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士思想

透露出文化哲學的觀點，強調隱士思想的背景，與其崇高的價值。 有了“老子，隱君子也”的結論。 處世的態度，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對於“蓬囗以行”的隱士們，和隱士思想，是具有

隱士思想，歷來占據傳統文化精神最崇高、最重要的地位，只是它如隱士的形態一
樣，一向採取“遁世不見知而無悶”的隱逸方式，所以被大家輕易忽略，而容易忘記。
如果強調一點來說，隱士思想，與歷史上的隱士們，實際上，便是操持中國文化的幕後
主要角色。至於講到道家的學術思想，更與隱士思想，不可分離。與其說道家淵源於黃、
老，或老、莊，毋寧說道家淵源於隱士思想，演變為老、莊，或黃、老，更為恰當。為
什麼我們提出隱士思想的重要至於如此呢？簡單地舉出三個理由，加以說明，便可易於
明了其中的道理了。
我們的歷史，自上古以至秦、漢。可稱為正史的，除了孔子著的《春秋》，以及春
秋的三傳（《左傳》、《公羊》、《穀梁》）與《國語》以外，便是孔子和孔門弟子參
加修整過的五經（《易》、《禮》、《詩》、《書》、《春秋》）。後人有所謂“六經
皆史”的說法，那便是說，我們所保留的五經資料，都是具有充分價值的史料，但是，
這些都是屬於正史的題材；此外，如自古流傳，散見於民間及諸子百家的傳說當中，所
記述有關的史料，是屬於歷史背景上反證的部分，也不能說毫無採信的價值。相傳歷史
上的隱士，在三代之際，便有許由、巢父、卞隨、務光等人，這些人物，大多都是“視
富貴如浮雲”，所謂敝展功名，薄視帝王而不為的角色；同時，又說他們的學問、道德、
人品，都是有超人的成就。正因為他們浮雲富貴，敝屣功名，所謂“天子不能臣，諸侯
不能友”，因此使我們歷史上所推崇的聖帝明王，如堯、舜、禹、湯等人，都為之禮敬
景仰有加；換言之，凡是上古的聖君名王，無論為政為人，最顧忌的，便是隱士們的清
議與輕視。尤其在野的知識分子，和民間的心理，對於隱士們態度的向背，非常重視，
到了秦、漢以後，司馬遷作《史記》，特別點出隱士一環的重要，把他和謙讓的高風合
在一起，指出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化人高尚其志的另一面目。因此他寫世家，便以《吳
太伯世家》做點題；他寫列傳，便以《伯夷列傳》做點題，尤其他在《伯夷列傳》中，
借題發揮，大發其歷史哲學與人生、世事哲學的議論，比他的自序，還要進一層，深刻
透露出文化哲學的觀點，強調隱士思想的背景，與其崇高的價值。
其次，如眾所公認我們大成至聖先師的孔子，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心存君國的救世
主義者，他要面對現實，反對逃避責任，但在他的一生里，卻極力讚嘆伯夷、叔齊和吳
太伯等人的讓位逃、隱，推崇他們的人格。他也講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
行言遜”的處世方法，同時提出“寧武於，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
愚不可及也”的觀感等等。這是說明孔子儘管自己具有人世救世的願望，但對於隱士思
想“賢者避世，其次避地”的作法，仍然非常贊同，甚至他有的處世方法，也不得不取
與隱士思想雷同的態度。所以在他周遊列國的時期，遭到晨門者、荷贅者的譏刺；碰到
長沮、桀溺的批評；領會楚狂接輿的諷勸，他只有會心的嘆息，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只有在桀溺對他批評說：“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
豈若從辟世之士哉！”他曾莫可如何地加以按語，才有“鳥獸不可與同群，天下有道，
丘不與易也”的感嘆。後來大家便引用他說“鳥獸不可與同群”的一句話，認為是孔子
罵隱士們逃世消極的醜陋判語，其實，他說這句話，並非如後世人所想像的那樣醜陋與
惡毒，他只是說出入各有志，彼此各行其是的感慨而已。因為鳥是飛的，獸是走的，所
謂遠走高飛的消極者，與積極人世者，彼此都可各行其是；表明他自己，決心走的是人
世救世的路線。我們只要一讀司馬遷寫《老莊申韓列傳》中，由孔子對於老子的按語：
“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給，飛者
可以為繒。至於龍，吾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一段話，便可
了解孔子所說“鳥獸不可與同群”的語意何在了。並且由此也可以明白他對於隱士思想
的估價，和推崇老子為高隱代表者的表示。因此司馬遷寫在捉摸不定的老子傳里，也就
有了“老子，隱君子也”的結論。總之，孔子的思想，與秦、漢前後所號稱的儒、道兩
家思想，他們在原始的本質上，對於“君子乘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囗以行”的立身
處世的態度，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對於“蓬囗以行”的隱士們，和隱士思想，是具有
“心嚮往之”的潛在情感的。
參考：《禪宗與道家》 （南懷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