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象簡介
“隱逸文化”的表現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表現就是這一批名士遁跡山林，當起隱士，這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隱逸文化生成魏晉風尚對這一時期乃至稍後的南北朝的文化影響很深這一特殊環境。儘管儒家創始人孔子說過“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孟子也說過：“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文人得意時仕，失意時隱，自古而然。但六朝隱士之多，恐為歷代之冠。
“隱逸文化”的另一個表現，就是出現了對隱居生活由衷讚美和吟詠的“隱逸詩”。有的詩的標題就用了“招隱”二字。比如西晉張載的《招隱詩》有這樣的句子：“來去捐時俗，超然辭世偽，得意在丘中，安事愚與智。”因寫《三都賦》而洛陽為之紙貴的左思，也寫了兩首《招隱詩》，其中有句曰：“惠連非吾屈，首陽非吾仁，相與觀所向，逍遙撰良辰。詩中提到的惠連是指柳下惠、魯少連，曾屈已受祿；首陽的典故則是指不食周祿、寧願餓死首陽山的伯夷、叔齊。意思是說，無論是惠連的曲意求仕，還是夷齊的捨身全節，都與我無涉，我只知倘佯逍遙，怡然自得。
詞語解釋
【 辭彙】：隱逸文化
【 讀音】：yin yi wen hua
【 英語】：Seclusion Culture
【釋義】：隱居不仕,遁匿山林的一種魏晉風氣。在封建社會裡,有些人不願意跟統治者同流合污，隱居避世的做法。
典型代表
古時，帝堯遍訪聖賢，想將天下讓給比自己更有智慧的人來治理。他訪到了一隱逸的聖賢許由，懇切地要將天下讓他。許由不僅藉故逃走，並以聽到此話為可恥，覺得兩耳受了污濁，便去穎水洗耳，恰好遇到隱居樹上的另一位聖賢巢父正牽牛犢到河邊飲水。巢父得知許由洗耳之由，道：這個都是你自己不好，你果然誠心避世，何不深藏起來呢？現在你的兩耳已經污濁了，洗過的水也是污濁的，我這隻潔淨的牛犢，不來飲你污濁的水。說著，竟把牛犢牽到上游去飲水。
還有漢高祖時代的“商山四皓”，他們堅決拒絕劉邦的禮聘，只是在劉邦要更換繼承人時才為太子撐了一下體面，導致劉邦作罷。同時“漢初三傑”之一的張良也走向了隱逸之路。
魏晉清談風氣之盛、之烈，後人很難想像。清談又稱“微言”、“清言”、“清議”、“清辯”等。這種清談經常通宵進行，所謂“微言達旦”；有人耽溺清辯，到了忘食的地步，所謂“左右進食，冷而復暖者數四”；更有甚者，有的名士為了在清談中應對制勝，竟至徹夜苦思而累病甚至累死的。晉人衛體弱而好清談，一次在和謝鯤的通宵辯論中發病而亡，大概是死於心臟病發作。這種清談並不是漫無目標，而是圍繞著當時的文人比較感興趣的問題進行。比如“才性之辯”，就是當時一個熱點問題。又比如，由於道家思想流行，對老莊之學感興趣的人漸增，此外，同樣被視為闡發玄學精微的“易”學，也受到人們的重視，於是探討“老、莊、易”（並稱“三玄”），也成了清談的重要內容。不少名士，精通“三玄”，不僅在清談中才思敏捷，侃侃而談，而且著述有成，成了一代玄學家，如曹魏時的何晏、王弼、稽康、阮籍，魏晉之際的向秀，西晉時期的郭象、裴等。
隱逸詩
隱逸文化東晉大詩人陶淵明有“千古隱逸詩人”之稱，他雖沒有以“招隱”為題的詩篇，但他的詩卻達到了“隱逸詩”的巔峰。最有名的當然要數那篇題為《飲酒》第五的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這樣的“隱逸詩”，真是到了超凡脫俗的地步。和“隱逸詩”同時，流行起來的還有山水詩，這也是“隱逸文化”的一個表現。 山水詩和“隱逸詩”可說是孿生姐妹。要隱逸，就必然會得意於丘中，倘佯於林泉，這必然會擁抱山川、讚美山川，吟喔之間，形成寄情於景、借景抒情的山水詩。和前朝山水不同的是，六朝的山水詩，更多一分超然物外的意境和逍遙自適的心情，詩風則更加輕靈飄逸，文筆則更加婉約雋永。有人認為，六朝詩風過於浮靡，這如果是指部分詩作，特別是後期的某些所有的詩都歸結為浮靡，是失之偏頗的。有人喜歡把六朝的詩同漢賦相比，認為後者氣勢雄渾，而前者則纖巧有餘，凝重不足。這是一個審美取向的問題。猶之聽慣了黃鐘大呂聲響的人，往往會不喜歡絲竹輕音。其實，漢賦也好，六朝詩作也好；黃鐘大呂也好，絲竹輕音也好，凡是優秀的，都有其美學價值，而不能用一根尺子來衡量。拿六朝的山水詩來說，就不乏佳作。像左思的詩句“未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謝靈運的詩句“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和“望山白雲里，望水平原外”；謝的詩句“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等等，其意境之美，可和盛唐的山水詩相媲美。鍾嶸的《詩品》，對謝詩的評價是：“一章之中，自有玉石”；“奇章秀句，往往警遒”。清代的王夫之在講到謝的詩時說“‘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隱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從此寫景，乃為活景，故人胸中無丘壑，眼底無性情，雖讀盡天下書，不能道一句。”說得很中肯。當然，六朝的詩作包括山水詩，也有平庸的，也有一味堆砌辭藻而流於浮靡的。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所批評的“鬻聲釣世”、“淫麗煩濫”，就是指的這種文風。
魏晉隱者
中國魏晉時代七位名士（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及阮鹹）的合稱，成名年代比“建安七子”晚一些。七人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態度不同於建安七子，他們大都“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被道教隱宗妙真道奉祀為宗師。其中，嵇康和阮籍的成就最高。
社會背景
當時社會處於動盪時期，司馬氏和曹氏爭奪政權的鬥爭異常激烈，民不聊生。文士們不僅無法施展才華，而且時時擔憂性命安全，因此崇尚老莊哲學，從虛無縹緲的神仙境界中去尋找精神寄託，用清談、飲酒、佯狂等形式來排遣苦悶的心情，“隱逸文化”成了這個時期文人的愛好。
玄學的影響
玄學強調超越自然和宇宙本體之上的“道”、“無”的精神追求和哲學境界。玄學的興起與漢末社會危機的加深、漢王朝的解體和經學的衰敗有重要的聯繫，因受正始玄學的影響，嵇康等名士的荒誕異行實為釋私顯公的表現，自我意識、精神的覺醒和提升。以其獨樹一幟的風格展現“竹林玄學”的狷狂名士風流自得的精神世界，劉勰《文心雕龍》評到“及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膚淺。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仙心”中顯露“飄忽俊佚，言無端涯”的風格，從嵇康詩作文論中可一窺魏晉名士的玄遠氣度和名師風采，對後世影響深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