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爾穆特·施密特簡歷
赫爾穆特·施密特(HelmutSchmidt)1918年12月23日生於漢堡的一個教師家庭。
1934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團。
1937年中學畢業後應徵入伍。
1944年被英軍俘虜，戰後獲釋。
1945年入漢堡大學攻讀政治和經濟學。
1946年加入社會民主黨。
1947年至1948年任德國社會主義大學學聯盟主席。
1949年從漢堡大學畢業後在漢堡任職，後任負責交通的市政委員。
1953年至1961年為聯邦議院議員。
1958年起任社會民主黨執行委員會委員。
1959年參加起草社會民主黨哥德斯堡綱領。
1961年至1965年任漢堡市政府負責內政的市政委員。
1962年春，漢堡發生特大水災，他因組織救災成績顯著而名聞全國。
1965年再次當選為聯邦議院議員，並任社會民主黨議會黨團副主席，1967年起任主席。
1968年至1984年任社會民主黨副主席。
1969年10月年1972年7月任聯邦經濟和財政部長。
1972年至1974年任聯邦財政部長。
1974年5月年至1982年10月任聯邦總理，
1982年9月至10月兼任聯邦外交部長。
曾任國際行動理事會名譽主席。著有《均勢戰略—德國的和平政策和超級大國》等書。
新華網今年9月報導稱，施密特是第一位訪華的聯邦德國總理。過去近40年裡,他曾十餘次訪問中國。
1974年至1982年，施密特擔任聯邦德國總理。民調顯示，他是戰後最受歡迎的德國總理之一。作為資深政治家，施密特在離開政壇後仍密切關注和研究世界形勢發展，並通過著書、演講等形式活躍於大眾視野。
2015年8月初，德國遭遇高熱天氣，施密特曾因脫水在漢堡入院治療。9月初，施密特突發血栓再度入院，並在漢堡一家醫院接受了手術，兩周后離院回家休養。據德國媒體報導，此後施密特的身體狀況未獲明顯好轉。近日來，施密特的病情因“出現感染”而明顯惡化。於11月10日，德國前總理施密特因病在家鄉漢堡去世，享年96歲。
施密特被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是德中關係的開拓者和推動者。1971年，時任國防部長的施密特力促總理勃蘭特與中國建交。1975年，時任總理的施密特首訪中國，成為兩國建交後首位訪問中國的德國總理。此後，他曾十餘次訪問中國，持續關注近幾十年來中國在各方面的發展，並在自己的多本著作中暢談對中國現狀和未來發展的見解。
赫爾穆特·施密特生平事跡
1918年出生的施密特在學生時代曾一直擔任學校里“希特勒青年團”的領導職務，直到1936年因為反納粹言論而被撤職。但這並沒有影響他在1937年畢業後加入德國空軍高射炮兵，之後在東線作戰期間（曾參加對列寧格勒的包圍戰）因表現出色屢受上級表彰，1942年被派回德國航空部下屬的空軍高射炮兵學校擔任少尉教員。
在此期間施密特還有一段特殊經歷：1944年8月，由於納粹德國的“人民法庭”準備對參加“刺殺希特勒”行動成員進行大審判時人手不足，施密特也被要求作為書記員參加了這次審判。而出於對審判中種種醜行的不滿，他向上級提出放棄這個“閒差”回到學校繼續教學，並得到了批准。施密特戰後承認，這段經歷使他對納粹更加厭惡。
1944年12月阿登反擊戰之前，施密特被作為骨幹力量派往前線加強一線部隊，在戰役中獲得了二級鐵十字勳章並晉升為中尉。1945年4月在呂納堡防禦戰失敗後他被英軍俘虜，但很快就在同年8月被釋放。
戰後，他決定回到家鄉的漢堡大學學習經濟學和政治學，大學期間他延續了中學時期的“官運”，加入了德國社會民主黨，並成為“社會主義德國學生會”的核心成員，畢業後順理成章地進入漢堡市政府工作。
經濟學碩士出身的救火專家
儘管和很多有類似經歷的戰後德國政治人物一樣，施密特在重回學校攻讀學位以及步入政壇時，一直避談他在二戰中的軍旅生涯。但是在1962年漢堡遭遇洪水時，時任負責內政事務的政府委員的施密特卻果斷利用很多老戰友此時已經是聯邦德國軍隊高官的這層關係，讓戰後長期被緊縛手腳的西德軍隊有了一個“為人民服務”的機會，要知道按照當時德國憲法，軍隊被嚴格限制不得干政——即使是救災也不可以。
這次“先斬後奏”可謂一舉三得，首先對政府來說，軍隊果斷的救災行動減小了損失，也就沒人管憲法的事兒了；對軍隊來說，向國內國際社會證明了和平時期其也應當擁有足夠地位的必要性，對國外來說，看到了重生的西德軍隊在從事人道主義任務時的出色發揮，降低了戒備心理。因此，1969年由施密特出任勃蘭特政府的國防部長可以說是皆大歡喜。
而在5年後勃蘭特因秘書間諜案被迫辭職，施密特接任聯邦德國總理的時候，他面對的危機則是一場更大的洪水——阿拉伯國家因不滿中東戰爭中西方支持以色列的立場而發動石油禁運，導致油價飛漲造成世界經濟危機。這位漢堡大學國民經濟學碩士努力讓聯邦德國在這場“大洪水”中的損失降到最低，這不僅為他在各個陣營中都獲得了聲譽，更是奠定德國成為歐洲經濟第一大國的關鍵基礎。
與之相比，以雷厲風行的手段成功處理當時聯邦德國境內的恐怖組織RAF帶來的惡劣影響，使得德國長期以來保持良好的社會治安環境，只能算施密特為德國做的“一點微小的工作”了。
強力推動歐洲一體化的先行智者
作為在一戰和二戰期間的交戰國，二戰後德法兩國的宿怨能否真正化解是事關歐洲和平的一大重要問題。而施密特和法國時任總統德斯坦的不懈努力，對德國和法國之間的合作起到了引領性的重要作用，而德法這兩個西歐最強大的國家在政策上的趨近，也使得歐洲大陸的一體化進行有了啟動的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在施密特主導下，德國甘願讓法國居於歐洲政治領導地位。施密特曾這樣分析當時兩國角色分配：“鑒於敏感的聲譽問題，德國無論如何不得以歐共體領袖國的面目出現，而必須處處讓巴黎走在前面。”也就是法國充當政治與文化領袖，德國以其經濟實力成為背後的“歐洲發動機”。這種角色的搭配不僅符合兩國當時的利益需求，而且也是實現利益最大化的選擇。
而這兩位領導人的親密合作也為之後德法兩國領導人的常態化合作開了個好頭。經過幾代領導人的努力，今天德國已經不再需要背負歷史的十字架，在幕後台前都能在歐盟中發揮主導作用。而他和德斯坦於1975年共同發起的，聚集了義大利、日本、英國和美國的政府首腦經濟峰會正是今天著名的八國集團首腦會議的前身。由於這兩位政治家為歐洲的和平與一體化做出的卓越貢獻，2006年1月他們被共同授予戴高樂獎。
即使卸任後多年，這位被調侃為“大嘴”的老政治家一旦看到有阻撓歐洲一體化的現象時仍然果斷“開炮”。1999年4月，他在接受《瑞士周報》採訪時猛烈抨擊其政治上的得意門生——時任德國總理施洛德，認為德國參與北約組織的軍事行動“就國際法角度無法自圓其說”，“德國在美國的擺布之下違背了國際法和《聯合國憲章》”。除此之外，他還認為：“德國要對巴爾幹的混亂局面負責......1991年前南斯拉夫解體後，政府給予斯洛維尼亞與克羅埃西亞外交承認非僅是過於急切，而且是絕對錯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