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士簡介
隱士內涵
《辭海》釋“隱士”是“隱居不仕的人”，沒有強調“士”，實在是不精確。《南史·隱逸》云：隱士“須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爾，則與夫樵者在山，何殊異也。”而且一般的“士”隱居怕也不足稱為“隱士”，須是有名的“士”，即“賢者”，《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遁世無悶。”又曰：“高尚其事。”……是“賢人隱”而不是一般人隱。質言之，即有才能、有學問、能夠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隱士”。《南史·隱逸》謂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為氣”。因而“隱士”不是一般的人。研究中國的隱士，每一個對於現實的政治社會，都有絕對的關係，不過所採取的方法，始終是從旁幫助人，自己卻不想站到中間去，或者幫助他的朋友，幫助他的學生，幫助別人成功，自己始終不站出來。在中國過去每一個開創的時代中，看到很多這樣的人。像這一類，也屬於隱士之流的思想，明知道時代不可以挽回，不勉強去做，不作儒家思想的“中流砥柱”——人應有中流砥柱的氣概，但能不能把水流挽回呢？這是不可能的，只可以為自己傳忠臣之名而已，對時代社會則無法真正有所貢獻。道家說要“因應順勢”，這類人的做法，就形成了後世的隱士。當然在當今如此開放如此尊重人才的社會，大可不必做隱士了。
最後還要談一個問題。歷來學者對隱士都是持反對態度的，認為隱士逃避現實，應負國家衰亡之責。當然，隱逸不宜提倡，年輕人隱逸不僅不宜提倡，還應加以反對。但隱逸者所創造出燦爛豐富的文化卻不容否定。而且，隱逸的根源在政治渾濁和強權統治，應該鞭撻的正是這一批獨夫民賊和卑鄙之徒。《南史?隱逸》有云：“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譽期通。若使夫遇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天下事，能努力的，當然應該努力，但有時是努力而無濟於事的。蘇東坡《大臣論》有云：“天下之勢，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結論曰：“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如慈禧，天下勢在其手，千軍萬馬都不能奈其何，又何況一手無縛雞之力的士人呢？當然強者可以反抗，雖失敗也不要緊。弱者呢？只好退隱，總比同流合污要好。 隱士表面上超脫，在意識形態上也表現出超脫，實則內心都有無窮的痛苦。
隱士特點
後人很難想像。清談又稱“微言”、“清言”、“清議”、“清辯”等。這種清談經常通宵進行，所謂“微言達旦”；有人耽溺清辯，到了忘食的地步，所謂“左右進食，冷而復暖者數四”；更有甚者，有的名士為了在清談中應對制勝，竟至徹夜苦思而累病甚至累死的。晉人衛體弱而好清談，一次在和謝鯤的通宵辯論中發病而亡，大概是死於心臟病發作。這種清談並不是漫無目標，而是圍繞著當時的文人比較感興趣的問題進行。比如“才性之辯”，就是當時一個熱點問題。又比如，由於道家思想流行，對老莊之學感興趣的人漸增，此外，同樣被視為闡發玄學精微的“易”學，也受到人們的重視，於是探討“老、莊、易”（並稱“三玄”），也成了清談的重要內容。不少名士，精通“三玄”，不僅在清談中才思敏捷，侃侃而談，而且著述有成，成了一代玄學家，如曹魏時的何晏、王弼、嵇康、阮籍，魏晉之際的向秀，西晉時期的郭象、裴等。
對這一時期乃至稍後的南北朝的文化影響很深。例如在當時特殊環境下生成的“隱逸文化”，就是一例。“隱逸文化”的表現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表現就是這一批名士遁跡山林，當起隱士，這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儘管儒家創始人孔子說過“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孟子也說過：“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文人得意時仕，失意時隱，自古而然。但六朝隱士之多，恐為歷代之冠。“隱逸文化”的另一個表現，就是出現了對隱居生活由衷讚美和吟詠的“隱逸詩”。有的詩的標題就用了“招隱”二字。比如西晉張載的《招隱詩》有這樣的句子：“來去捐時俗，超然辭世偽，得意在丘中，安事愚與智。”因寫《三都賦》而洛陽為之紙貴的左思，也寫了兩首《招隱詩》，其中有句曰：“惠連非吾屈，首陽非吾仁，相與觀所向，逍遙撰良辰。”詩中提到的惠連是指柳下惠、魯少連，曾屈已受祿；首陽的典故則是指不食周祿、寧願餓死首陽山的伯夷、叔齊。意思是說，無論是惠連的曲意求仕，還是夷齊的捨身全節，都與我無涉，我只知倘佯逍遙，怡然自得。
隱逸詩
山水詩和“隱逸詩”可說是孿生姐妹。要隱逸，就必然會得意於丘中，倘佯於林泉，這必然會擁抱山川、讚美山川，吟喔之間，形成寄情於景、借景抒情的山水詩。和前朝山水不同的是，六朝的山水詩，更多一分超然物外的意境和逍遙自適的心情，詩風則更加輕靈飄逸，文筆則更加婉約雋永。有人認為，六朝詩風過於浮靡，這如果是指部分詩作，特別是後期的某些所有的詩都歸結為浮靡，是失之偏頗的。有人喜歡把六朝的詩同漢賦相比，認為後者氣勢雄渾，而前者則纖巧有餘，凝重不足。這是一個審美取向的問題。猶之聽慣了黃鐘大呂聲響的人，往往會不喜歡絲竹輕音。其實，漢賦也好，六朝詩作也好；黃鐘大呂也好，絲竹輕音也好，凡是優秀的，都有其美學價值，而不能用一根尺子來衡量。 拿六朝的山水詩來說，就不乏佳作。像左思的詩句“未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謝靈運的詩句“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和“望山白雲里，望水平原外”；謝的詩句“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等等，其意境之美，可和盛唐的山水詩相媲美。鍾嶸的《詩品》，對謝詩的評價是：“一章之中，自有玉石”；“奇章秀句，往往警遒”。清代的王夫之在講到謝的詩時說“‘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隱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從此寫景，乃為活景，故人胸中無丘壑，眼底無性情，雖讀盡天下書，不能道一句。”說得很中肯。當然，六朝的詩作包括山水詩，也有平庸的，也有一味堆砌辭藻而流於浮靡的。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所批評的“鬻聲釣世”、“淫麗煩濫”，就是指的這種文風。
著名隱士
魏晉文人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和談尚玄遠的清談風氣的形成，既和當時道家崇高自然的思想影響有關，也和當時戰亂頻仍特別是門閥氏族之間傾軋爭奪的形勢有關。知識分子一旦捲入門閥氏族鬥爭的旋渦，就很難自拔。魏晉以迄南北朝，因捲入這種政治風波而招致殺身之禍的大名士就有：何晏、嵇康、張華、潘岳、陸機、陸雲、郭璞、謝靈運、鮑照等。所以，當時的知識分子有一種逃避現實的心態，遠離政治，避實就虛，探究玄理，乃至隱逸高蹈，就是其表現。這種情況不但賦予魏晉文化以特有的色彩，而且給整個六朝的精神生活打上了深深的印記。
陶淵明雖沒有以“招隱”為題的詩篇，但他的詩卻達到了“隱逸詩”的巔峰。最有名的當然要數那篇題為《飲酒》第五的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這樣的“隱逸詩”，真是到了超凡脫俗的地步。除此之外，他被選入課本的《歸去來兮辭》也將其隱逸之心表達到極致。和“隱逸詩”同時，流行起來的還有山水詩，這也是“隱逸文化”的一個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