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集句”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首先是從詩歌創作開始的。現存最早的完整集句詩始於西晉，傅鹹的《七經詩》標誌著集句體的初步形成，在詩詞集句史上享有開創之名[1]（P182）。從晉代一直到宋初，則出現長時期的空白。集句之名是宋人正式提出的，集句的創作方法則盛行於宋神宗元豐年間。宋蔡蓧《西清詩話》明確指出：“集句自國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開敏，以文為戲，然後大著。……至元豐間，王荊公益工於此。人言起荊公，非也。”由此可見，集句的提倡者為王安石，王安石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大量創作集句詩的作家，也代表了宋代集句藝術的最高水平。在王安石的影響下，集句詩得以空前發展，效之者亦不少，儼然成為一時風尚，如蘇軾、黃庭堅、孔平仲、孔武仲等人都有集句詩的創作。至南宋以後，出現專集一家之詩（如文天祥的《集杜詩》）的情況，並開始出現別錄成集的現象。
集句作為一種文學現象，在宋代為什麼會經久不衰？這是因為集句能夠滿足人們的一種特殊的審美需要。用集句方法作詞，既是宋人“以詩為詞”的創作傾向和創作特點的體現，也是元佑學術影響於詞壇的結果。宋代詞人多數兼具學者品格，他們不但自身博覽群書，泛濫百家，學富五車，著述豐碩，還非常注重學養對創作的作用，常常於論文談藝時提倡多讀多誦前人作品。集句詞的創作與翻書覓句不同，不是臨時性地從古人書中左抄右取，而是熟讀默誦千萬首之後，含英咀華，深叩其意，然後才能在創作時信手拈來，天然湊泊，左右逢源，用古人詩句來表達自己的情感，似從自家心中、口中流出一般。優秀的集句之作往往是借他人的酒杯，來澆自己的塊壘。
基本特點
所謂“集句”，是指集輯前人的詩文成句以融匯成篇的一種作詞方法。用這種方法所作的詞叫做集句詞，它是一種特殊的詞體。由於集句的要求是一首詞全部使用前人詩句而不添減一字，所以，雖然有集經、史、文句入詞者，但是，因譜調限制，難以做到沒有出入，所以大多數是集近體詩句而成新詞。
現存最早的完整集句詩始於西晉，傅鹹的《七經詩》標誌著集句體的初步形成。集句的創作方法則盛行於宋神宗元豐年間。宋蔡蓧《西清詩話》明確指出：“集句自國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開敏，以文為戲，然後大著。……至元豐間，王荊公益工於此。人言起荊公，非也。”集句詞大約是隨著集句詩的盛行而同時出現的，一般把王安石當作集句詞的最早作者。宋吳曾《能改齋詞話》卷二云：“王荊公築草堂於半山，引八功德水，作小港其上，疊石作橋，為集句填《菩薩蠻》云：數間茅屋閒臨水……。”然而，蘇軾的《定風波》（雨洗娟娟嫩葉光）詞有序曰：“元豐六年七月六日，王文甫家飲釀白酒，大醉，集古句做墨竹詞。”那么，蘇軾作集句詞的時間可能不會比王安石遲多少。
集句詞出現於宋代的原因很簡單：創作集句詞的主要詞人，就是推演集句詩風者。這也反映了詩壇詞壇相互影響，以及宋人“以詩為詞”的訊息，也足以說明集句的出現是詞體向詩歌靠攏的一個表現。
主要形式
宋人集句作詞主要有兩種形式：五七言體與雜言體。一般多用《生查子》、《浣溪沙》、《玉樓春》、《菩薩蠻》、《南鄉子》等篇幅短小而且形體整齊的詞調，所集多為唐人五、七言詩句。羅忼烈《宋詞雜體》指出：“在《全宋詞》里，集句詞的數量相當多，全用小令。因為集句的來源以唐人五、七言近體詩為主，而小令有些是以五、七言為主的，句式和字聲易於將就。但二、三、四、六言句詩中不常有，平仄也不易於合轍。所以，除《生查子》、《浣溪沙》、《玉樓春》、《菩薩蠻》等少數詞調外，若用他調，遇著二、三、四、六言句，就要變動原來詩句，或加以割裂，或稍稍增減，或乾脆自作一句來彌縫，方能合律。所以宋人的集句詞，有些不是全部‘集’來的。”
（一）五七言體
五七言體，是指整首詞皆輯取五言近體詩句與七言近體詩句構成，沒有其他句式。如王安石的《菩薩蠻》詞：
數家茅屋閒臨水。單衫短帽垂楊里。今日是何朝。看予度石橋。梢梢新月偃。午醉醒來晚。何物最關情。黃鸝三兩聲。
又如黃庭堅“戲效荊公”所作的《菩薩蠻》詞：
半煙半雨溪橋畔。漁翁醉著無人喚。疏懶意何長。春風花草香。江山如有待。此意陶潛解。問我去何之。君行到自知。
又如石孝友的《浣溪沙》詞：
宿醉離愁慢髻鬟（韓偓）。綠殘紅豆憶前歡（叔原）。錦江春水寄書難（晏幾道）。紅袖時籠金鴨暖（少游），小樓吹徹玉笙寒（李璟）。為誰和淚倚闌乾（中行）。
（二）雜言體
雜言體是指詞中除了五七言句式外，還有二言、三言、四言的句式，如蘇軾的《定風波"元豐六年七月六日，王文甫家飲釀白酒，大醉。集古句作墨竹詞》：
雨洗娟娟嫩葉光。風吹細細綠筠香。秀色亂侵書帙晚。簾卷。清陰微過酒尊涼。人畫竹身肥擁腫。何用。先生落筆勝蕭郎。記得小軒岑寂夜。廊下。月和疏影上東牆。
又如蘇軾的《南鄉子》三首，系二、五、七言句式，如“其一”：
寒玉細凝膚（吳融）。清歌一曲倒金壺（鄭谷）。冶葉娼條遍相識（李商隱），爭如。豆蔻花梢二月初（杜牧）。年少即須臾（白居易）。芳時偷得醉工夫（白居易）。羅帳細垂銀燭背（韓偓）。歡娛。豁得平生俊氣無（杜牧）。
至於黃庭堅的《鷓鴣天》（寒雁初來秋影寒、節去蜂愁蝶不知）詞，鄭少微的《思越人》（欲把長繩系日難）詞，通體用三、七言句式；而晁補之的《江神子"集句惜春》詞所用為三、四、五、七言句式。五七言句直接來自古人成句，二、三、四言句又取自何處呢？應該說還是輯自他人，只不過方式不同。清沈雄《古今詞話"詞品》曾用“割切”一語，云：“若內用二字、三字、四字，當割切之於何人，而注為某某句乎？”形象地說明了這些短字句系割截他人之句而成。這裡也反映出集句詞在形式上是受到限制的，它不能自由地運用所有詞調進行創作，但因難見巧，又正是文人慧業的體現。
當詞人創作集句詞時，是否自注出處？恐怕難以一概而論。今所見通行本王安石詞不注出處，蘇軾的《南鄉子》詞三首均注出處，於是有人以為自王安石後作集句詞者大都自注出處，這是不確的。蘇軾集句詞固然有注出處者，然而不注者亦有，如墨竹詞；而且，其注出處者未必出自作者之手，如《南鄉子》三首，元刻本無出處，傅注本之出處很有可能是傅乾所注。另外，黃庭堅、晁補之、鄭少微數家同王安石一樣，都不注出處。所以似乎可以反過來說：宋人集句詞大都不注出處。
宋人集句作詞，其所輯多為古人詩句，尤以唐人詩為主，如杜甫、韓愈、白居易、許渾、鄭谷、李商隱、杜牧、韓偓等家之詩往往在選。然而，也有集輯同時人的詩詞的。如蘇軾《書曹希蘊詩》云：“近世有婦人曹希蘊者，頗能詩，雖格韻不高，然時有巧語。嘗作《墨竹》詩云：‘記得小軒岑寂夜，月移疏影上東牆。’詞語甚工。”而蘇軾所作墨竹集句詞的末句正是“記得小軒岑寂夜，廊下，月和疏影上東牆”，即是輯自“近世”人之詩句（其中“月移”、“月和”一字之別，當出於傳寫之異）。如晁補之的《江神子"集句惜春》除了“桂堂東，又春風”二句來自李商隱的《無題》詩外，其餘均為本朝詞人張先的《一叢花》（傷高懷遠幾時窮）、歐陽修的《浪淘沙》（把酒祝東風）、《定風波》（把酒花前欲問公）等詞中的句子。
但是，也有集經語而成詞的。因為集經語句在韻律方面是比較難以合轍的，所以詞作較少。如辛棄疾的《踏莎行"賦稼軒，集經句》詞：
進退存亡，行藏用舍。小人請學樊須稼。衡門之下可棲遲，日之夕矣牛羊下。去衛靈公，遭桓司馬。東西南北之人也。長沮桀溺耦而耕，丘何為是棲棲者。
此外，還有一種集曲名的集句詞體，是以曲牌名稱聯串而成的作品。這種方法在詞曲中都有套用，最早也是出現在宋代。如哀長吉的《水調歌頭"賀人新娶，集曲名》詞：
紫陌《風光好》，繡閣《綺羅香》。相將《人月圓》夜，早慶《賀新郎》。先自《少年心》意，為惜《殢人嬌》態，久俟《願成雙》。此夕《于飛樂》，共學《燕歸梁》。《索酒子》，《迎仙客》，《醉紅妝》。《訴衷情》處，些兒好語《意難忘》。但願《千秋歲》里，結取《萬年歡》會，恩愛《應天長》。行《喜長春》宅，蘭玉《滿庭芳》。
藝術要求
從創作藝術上說，因為詞體婉轉抒情，低回要眇，所以集句為詞比集句作詩難度為大。同時，詞體為長短句，集句為詞往往要割裂原句以求符合句式。所以，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認為集句“必博學強識，融會貫通，如出一手，然後為工。若牽合傅會，意不相貫，則不足以語此矣”。又清沈雄《古今詞活"詞品》引《柳塘詞話》曰：“徐士俊謂集句有六難：屬對一也，協韻二也，不失粘三也，切題意四也，情思聯續五也，句句精美六也。”沈雄又給它增加一難：“曰打成一片。稼軒俱集經語，尤為不易。”六難之中，前三難屬於格律偶對，第六難屬於選擇句子。總而言之，大致有四個方面。
集句作為一種文學現象，在宋代為什麼會經久不衰？這是因為集句能夠滿足人們的一種特殊的審美需要。用集句方法作詞，既是宋人“以詩為詞”的創作傾向和創作特點的體現，也是元祐學術影響於詞壇的結果。宋代詞人多數兼具學者品格，他們不但自身博覽群書，泛濫百家，學富五車，著述豐碩，還非常注重學養對創作的作用，常常於論文談藝時提倡多讀多誦前人作品。集句詞的創作與翻書覓句不同，不是臨時性地從古人書中左抄右取，而是熟讀默誦千萬首之後，含英咀華，深叩其意，然後才能在創作時信手拈來，天然湊泊，左右逢源，用古人詩句來表達自己的情感，似從自家心中、口中流出一般。優秀的集句之作往往是借他人的酒杯，來澆自己的塊壘。正如清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所說：“集句別有機杼，佳處真令才人擱筆。”
因而，我們認為，集句雖然不是一種直接對社會生活進行提煉、升華並加以典型化的藝術創造，不是“即目”“所見”式的文學原創，但是，它作為古代的一種特殊創作方法，其文學性主要表現在語言的形式美上，是作家通過對已有形式所作的別出心裁的改造，以獲得新的美學意蘊，讓欣賞者在形式感中獲得美的享受，具有一定的文學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