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述
靈山遺址位於浙江省台州市路橋區靈山街西側靈山的東坡。2010年3月在建設中央山（靈山）公園時，文物愛好者胡為農發現並撿到不少夾砂和夾碳陶片，經當地文物部門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實地專家確認，發現該遺址文化內涵具有河姆渡文化晚期特徵，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價值。新發現
2010年7月，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路橋區博物館的專業人員對靈山遺址進行了考古鑽探和試掘。試掘表明靈山遺址屬於沿海孤丘地理環境，是一處史前至商周時期的村落型遺址。從勘探的資料判斷，該遺址沿靈山東南坡的山腳狹長分布，總面積約10000平方米，現存遺址面積約3000－5000平方米。該遺址文化層的堆積呈坡地狀，最厚處約1米左右，大致可分為上（晚段）、下（早段）兩部分，上部文化層厚約40－60厘米，出土泥質、夾砂等質地的陶片，還有少量印紋陶和原始瓷器碎片，以及少量石錛、石箭頭、石刀、石戈、礪石等磨製石器，初步判斷時代為商周時期。下部文化層厚約10－30厘米，出土夾砂、夾炭等質地的陶片，其中有較多的飾繩紋的陶釜（大致屬於河姆渡文化晚期的典型炊器）和陶支腳碎片，還有少量的石錛、石斧等石器，明顯具有晚期河姆渡文化的形態特徵。該遺址的發現將為浙江東南沿海——台州、溫州地區的史前文化找到突破口；確切地把台州沿海地區的古文化從商周時期上推到河姆渡文化晚期，即公元前3000年延續到公元前2000年，是浙江沿海地區迄今發現的最靠南邊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這個發現也將台州市區的文明歷史向前推進了1500多年。同時對於研究河姆渡文化晚期的衰落原因、傳播方向、擴散途徑等重要問題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信息和資料；為研究浙江北部地區的史前文化與福建沿海、台灣等地的史前文化之間的聯繫找到重要的中間環節。
填補新石器時期考古空白
根據發掘現場的資料顯示，靈山遺址堆積的厚度約120厘米至135厘米，共分七層，其中第1、2層為近現代層，第3層約為漢至唐宋時期地層，第4層為商周時期地層，第5、6、7層為新石器時代晚期地層。在新石器時代文化層的發掘過程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木器。其中又以陶器最為豐富。陶器的器形多樣，紋飾豐富，以夾砂陶、泥質灰陶為多，其次為夾炭陶和泥質褐紅陶，在諸層位中的分布也比較一致。
目前共發掘出一隻藏窖、30多件石器以及數萬件陶器碎片，這些均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文物。挖掘出的石器中，有石犁、石鏃、石錛、古鑿等各種磨製石器，這些器物在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發揮著各種各樣的作用。
在浙江，新石器時代考古的工作重點一直是在杭嘉湖地區和寧紹地區，南部沿海地區的考古工作基本是個空白，但是靈山遺址的發掘，填補了這個空白。
靈山遺址出土了大量的泥質灰陶器，其年代不早於崧澤文化（BC5800-BC4900），但在地緣關係上，與河姆渡文化分布區更為接近，而遺址中挖掘出的炊器又證明，靈山遺址跟福建閩江流域的曇石山文化又有著一定的淵源。
值得關注的是，雖然遺址中也出現少量的截面呈T形和方柱形、圓錐形鼎足，但炊器以陶釜為絕大多數，陶鼎數量稀少；同時，還出現了一定數量陌生的繩紋圈足罐。種種跡象表明，靈山遺址是受到河姆渡後續文化和福建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雙重影響，又具有自身特色的區域性文化類型。
5000年前的儲藏室
在靈山遺址的發掘現場，最吸引人眼球的莫過於編號為H8、H16的兩個灰坑，坑中套有整木雕挖、厚薄均勻的木桶，這也是浙江地區迄今發現年代最早的整木結構的木桶遺蹟。H8木桶的最大直徑約80厘米、高約90厘米、邊壁厚約2厘米；H16的木桶已經變形，但其桶底鋪有一層15厘米的沙，似乎起到清瀝泉水的作用。但由於兩個坑的木桶底部均發現有殘破的大型繩紋圈足罐，因此這兩個桶不屬於水器。
新石器時期的人已經懂得在地下挖個坑，用來儲藏季節性食物。因此，不排除這兩個木桶應該是一種容器。而這種厚薄均勻的木桶，則顯示了當時人們高超的雕挖技術。至於這種容器具體是水井還是窖藏，目前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5000年前的稻米
另外，H7等灰坑內還發現了數量較多的炭化稻米遺存。這個發現增添了新石器時代晚期台州沿海地區農業經濟生活的研究資料。它是迄今為止，最早的關於新石器時代台州地區有人種植稻米的證明。它同樣也是考古史上，浙江東南沿海首次出土的稻米遺存，因此具有重要的研究意義。
在河姆渡時期，稻作農業就比較成熟，稻米跟蓮藕、菱角以及豬牛等食物一樣，是人們生活中主要的食物來源之一，而上山文化所在的金衢盆地更是發現了迄今為止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此次靈山遺址出土的稻米遺存有上百顆，通過研究發現，稻米應該是在當時人們的主要食物當中。因此它跟河姆渡遺址中的稻米遺存有著一定的聯繫。
靈山遺址依山傍水的地形，也給這方面添加了一個有力的佐證：聰明的河姆渡人選擇家園的技巧，往往是找到個不太高的小山丘來避風朝陽，而且往往是植被豐富又靠近海邊的，因為這可以保證他們吃穿住行基本無憂。
遺址中發掘的一些繩紋圈足罐具有很強的區域性文化特色，它為研究河姆渡文化的南向擴張與衰變，閩粵文化向北傳播的時空刻度，以及百越文化史前基礎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