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奴隸主民主制

公元前6世紀至前4世紀存在於雅典的一種僅限於公民集體成員的民主政體。馬克思主義史學界稱之為奴隸主民主政治。

現代西文中的民主(德摩克拉西，democracy)一詞由古希臘文“德摩克拉提亞”衍化而來。古希臘文中的“德摩”有“人民”之意，“克拉托斯”意“主權”、“權力”。兩詞合成一個即“人民主權”(民主)。作為一種政體，它可能最早出現於雅典，是雅典平民與貴族長期鬥爭的產物。因而“民主”一詞最早是在雅典得到使用的。希羅多德的《歷史》提到這個詞(《歷史》6.43)。 雅典民主制思想的根源可追溯到原始氏族民主的觀念。約在公元前8世紀貴族政治取代王政，改變了政體直接發展為君主專制的方向。公元前594年，梭倫在平民推動下實行改革，解放負債平民，促進了包括中小土地所有者在內的公民集體的形成、鞏固，提高了公民大會在政治決策中的地位，建立公民普遍有權參與的民眾法庭以及400人議事會，為民主制奠定紮實的基礎。公元前509年的克里斯提尼改革，以地域原則劃分政區，建立抽籤選舉產生的500人議事會和實行陶片放逐法，進一步削弱貴族勢力，民主製得以確立。公元前461年，厄菲阿爾特民主改革徹底廢除貴族會議政治特權，完善民主制。至伯利克里時代以及前4世紀的大部分時期，民主制已相當成熟，包括如下主要內容:最高立法、執法與行政權力機構是公民大會，每13天舉行一次。公民均在大會上有投票權、辯論權、提出動議權。所有有關國家的重大事務，包括重大案件均由大會以多數票表決。附屬公民大會的常設機構是500人議事會，職能是在公民大會休會期間主持國政，為大會準備提案，監督各級公職人員。議員從30歲以上公民中抽籤選出。日常司法機構為民眾法庭，審判員也由30歲以上公民中抽籤產生。此外，還有隸屬公民大會和500人議事會的眾多具體行政、軍事機構，多由10人組成，如將軍會議、公賣員、市場監督等。成員均通過抽籤或投票產生，無財產資格限制，無職業官僚。某些低級公職，如記錄、警察等則由奴隸充任。為保證公民下層積極參加公共生活，國家對許多公職、甚至觀看文藝演出都發放津貼。這是建立在社會上一部分人(公民)對另一部人(奴隸和外邦移居者)以及附屬國壓迫、剝削基礎上的有限民主制。但在古代各地專制橫行的條件下畢竟是較先進的政體，具有深刻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它對其他邦民主制的確立有重大影響，對雅典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有極大促進作用。古希臘眾多最傑出的哲學家、戲劇家、歷史家、美術家、修辭家等等或是雅典人，或長期在雅典生活，這無疑是公民民主生活的結果。在文藝復興和啟蒙時代，雅典民主思想曾被資產階級思想家發掘出來，成為反封建的銳利武器。在古希臘，民主是指一種國家形式即政體，按近代政治術語稱之為民主政體、民主政治、民主制。而按照希羅多德及其他古典學者根據當政人數及其宗旨和方法手段劃分政體類型的傳統方法，可分為三種正宗政體及其相應的三種變態政體：實行一人統治的為君主制和僭主制；體現少數人統治的為貴族制和寡頭制；實現多數人統治的則為民主制和極端民主制（或稱暴民政治）。在本文中所說的民主，乃是奴隸占有制城邦的一種政體。這種政體在把整個城邦的利益置於首位的同時，確實能夠保證絕大多數公民有一定的參政權利，使其對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面發生積極影響，確實能夠使絕大多數公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得到一定保障。
根據目前史料，古希臘城邦中，雅典民主政體的建立在時間上先於其他城邦，因此可以認為雅典是古希臘民主政體的發源地，而雅典民主政體的成因即可視為古希臘民主政體的成因。這些成因不外是：原始社會民主遺風；工商業發展及獨立小生產經濟的穩定；平民力量增強和貴族內部的分裂；以梭倫等為代表的個人作用等等，均為雅典民主的產生提供了可能。
人類社會中的民主歷史長河的源頭，可追溯到人類的史前時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一書中說到：“雅典人國家的產生乃是一般國家形成的一種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為它的產生非常純粹，沒有受到任何外來的和內部的暴力干涉……另一方面，因為在這裡，高度發展的國家形態，民主共和國，是直接從氏族社會中產生的。”……儘管史學界關於原始民主因素對日後各國家尤其對雅典的影響仍有分歧，但是摩爾根《古代社會》、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中都承認，雅典民主蘊涵有原始民主的遺風。在生產力不很發達的情況下，原始民主有效地平衡和協調著氏族社會內部各種利益關係和矛盾衝突。原始民主內容主要包括：氏族成員在社會生活中享有平等的權利等內容。而到了原始社會末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剩餘產品、私有財產等社會因素的萌芽，原始民主在一些原始氏族中過渡到軍事民主制。恩格斯曾將這種軍事民主稱作原始氏族制度“所能達到的最發達的制度”，“是野蠻時代高級階段的模範制度”。軍事民主制下的人民大會、部落議事會和軍事首領這三個氏族部落管理機關，也體現氏族制度的民主原則。總的來說，原始民主因素在世界各地進入國家後影響不甚相同，而對雅典的民主制的影響卻是顯著的，雅典民主機構及運行機制，一定程度均帶有原始民主遺蘊。因此雅典民主產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即原始民主的影響。
雅典民主在承繼古代原始民主遺風的同時，其本身經濟的發展也是促進雅典民主制產生不容忽視的重要的因素。雅典的自然條件決定其工商業的迅速崛起。經濟作物種植、工藝品乃至航運業均有不同程度的發展。雅典商業利益遠遠超出了其城邦的邊界，甚至遠達西西里、埃及、腓尼基等地。這些說明了雅典工商業活動的興盛，其造就的工商業奴隸主，在雅典民主發展軌跡中發揮了不小作用。工商業的發展也為中小手工業者和小農階層提供了更多的致富機會，開闢了更廣的財源。目前史學界關於雅典究竟是商本還是農本社會仍然有分歧，但是雅典工商業以及小農經濟的發展，的確為民主制產生造就了一個堅實的經濟基礎。
而推動古代雅典民主政體演變的最重要的力量，是廣大自由平民的鬥爭。雅典相對廣大的地域，眾多人口，加上既能發展農業又能發展工商業、採礦業的自然條件，為中小所有者隊伍即平民力量的擴大和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這些獨立的中小所有者數量眾多並且有力量，是發展民主、鞏固民主不可缺少的因素。強調平民在民主政體的作用，這也是亞里士多德《政治學》中論述的重點之一。平民即社會中下層民眾經濟狀況的改善和政治力量的壯大，構成了民主派的骨幹力量和基本民眾。這裡說的社會中下層民眾，主要指活躍於公元前5世紀的、梭倫改革劃定的，第三、四等級，第三等級包括中小工商業奴隸主和小農階層，第四等級主要是無地貧民。而正是由於工商業與小農經濟的發展，民主力量不斷壯大，貴族勢力相對削弱，從而引起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化。一般認為平民是民主政體的中堅力量，因而社會中下層民眾力量壯大，促進了民主確立並成為雅典民主堅實的階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