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紅卍字會”， 創辦於1922年，源於中國的一種民間宗教--道院，奉行“以慈展道”。成立的第二年，就趕上日本的關東大地震，所以“紅卍字學會”做出的第一個大手筆是發動中國人給日本人捐款--後來真的給日本災民送去了大量糧食和善款。或許是從那時起，“紅卍字會”就給日本人留下深刻印象。在1937年的這場中日戰爭中，“紅卍字會”也一直在參與戰地救援，事實上，在日軍攻進南京之前，被擊落的日軍飛行員的屍體，也是由“紅卍字會”掩埋的。在南京大屠殺後，“紅卍字會”承擔了主要的掩埋屍體的工作。《南京市自治委員會簡章》規定了這樣幾條宗旨：“(1)解除人民困難；(2)回復地方秩序；(3)勸導工商復業；(4)恢復地方交通。”日本人把原來存放在南京市政府的米、麵粉、食鹽等撥給他們，後來又強迫“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把救濟物資轉交給自治委員會。
1938年1月5日，“南京市自治委員會”發布布告，將南京城區劃為四個行政區，不久又增加下關區，這是建立從市到區再到保、甲的偽行政系統的開始。
“自治委員會”做的另一項工作，是動員難民回家。但親歷過大屠殺的難民們怎么肯回家？日本當局又是威嚇，又是利誘，一方面開始嚴格軍紀管束自己的士兵，一方面又說，先回家的難民，每天每人可以發米半升。
這時候的安全區里，已經形成一個非常奇特的攤販市場。當時留在南京的美籍教授，安全區的負責人之一魏特琳在她的日記中這樣描述：“如果安全區之外的地方已經冷落成‘無人區’的話，那么安全區內的街道看上去像是熱鬧的‘大市場’——擁擠的人群、各種各樣的買賣。”然而，攤販們賣的東西，大都是從商店裡搶來，或是從無主的住宅中盜來的。魏特琳寫道：“在擁擠的上海路上，數十個小販在路邊兜售贓物——衣服、被褥、布匹、各種盤子、花瓶、銅器等等。我們還看見，男人們挑著床架、門框、窗戶和家具。所有的不法分子忙碌著，沒有什麼約束。”這真是戰爭之下人性的一種畸形映照。現在，自治委員會強制解散了這個市場。
為了把難民驅趕出安全區，自治委員會的頭目們帶領警察與打手，燒毀難民居住的棚屋，搗毀爐灶，切斷難民的糧、煤供應，在這種情況下，2月14日，“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宣布改名“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這個安全區，也終於關閉了。2月23日，拉貝離開南京。
給日本人做事，並不容易。一次，日軍特務機關要求偽警察廳長王春生選送500名中國婦女做慰安婦，王春生沒能如期完成。日軍特務機關長當場打了王春生兩個耳光，不久，他的警察廳長也被日本人免了。
說到給日本人送慰安婦，自治委員會中出力最大的是曾在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當過辦公室經理的王承典。王與南京的下層社會十分熟悉，於是找到一個對辦妓院很在行的黑社會中人，名叫喬鴻年，陪同日軍特務在各難民所到處搜尋中國婦女。從1937年12月18日到20日，他們就強征了300名婦女。史邁士曾親眼看到“我們辦公室經理的代表”(指喬鴻年)到了金陵大學和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眨眼功夫就叫出28個妓女！”——這就是史邁士嘆道國際委員會中有“黑社會的三教九流”的由來。
張傳紅指出，在大屠殺期間，自治委員會中有一些人，是賣身求榮的，他們幫日本人在南京設慰安所。不過，做這種事的都是一些小人，不是自治委員會會長級的人物。
在當年德國駐華大使館的檔案中，有一份署名羅森寫下的報告，透露出自治委員會副會長孫叔榮在會見他時，悄悄倒的苦水。這位副會長說道：我上過日本的學校。有好多年我是中國家庭里的日語教師，就是說，我也不是一個富人。我的房子於太平路附近。我將近70歲的大哥是被大火嚇死的，我的侄子是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的。人們可以想像，我是多么痛苦……。
除了驅趕難民出安全區，自治委員會的另一重要任務是登記戶口，甄別清查散落的中國軍人，而且實行“五戶聯保”， 也就是說，凡是住在南京城裡的難民，如果有一家查出一名有問題人員，那么這五家都要連坐，大難臨頭。
然而留在南京的自治委員會會長陶錫三，卻覺得日子簡直過不下去了——他的家竟然讓日本人搶了。1938年1月24日的時候，他曾經以“年高體弱多病”為由，提出辭職，但日本人未準。1月29日，他的住宅就被日軍洗劫一空，連陶家佛堂中存放的佛教和道教的經書都不能倖免。陶家的人後來在地上拾到日軍遺留的一張明信片，上寫著“中島本部部隊野田支隊天野隊長天野鄉三”，據此陶錫三要求日本特務機關查詢此事，但拖了多日後，日本人說“不知，無從查詢”。
陶錫三於2月10日再次提出辭職。他的辭職書寫得很酸楚：我已於元月25日向委員會提出了我的辭職申請……我已兩個月沒有盡義務了，也沒有關心委員會的工作……“錫三篤信神權，辦理道院、紅卍字會，歷十有六年，向守令章，不聞政治。此次為維持治安，追隨日人之後，本已推舉正副會長有人，乃在領事府集會時，忽被前機關長佐方先生臨時變更，推重錫三，田中領事等從而贊助。雖聲明卍會職員不能參與政治，固辭不獲，勉暫擔任，以讓賢能，曾經當眾聲明。孰知冥冥之中，已受譴責，午夜焦思，百感交集。……”
日本人後來讓副會長孫叔榮繼任了會長。但是，孫叔榮的會長做得很短。1938年3月28日，日本人又扶植起一個新的偽政府——以梁鴻志為首的“維新政府”，自治委員會僅存在了三個多月，就被拋棄了。
而“維新政府”也不過存在了兩年，到1940年3月30日，它又被日本扶植起來的汪偽政府所取代。
1945年日本投降後，全中國都在清算漢奸。1947年3月25日，在審判日本戰犯谷壽夫的軍事法庭上，郭岐作為南京大屠殺的證人出席到現場，一個小時的證言宣讀下來，全場鴉雀無聲，幾乎人人熱淚盈眶。三天后，谷壽夫被執行槍決。
而在大約一年前，1946年的4月，陶錫三被法庭判處了兩年徒刑。
陶錫三於1948年4月刑滿出獄，兩個月後，在南京病逝，終年73歲。作為一個歷史中的人物，他可能在歷史大浪湧來的時候，無力以身抗拒，只能選擇隨波逐流，以圖自保。但歷史終究會讓他為他的選擇付出他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