尚書頭銜。當其歿乾隆又贈其太子太師，入祀賢良祠，謚“文愨”。沈德潛著有《沈歸愚詩文全集》七十二卷，此外還編有《古詩源》、《唐詩別裁集》、《明詩別裁集》、《國朝詩別裁集》（後名《清詩別裁集》）等詩歌選本，還與梁詩正共同編篡《西湖志篡》十二卷。
沈德潛是清前期的著名詩人和詩評家。其詩歌理論受了葉燮的影響，但又有發展、變化。如在其論詩專著《說詩■語》中，他說：“事難顯陳，理難言罄，每托物連類以刑之；郁情慾舒，天機隨觸，每借物引懷以抒之；比興互陳反覆唱嘆，而中藏之歡愉慘戚，隱躍欲傳，其言淺，其情深也。”其中既接受了葉燮《原詩》關於“理、事、情”三者結合的論詩見解，又對詩創作中“托物連類”的形象性特點，對“借物引懷”及比興互陳等藝術手法作了進一步的論述和發揮。受葉燮的“才、膽、識、力”說影響，沈德潛亦提出“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識，斯有第一等真詩”的主張（《說詩■語》），強調了在詩歌創作中詩人的胸襟、學識和藝術真實性之間不可分割的聯繫。
他還認為詩人須有自己的“性情面目”，提出“議論須帶情韻以行，勿近傖文面目”（《說詩■語》）。作為一個備受乾隆帝賞識的詩人，沈德潛的詩論及詩作都重視教化作用，正如其明確指出的“作文作詩，必置身高處，放開眼界”，又說：“作詩之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用如此其重也，”把儒家的綱常倫理當作作詩之“高處”。沈德潛力倡“溫柔敦厚”的“詩教”，曾說過：“詩之為道，不外孔子教小子，教伯魚數言，而其立言一歸於溫柔敦厚，無古今一也”《清詩別裁·凡例》）。沈還繼承了明代前後七子的主張，尊唐詩而貶宋詩，曾說過：“唐詩者，宋元之上流；而古詩，又唐人之發源也”（《古詩源序》），有復古傾向。
他講求詩歌的體格聲調，大力提倡“格調說”，認為形式音律為作詩第一要素，並說：“讀者靜氣按節，密詠怡吟，覺前人聲中難寫，響外別傳之妙，一齊俱出。”又說：“樂府之妙，全在繁音促節，其來於於，其去徐徐，往往於迴翔屈折處感人，是即依永和聲之遺音也”（《說詩■語》）。其“格調說”與王士礻真所倡“神韻說”，袁枚所倡“性靈說”同為清前期著名的文學主張。由於同乾隆有特殊的關係，加之得享高壽，門人甚眾，沈德潛在當時影響很大。《國朝詩別裁集》，後又稱《清詩別裁集》，原刻本共收清前期九百九十六人的詩作共三千九百五十二首。全書共分三十二卷，每位作者名下均附有簡略小傳，詩後有時加評語。其選詩以“和性情、厚人倫、匡政治、感神明”為宗旨，以“溫柔敦厚”、“怨而不怒”為評詩主要標準。
《國朝詩別裁集》中不乏反映社會現實和民間疾苦的作品。如方拱乾《募僧收枯骨》中寫了連年起刀兵給生靈帶來的疾苦：“兵戈二十載，枯骨尚如麻。中豈無才智？生原有室家。啼鬼皆白晝，掩■仗黃沙。何處煩冤盡，觀空仰法華。”悲憫之意發人深思。沈德潛評語為“仁人之心，仁人之事，仁人之言。”借評詩宣揚了儒家“仁學”思想。龔鼎孳的《歲暮行》中呼籲朝廷要休兵薄斂，拯黎民之苦：“朝廷寬大重生息，群公固合哀愚蒙。揭竿扶丈盡赤子，休兵薄斂思須終。”其詩繼承了白居易詩歌的現實主義傳統。而施閏章的《浮萍鬼絲篇》則揭露了李言的部下搶奪人妻的殘劣行徑，詩中寫道：“浮萍寄洪波，滔滔東復西。兔絲附喬柯，裊裊復離披。兔絲斷有日，浮萍合有時。浮萍語兔絲，離合安可知？健兒東南征，馬上傾城姿。輕羅作障面，顧盼生光儀。故夫從旁窺，拭目驚且疑，長跪問健兒，母乃賤子妻。賤子分已斷，買婦商山陲。但頒一相見，永訣從此辭。相見肝腸絕，健兒心乍悲。自言亦有婦，商山生別離。我戍十餘載，不知從阿誰。爾婦既我鄉，便可會歧路。寧知商山婦，復向健兒啼。本執君箕帚，棄我忽如遺。黃雀從鳥飛，比翼長參差。雄飛占新巢，雌伏思舊枝。兩雄相顧詫，各自還其雌。雌雄一時合，雙淚沾裳衣。”
這首詩以哀婉動人的筆調，向讀者展現了一幅人生悲劇畫面，沈德潛評曰：“狀古來未有情，以比興體出之，作漢人樂府讀可以。無書無筆人不敢道一字”，充分肯定了這首詩在繼承漢樂府詩傳統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國朝詩別裁集》中所選作者的專集有不少很難覓得，有的已經失傳，一些作品藉這部書得以保存。尤其卷三十一中全部收入當時婦女所作的詩，對於研究當時婦女的思想、心志以及日常生活，均極有價值。這也反映出了編者“以詩存人，不以人存詩”的選詩標準，值得後代選家注意。集中還有沈德潛的大量評語，其中有一些頗有價值，不失為一部研究清詩的重要史料。
乾隆二十六年（1761），《國朝詩別裁集》修訂本刻成。沈德潛乘進京給皇太后祝壽之際，把修訂以後的詩集呈給乾隆帝“御覽”，並請乾隆作序。沒想到這一次卻激怒了乾隆。原因是該集以被乾隆斥為“身事兩朝，有才無行”的錢謙益居首，乾隆以為“有乖千秋公論”。此外，曾被雍正皇帝斥為“名教罪人”的錢名世居然也忝列集內。更讓乾隆不能容忍的是，其叔父慎郡王允禧在集中被直書其名，不加避諱，置於婦女、僧道之前。而且書中“體制錯謬及世次前後倒置者，亦復不可枚舉。”
乾隆遂下詔命內廷翰林刪改重編，仍定三十二卷，將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錢名世、屈大均等人之作盡行刪除。同時命將原刻兩種版本（初刻三十六卷、重刻三十二卷）的版片盡數銷毀，以防民間流傳。自此，《別裁》一書即成為禁書。乾隆三十四年，弘曆特命兩江總督高晉去沈德潛家中查看有無錢謙益詩文集，未得到證據，遂作罷。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又諭江蘇巡撫楊魁，命其查察初刻、重刻兩種《別裁》板片的禁毀情況。並說：“如未經銷毀，即委員將板片解京，並將未經刪定之刷印原本一併查明恭繳。”這一次行動直到第二年二三月間才收均。
四十三年（1778），江蘇發生徐述夔《一柱樓詩》“逆書”大案，乾隆獲知沈德潛曾為徐作傳，並曾贊徐“文章品行皆可法”，遂勃然大怒。他下令收回以前追贈沈德潛的太子太師官銜及諡號，將沈撤出賢良祠，並損毀沈墓前碑石。次年又將過去賜賞沈德潛的“墨寶詩章碑帖”及木杖、坐褥、壽佛等物件索回交內務府。
沈德潛生前備極榮寵，死後卻一再受到打擊，也太荒謬。然而觀察乾隆前寵後罪沈德潛的動機，當不難看出其中有內在的一致處，即都是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出於政治需要，乾隆才先後做出兩種似乎自相矛盾的決定的。據清代野史載，沈德潛死後，乾隆閱其詩集，發現沈德潛將以前替乾隆代筆作的詩歌老實不客氣地收入此集，顯然傷了號稱作了十萬餘首“御製詩”的乾隆帝的面子，他能不惱火嗎？反覆無常的封建主子呀——你們讓那些做臣子的怎么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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