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誌
隋朝統治時間短，地理著作不多。由於“隋大業中，普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產、地圖，上於尚書。故隋代有《諸郡物產土俗記》131卷，《區宇圖志》129卷，《諸州圖經集》100卷。其餘記注甚眾”。
大業六年（610），隋煬帝命臣下編纂的《區宇圖志》，卷首有圖，“敘山川則卷首有山水圖，敘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敘城隍則卷首有公館圖”。這是一部大型全國圖志，今已失傳。
裴矩的《西域圖記》也已失傳，在《隋書·裴矩傳》中存有此書的序。
由序文知道，裴矩於大業初在張掖掌管互市，從書傳及向西域商人採訪中，蒐集到我國新疆及中亞、西亞各國的山川、姓氏、風土、服章、物產等資料，“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容止，即丹青模寫，為《西域圖記》”。又“別造地圖，窮其要害”。書中不僅有地圖，而且有彩色人物服飾圖像。序文還記載了自敦煌通中亞諸國直至地中海的三條交通要道，可補史籍缺佚。
唐代由於政治、經濟強盛，統治時間長，地理著作的數量比隋朝顯著增多。從《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中知道唐代曾有五十多州修有圖經，這些圖經已亡佚。現存圖經僅有《沙州圖經》和《西州圖經》。
在《隋書》、《舊唐書》、《新唐書》中，有《地理志》和《外國列傳》，是隋唐重要地理文獻。如《隋書·外國列傳》記載了高麗、真臘等二十四個國家的面積、城市、文化、風俗、物產、氣候、交通等。《新唐書·地理志》的內容比《舊唐書·地理志》豐富，所記礦物產地、水利設施尤其詳細。書後附載唐代地理學家賈耽記述當時中國與四鄰的幾條交通要道，是中西交通的重要史料。
唐代著名的地誌有《括地誌》、《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元和郡縣圖志》、《兩京新記》、《吳地記》、《雲南志》、《嶺表錄異》、《桂林風土記》等。
《元和郡縣誌》 《括地誌》是貞觀年間魏王李泰命臣僚纂修的，以《貞觀十三年大簿》劃分的政區為綱，全面敘述十道、三百六十個州（包括四十一個都督府）、一千五百五十七個縣的建置沿革，山嶽形勝，河流溝渠，風俗物產，往古遺蹟和人物故實。它是盛唐時期的疆域志，唐宋人又稱其為“貞觀地誌”。《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是賈耽《海內華夷圖》的文字說明，以詳於考證古今地理為特點。後來賈耽又把它簡縮為《貞元十道錄》4卷，但都失傳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敦煌石窟中發現了《貞元十道錄》殘本，成為現存總地誌中最早的寫本。
《元和郡縣誌》是李吉甫撰寫的，原有42卷，宋以後缺8卷。內容相當豐富，概括起來有五個方面：即疆域政區、自然地理、經濟地理、人口地理和歷史地理。
唐代記載雲南地理的書不下六種，其中以《雲南志》最好，也只有它倖存。作者樊綽在寫《雲南志》時，由於有親身經歷和調查材料，又有《雲南記》、《雲南行記》作參考，所以所記雲南境內的交通途程、重要山川湖泊、城邑、各民族的經濟生活、生產技術、風俗習慣、物產、南詔的歷史、軍事組織、四鄰各國的地理都很詳細，是保存至今唯一一部記載雲南地理最早最詳細和最有參考價值的著作。
《兩京新記》是韋述撰寫的城市地理著作，原書5卷，現僅存1卷。它是按方位依次記載長安、洛陽兩個城市中設於各里坊的政府機構、文化單位、寺廟建築及其歷史，很有特色。
地圖
唐代最有名的地圖學家是賈耽，他繼承裴秀“製圖六體”的法則，於貞元十七年（801）撰成《海內華夷圖》。具體做法是：“謹令工人畫《海內華夷圖》一軸，廣三丈，縱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其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今古殊文，執習簡易。”他創造了用紅、黑兩種顏色標註地名的新方法，以此區別古今地名，一目了然。原圖已佚，但他的方法卻為後世所沿用。
賈耽晚年還完成了《地圖》10卷，已失傳。
唐代除了賈耽的地圖外，還有許多地圖。以《十道圖》來說，就有三種：（1）長安四年（704）《十道圖》13卷；（2）開元三年（715）《十道圖》10卷；（3）李吉甫的《十道圖》10卷。李吉甫的圖有文字說明。“首載州縣總數，文武官員數，俸科”。這些《十道圖》是在各州府造送的地圖基礎上編繪的。最初唐朝政府規定，“凡地圖委州府三年一造，與板籍偕上省。其外夷每有番客到京，委鴻臚訊其人本國山川風土，為圖以奏焉。”建中元年（780）以後，改為每五年造送一次。“如州縣有創造及山河改移，即不在五年之限”。
唐代由於漕運發展，出現了漕運圖。元和八年（813）王播進《供陳許琵琶溝年三運圖》。長慶二年（822）王播又進《新開潁口圖》。長興三年（932）趙德鈞獻《新開東南河圖》。
廣陵人李該畫的五色《地誌圖》，是別具一格的地圖。據見過此圖的人呂溫說：“觀其粉散百川，黛凝群山，元氣剖判，成乎筆端；任土之毛，有生之類，大鈞變化，不出其意。然後列以城郭，羅乎陬落，內自五侯九佰，外自要荒蠻貊，禹跡之所窮，漢驛之所通，五色相宣，萬邦錯峙。毫釐之差，而下正乎封略；方寸之界，而上當乎分野。”從這段話中知道，圖中繪有山川地形、物產、城邑、古蹟、疆域險要、交通道路等，並以彩色分別。惜圖已失傳。
唐代還有軍事設險圖。唐中宗時全軍統帥魏元忠（637-707）“撰《九州設險圖》，備載古今用兵成敗之事”。唐憲宗時，李吉甫繪製了一幅包括黃河以北所有軍事要地和設防地點的《河北險要圖》，憲宗把它掛在室內，每天查閱。李吉甫的兒子李德裕在父親影響下，也很重視軍事設險圖的繪製。在他建造的“籌邊樓”里，左壁繪有通往南蠻道路上的山川險要圖；右壁繪有通往吐蕃道路上的山川險要圖。每當軍事演習時，召集眾將在圖前“指畫商討，凡虜之情為盡知之”。
隋、唐兩代的測量技術有很大發展。劉焯反對傳統的“日影千里差一寸”的錯誤說法，提出了新的測量方法。他上書給隋煬帝說：“今交、愛之州，表北無影，計無萬里，南過戴日。是千里一寸，非其實差..請一水工，並解算術士，取河南、北平地之所，可量數百里，南北使正。審時以漏，平地以繩。隨氣至分，因日度影。得其差率，里即可知。則天地無所匿其形，辰象無所逃其數。”他的方法很正確，可惜隋煬帝沒有採納。到唐開元十二年（724），在僧一行領導下，南宮說等人在河南平原上的滑縣、浚儀、扶溝、上蔡四個地方以水準繩墨引度距離，測量太陽影子。結果“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晷差二寸余”。“大率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而極差一度”。當時，人們還沒有認識到這是在測量地球子午線一度的長度。現在才知道，這是世界上第一次子午線的實地測量。南宮說測得在河南一帶，子午線一度的長度為123.7公里，比現在的測量結果110.6公里相差13.1公里，相對誤差約11.8%。
在李筌撰的兵書《太白陰經》卷四中，記載了當時用於測量地勢的一套工具：“水平”（即水準儀）、“照板”、“度竿”以及它們的結構和使用方法。同樣的內容，在杜佑《通典》、曾公亮《武經總要》、李誡《營造法式》中都有轉載。
旅行家和遊記
唐代最著名的旅行家是玄奘（596-664），他於隋末出家，熟讀佛經典籍，深究理義，發現佛教內部派別爭論很多，理論上不統一，影響了佛教的發展。為了尋找權威佛教經典，貞觀三年（629）他從長安出發，冒險偷偷地跟著商人越過國境，由西域去天竺（今印度）。途經瓜州、玉門關、伊吾（今哈密）、焉耆、高昌（今吐魯番），沿天山南麓向西，越過蔥嶺北隅的凌山（今天山騰格里山穆素爾嶺），經大清池（今伊塞克湖）南岸往西到貨利習彌迦國（今卡拉卡爾巴克），又折往東南，出鐵門（今巴達克山），過大雪山（今興都庫什山）和黑嶺，來到北印度。在印度，他遍游恆河與印度河流域以及印度東南沿海地區，然後翻越雪山和蔥嶺，經疏勒、于闐、鄯善、敦煌，於貞觀十九年（645）回到長安。前後花了十六年，跋涉五萬餘里，備受艱難。回國後，唐太宗要玄奘把旅行見聞寫出來。貞觀二十年（646），《大唐西域記》寫成。
此書由玄奘口述，辯機撰文，共12卷，約十餘萬字，記錄玄奘親自游過的一百十個和傳聞得知的二十八個以上的城邦、地區、國家的情況，是唐代傑出的地理著作，主要成就表現在四個方面：
1.新的地理內容。我國自漢代起，就把崑崙山脈西部高山地區稱作蔥嶺。《大唐西域記》卷十二有波謎羅川的地名，指出這是蔥嶺的一部分，“其地最高”。這是我國古代地理著作中首次提到帕米爾（波謎羅）這個名稱和地理概念。
2.對中亞、印度等國地理環境的詳細描述，超過了以前的任何著作。
3.對某個地區的描述，既有自然地理的內容，又有經濟地理內容。是今天研究中亞、印度一帶的歷史地理所必需的文獻。
4.《大唐西域記》除去首尾兩卷有中國地理內容外，其餘各卷都是講外國地理，是我國古代外國地理專著之一。
《大唐西域記》受到世界各國學者的重視，自十九世紀後半葉開始，陸續被譯成法文、英文和日文。
王玄策也是著名旅行家。他於貞觀十七年（643）、貞觀二十一年（647）、顯慶二年（657）三次出使印度，著有《西域行傳》一書，今失傳。部分內容見於道世的《法苑珠林》，如卷二四引《西國行傳》記載尼泊爾著名的阿耆婆彌池，比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七的記載詳細。可見，《西域行傳》的價值當不減《大唐西域記》。
我國第一個到過埃及並留下著作的旅行家是唐朝的杜瓖。他於天寶十載（751）隨高仙芝在怛邏斯城（今中亞江布爾）與大食軍作戰時被俘。此後，隨大食軍隊西行，遍歷阿拉伯各地，過了近十年的俘虜生活。後來，他獲得了旅遊非洲某些國家的機會，並於寶應初年（762）乘商船回國。歸國後，寫成《經行記》一書，今失傳，僅有一千五百餘字保存在《通典》中。此書是中國最早記載伊斯蘭教義，記錄中國工匠在大食傳播生產技術，記載亞、非若干國家的歷史、地理、物產、風俗的書籍，受到世界各國學者的高度評價。
有關部分已被譯成英、法、日等國文字。
唐代由水路去印度求法的旅行家是義淨。鹹亨二年（671），他從廣州出發，經室利佛逝（今蘇門答臘東南部）至印度。在印度求法十年，又由海道至室利佛逝，停留六年，於永昌元年（689）回到廣州。同年冬又去室利佛逝，六年後回到洛陽。義淨前後在外旅行二十五年，歷三十餘國。在回國途中寫了《南海寄歸內法傳》及《大唐求法高僧傳》，這是唐代記述南海最詳細的著作，是研究印度和東南亞各國歷史地理的珍貴文獻，受到世界各國學者的重視。十九世紀末即被譯成法文和日文。
元和四年（809），李翱去廣州任職，從洛陽出發，循洛水入黃河，轉汴渠，接山陽瀆，經揚州，沿江南運河過蘇州、杭州，又溯錢塘江轉信江，渡鄱陽湖入贛江，越大庾嶺，循湞水和北江南下，直達廣州。全程走了一百二十四天。他用日記體裁記錄了這次旅途經過，取名《來南錄》。全文八百四十六字，有較高的地理價值。
水文著作
唐代在廣德二年（764）以後，在長江上游已出現了記錄長江枯水水位的題刻。
賈耽非常關心黃河上游的情況，於貞元十四年（798）完成了我國歷史上以黃河命名的第一部著作--《吐蕃黃河錄》。此書有文有圖，記載吐蕃境內“諸山諸水”的“首尾源流”，10卷，今不傳。
唐朝人對海洋潮汐的認識水平比前代有了提高。寶應、大曆年間（762-779），出現了一部研究海洋潮汐的專著--竇叔蒙的《海濤志》，又叫《海嶠志》。竇叔蒙，浙東人，是一位民間科學家，其生平事跡不詳。《海濤志》是我國現存的比較系統的第一部潮汐學專著，全書分六章，討論了海洋潮汐的成因，海洋潮汐運動的規律，計算了相當長時期內的潮汐循環次數，對高低潮時的推算創立了一種科學的獨步一時的圖表方法，對一個朔望月里潮汐與月亮的對應變化作了生動的描述，指出了潮汐周月不等現象等等。
與竇叔蒙幾乎同時代的封演，在《聞見記》中準確地記載了潮水漲落的逐日推遲。封演和竇叔蒙在不同的正規半日潮地區進行著同樣的觀測項目，所得結果完全一樣。
盧肇在《海潮賦》中提出了潮汐與太陽有關的論點，也是一個進步。但他過分誇大太陽在潮汐形成中的作用又是不可取的。
地質礦物著作
隋唐兩代的礦物及礦產地，在《新唐書·地理志》及其他志書中有一部分記載，共有礦物約三十七種。《道藏》中記載煉丹原料的有梅彪的《石藥爾雅》和佚名的《金石簿五九數訣》。在本草著作中有礦物藥，這些都是隋唐主要礦物文獻。
《石藥爾雅》大約是元和元年（806）的著作，約五千字，講煉丹原料並解釋許多煉丹藥物的隱名，如水銀（澒）的隱名就有奼女、青龍、流珠、元水、鉛精等二十多個。全書記載礦物五十多種，隱名卻達三百三十五個以上。
《金石簿五九數訣》。約在麟德元年（664）成書，記煉丹用礦物四十五種，每種礦物下面又記產地及辨認方法，全書約二千五百餘字。
蘇敬等人纂修的《新修本草》54卷，唐顯慶四年（659）由政府頒行，收礦物藥一百零九種。原書宋以後散佚，現殘存12卷半。
地質現象的觀察與分析，以顏真卿的《撫州南城縣麻姑山仙壇記》最有名。他在今江西省南城縣麻姑山發現螺蚌殼化石，認為這是滄海變桑田的遺蹟。
沿革地理著作
杜佑《通典》的《州郡典》和《邊防典》是我國最古老的沿革地理專篇。它打破歷代正史地理志只記本朝的局限性，將一個行政單位的歷史沿革由近及遠地向上追溯，一般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這種體裁是杜佑的創造，繼起者不少，以至形成了“十通”著作系列。
在《州郡典》的末尾，杜佑首次力辨黃河伏流重源說的錯誤，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邊防典》16卷，把歷史上中國四鄰的部落和國家進行綜合敘述，突出邊防上的作用，顯示出地理形勢，給後來研究國防史的人提供了方便。
堪輿著作
隋唐時期，中國古代地理學的一個迷信派別--堪輿學開始盛行。隋代有僧令仙之術，唐初已有“五音姓利”說。唐太宗時，地理學家呂才按照太宗旨意，主持刊定陰陽書。在序言中，他批判了堪輿學中的迷信思想，指出祿命不可靠，喪葬和子孫的貧富、貴賤、壽數無關。呂才雖然對堪輿學作了批判，但社會上並不因為有人批判而減少信徒，新的堪輿著作不斷問世。李淳風有《九星龍穴圖》，丘延翰有《天機素書》4卷。廣明元年（880），黃巢起義軍破長安，國師楊益，號筠松，仕至金紫光祿大夫，職掌靈台地理，乘世亂之機，竊取內府堪輿書籍逃奔江西，授弟子三人。其一曰曾智，智授廖禹及其甥賴文進（一作俊）。楊益一面授徒，一面著書。主要著作有《撼龍經》2卷，《疑龍經》、《葬法倒杖》、《青囊奧語》、《青囊序》各1卷，《天玉經》4卷，《都天寶照經》2卷，《地理樞要》4卷，《記師口訣節文》1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