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
帕爾米羅·陶里亞蒂 義大利共產黨領導人陶里亞蒂於1893年3月26日出生在熱那亞市一個國家教育機關庶務員的家庭里。父親安東尼奧·陶里亞蒂先在世俗學校執教，後在當地一所國立寄宿中學當會計。母親特雷薩·維阿勒是教師，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陶里亞蒂家境清貧，仍勤奮好學，1911年秋，以第二名的優異成績考入都靈大學法學院。
都靈一度曾是義大利王國京城,工業發達,逐漸成為義大利工人運動的中心。陶里亞蒂在都靈大學就讀期間,就和同學安東尼奧·葛蘭西一起,參加了當地的社會主義青年運動。1911年,加入義大利社會黨。他和葛蘭西積極反對當時流行的國家主義，被有些人視作“顛覆分子”。
1915年秋,陶里亞蒂畢業,寫作了關於殖民地關稅制度的政治經濟學論文,獲得博士學位。此時,義大利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他於1916年應徵入伍,初時編入步兵兵團,不久派往士官學校學習。5個月後,他被任命為軍官,因患肺病沒有到任便復員了。在服役和復員後的一段時間,陶里亞蒂通過葛蘭西的幫助及閱讀一些外國雜誌,逐步了解到世界工人運動特別是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思想和活動情況,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
創建意共
義大利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但戰爭使它元氣大傷,負債累累,工業凋蔽,農村荒蕪,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因而在十月革命影響下,戰後義大利出現了高漲的革命形勢。就從這時起,陶里亞蒂開始了他一生的職業革命家活動。
1919年初,他先在都靈出版的社會黨的《前進!》日報任編輯工作。隨後,又和葛蘭西共同創辦了《新秩序》周刊(後改為日報),為該報寫文章,宣傳馬克思主義。在此期間,他積極參與領導了由葛蘭西倡導的著名的“工廠委員會”運動,試圖以俄國蘇維埃為榜樣,通過“工廠委員會”這種組織形式,實現工人對企業的監督,並以此作為新的工人政權的萌芽。這個運動得到了都靈等地廣大工人的回響,甚至發展到工人占領工廠的鬥爭。1920年3月,為了使工人奪取工廠的鬥爭發展成全國性鬥爭,陶里亞蒂在《新秩序》上發表了致義大利全國工人和農民的公開信。他在信中指出,問題在於促進一個全國性的運動,建立“一個足以直接同資方的政府統治機構對抗的新組織”;要警惕老闆們互相勾結起來,“無產階級的團結一致是你們取得勝利的必要條件”。“工廠委員會”運動雖然由於社會黨內改良派分子的破壞而遭到失敗,但它震撼了整個義大利,有力地推動了革命運動的發展,促進了義大利共產主義小組的建立。
在此同時,他和葛蘭西等同社會黨內的改良主義者進行了堅決鬥爭,在鬥爭中把社會黨左派聯合為“新秩序派”(以《新秩序》為機關刊物),從而為義大利共產黨的誕生作了重要準備。1921年1月,社會黨在里窩那召開第十七次代表大會。會上,葛蘭西、陶里亞蒂等左派同改良主義者展開了一場尖銳鬥爭。由於黨內“最高綱領派”領導人反對開除改良派分子,左派就與社會黨公開決裂,,宣布退出代表大會,
1月21日,波爾迪加、葛蘭西、陶里亞蒂等共產主義者在里窩那舉行新的大會,正式宣布成立義大利共產黨。 意共成立後的最初幾年裡,陶里亞蒂主要從事黨的報紙工作。1921年夏,開始在羅馬負責主編黨中央機關報《共產主義者》日報。1922年3月在意共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次年,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
反法西斯
陶里亞蒂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義大利人民反法西斯鬥爭的主要領導者之一。戰後義大利所發生的嚴重經濟政治危機,為法西斯主義運動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條件。1919年3月,貝尼托·墨索里尼組織了第一批法西斯戰鬥隊。他們利用當時義大利混亂的局勢,猖狂地向工人階級挑釁,到處毆打和殘殺工人積極分子,並企圖奪取政權。陶里亞蒂經常趕到戰鬥最激烈的地方了解情況,然後在《共產主義者》報上發表通訊和評論,揭露法西斯的暴行,以及反動政府和資本家對法西斯分子的包庇和縱容,號召人民民眾起來擊敗法西斯的進攻。他堅決反對黨的領導人波爾迪加所推行的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策略,認為武裝的法西斯暴徒是工人和農民的主要敵人,“現在還看不清這些問題的人,是脫離實際的人”。他指出,工人階級不能孤立地進行反法西斯鬥爭。“今天如果再錯誤地讓工人們就地進行孤立的鬥爭,那就會犯下不可寬恕的錯誤”。他主張共產黨和民主力量聯合起來,共同抵禦法西斯主義的威脅。在揭露資產階級及其政府同法西斯勾結的同時,陶里亞蒂又強調一心想奪取政權的法西斯與舊統治階層之間也存在著矛盾。當1922年10月社會黨內部發生分裂時,他即在《共產主義者》報上提出了同其左翼“最高綱領派”實行團結的主張。
1922年10月28日,法西斯黨徒舉行了所謂的“向羅馬進軍”。10月31日,墨索里尼奪取政權。之後,法西斯分子加緊對革命運動的鎮壓。《共產主義者》報被封,陶里亞蒂機智脫險,前往都靈。在都靈,他受到當局通緝,被迫轉入地下活動。這時,意共領導波爾迪加繼續“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政策,妨礙了黨同民眾的聯繫,使黨的力量蒙受了嚴重損失。1924年,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意共解除了波爾迪加的領導職務,由葛蘭西擔任黨的總書記。在意共面臨嚴重危機的歲月里,陶里亞蒂作為葛蘭西的戰友,為克服波爾迪加的錯誤政策,確立黨在新形勢下的正確方針,做了許多工作,實現了意共與社會黨左派“最高綱領派”的合併,使黨重新獲得了發展。
1925年4月2日,陶里亞蒂曾在羅馬的練兵場大街被警察逮捕,“罪名”之一,是組織共產黨以“唆使王國臣民武裝顛覆國家”。當他正要受審的時候,巧逢7月29日義大利國王維托里奧·伊曼紐爾三世登基二十五周年實行大赦而獲釋。
共產國際
1926年1月29日,意共在法國里昂舉行了第三次代表大會,葛蘭西當選為總書記。陶里亞蒂出席了大會,作了關於工會工作的報告。在這個報告中,他提出了民眾在哪裡,就在那裡進行工作的新方針,得到了大會批准。
里昂代表大會後不久,基於意共在白色恐怖局面下日益困難的處境,陶里亞蒂被派往莫斯科,代表意共參加共產國際領導機關的工作。1926年11月,葛蘭西被義大利法西斯當局逮捕,判處長期徒刑,其他一些黨的領導人也落入法西斯之手。這樣,陶里亞蒂便於1927年擔任意共總書記,成為意共的主要領導人。他在義大利毗鄰的瑞士和法國,組織了意共“國外領導機構”,出版理論月刊《工人階級》,領導轉入地下的義大利共產黨繼續進行英勇的反法西斯鬥爭。由於陶里亞蒂領導正確,使處於極端困難條件下的義大利共產黨擴大了與民眾的聯繫,建立並加強了與各反法西斯組織特別是與義大利社會黨的聯繫。
從1924年起,陶里亞蒂開始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活動家。1924年6月,他作為意共領導機構內多數派的代表出席了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會上,作長篇發言,闡述了意共在法西斯統治下進行鬥爭的政策和策略。他說,在沒有達到革命高潮的情況下,意共“應該作為一個民眾性的黨”,“無條件地、認真地、靈活地利用敵人陣營任何一個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個可能爭取即使是暫時的、不堅定的、不可靠的、有條件的同盟軍”。在這次會議上,他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1927年5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在莫斯科舉行第八次會議,他參加了中國問題委員會的工作。在討論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中國無產階級應採取何種政策時,他贊同“立即開始農民暴動與無產階級起義結合起來”挽救革命的主張,反對那種主張“遏制”農民開展土地革命的意見。1928年起,他擔任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成員。
1935年7月,在世界人民面臨法西斯嚴重威脅的情況下,共產國際為了重新研究共產主義運動的各種重要問題,在莫斯科舉行了具有歷史意義的第七次代表大會。陶里亞蒂應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邀請,赴莫斯科參加了大會的籌備工作。會上,季米特洛夫作了題為《關於法西斯的進攻以及共產國際在爭取工人階級團結起來反對法西斯的鬥爭中的任務》的報告。陶里亞蒂則作了《論共產國際在帝國主義者準備新的世界大戰的情況下的任務》的報告,提出了“為和平而鬥爭”的中心任務,為共產國際克服教條主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及時實現策略的轉變,作出了重要貢獻。在這次會議上,他當選為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書記,負責中歐各國共產黨工作。
1937年年中,德、意法西斯的武裝干涉使西班牙共和國在內戰中的處境越來越困難。陶里亞蒂受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委派,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前往西班牙。在西班牙期間,他一面協助患病的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霍塞·狄亞士領導西班牙共產黨的工作,同時又組織和領導國際縱隊,支援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鬥爭。直到1939年3月25日,馬德里淪陷前夕,他才同最後一批共產黨領導人乘飛機撤離,經非洲到法國。同年9月,在巴黎被警察逮捕,關押了6個月。獲釋後,輾轉到達蘇聯,一直居住到1944年3月。
戰爭期間
義大利法西斯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陶里亞蒂起草了兩個呼籲書,立場鮮明地譴責了義大利和德國法西斯主義,要求廢除義大利和德國的聯盟條約,號召義大利各階層民眾奮起鬥爭,共同反對法西斯主義。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後,他通過蘇聯提供的電台,以馬里奧·艾克利的化名,每周三次“對義大利人講話”,動員義大利人民開展反法西斯的游擊戰爭。
1943年7月25日,英、美軍隊在西西里登入。義大利法西斯軍隊迅速崩潰,人民民眾和廣大士兵反戰情緒高漲。隨之義大利發生宮廷政變,法西斯頭目墨索里尼被迫下台,由意軍總參謀長、保皇黨人巴多里奧上台組織政府。9月9日,巴多里奧政府向英、美盟國投降。義大利投降後,德國出兵占領其北部、中部以及首都羅馬,重新扶植墨索里尼建立了傀儡政權。這時,陶里亞蒂提出建立廣泛的民族陣線,反對外國占領者及其走狗的鬥爭口號。1944年3月,他回到義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直接領導義大利人民進行反法西斯鬥爭。
陶里亞蒂回到義大利時,國內政治局勢極其錯綜複雜。在義大利領土上,除了英、美軍隊和德國法西斯占領軍外,還存在著兩個政權:北意的人民政權和南意的巴多里奧君主政權。在南意,各個黨派圍繞著保持還是廢除君主政體,進行著激烈的爭論。根據這種情況,陶里亞蒂在在3月29日召開的意共全國委員會會議上提出,應把政體問題放到能召開制憲會議時再行解決,要把團結一切政治派別並參加對德戰爭放在第一位,“馬上要建立一個民族團結政府”。會議通過了關於迅速建立新政府的決議。4月11日,陶里亞蒂在薩勒諾發表講話,建議義大利各反法西斯黨派聯合起來,組成新的政府。並宣布意共準備參加政府。這一點建議得到了各反法西斯黨派的贊同。4月21日,巴多里奧政府改組,有各反法西斯黨派參加的第一個民族團結政府成立。陶里亞蒂出任不管部長。6月4日,首都羅馬解放,巴多里奧辭職,政府進行改組,由原改良主義派社會黨領袖伊伐諾埃·博諾米擔任總理,陶里亞蒂仍留在政府中。他在黨的那不勒斯省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指出:“當前,共產黨人有兩個基本目標:打擊德國侵略者爭取解放;實行國家民主化。”懾於民主力量的日益壯大,11月底12月初,以天主教民主黨為首的右翼勢力藉口共產黨人“煽動暴動”、“獨斷專行”、“製造無政府狀態”,製造了民族團結政府的危機。博諾米一度提出辭職。經過一番較量,不久又組成了第二屆博諾米政府。根據陶里亞蒂提議,共產黨仍參加博諾米的第二屆政府,他擔任了副總理的“榮譽”和“代表性”職務。1945年4月,在意共領導下,北意爆發人民總起義。游擊隊和起義工人解放了米蘭、都靈等200多個大小城市,捕獲和處死了法西斯頭子墨索里尼。英、美盟軍乘機進駐米蘭。不久,義大利北部和全國獲得解放。
陶里亞蒂後來在總結自己這一時期的活動時說:當時義大利“被英、美帝國主義的軍隊牢牢占領了”,“物質力量的絕對優勢不在我們這一邊”,“共產黨人如果領導人民進行反英、美軍隊的武裝鬥爭,那無論從義大利國內形勢來看,還是從那些年月的國際形勢來看,都會產生悲劇性的後果”。
義大利道路
戰後,陶里亞蒂在國內外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進行一系列重要的革命實踐活動。他領導意共積極探索“走向社會主義的義大利道路”。早在返回義大利的第二天,陶里亞蒂就宣布:“在義大利,必須通過一些與蘇聯所走的道路不同的途徑來實現社會主義。”義大利解放後,意共在第五次代表大會上,把建立共和國、議會政治制度,恢復一切民主自由,肅清法西斯主義,革新經濟結構,作為自己的努力目標。爾後他又一再闡述了這條義大利“社會主義的民族道路”。其主要內容包括兩方面:在政治方面,通過資產階級議會民主的“合法途徑”、“逐步改變國家內部均勢和結構”,“使新的階級強行進入國家的領導”;在經濟方面,則要通過“國有化”、“規劃化”、“國家干預”等措施,逐步達到“限制”、“粉碎”壟斷資本的目的。他說:“義大利道路就是預見到在民主基礎上求發展以加強民主和產生真正向某些深刻社會改革的民主演變的一種道路。”為了實現這條道路, 陶里亞蒂主張實行“民族團結”政策, 贊同共產黨人在政府中工作。 他本人積極參加了戰後的議會活動。
1946年6月到1947年2月,他是立憲議會議員。1948年4月以後,他一直當選為眾議院議員,並擔任意共議會黨團主席。1948年7月14日,義大利一名暴徒謀殺陶里亞蒂,開槍將他打成重傷。這一事件發生後,在義大利各地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抗議浪潮,全國爆發了總罷工,顯示了陶里亞蒂在人民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威望。
陶里亞蒂對戰後意共黨的建設了作出了重要貢獻。為了使意共能適應“為爭取民主和勞動人民的利益而鬥爭”的需要,陶里亞蒂於1944年回國後,及時提出了要把意共建設成為一個“新型的黨”的任務。他說:意共“將不僅僅滿足於批評和宣傳,而且要通過積極的、建設性的活動參加到國家的生活中去”,“要和有影響的民主力量一道使自己擔當起爭取全國解放和建立一個民主政府的鬥爭中的領導角色。”在他建議下,意共在義大利各階層中吸收黨員和建立黨的組織,在組織上得到了迅速發展和壯大。1944年,意共有50多萬名黨員。到1954年,黨員總數增加到200餘萬,還有接受其領導的43萬餘名共產主義青年聯盟成員。它成為資本主義國家中擁有黨員人數最多、最強大的共產黨。意共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影響也不斷擴大。自1948年4月的眾議院選舉起,它一直是議院中僅次於天主教民主黨的第二大黨。為了加強意共的思想建設,根據陶里亞蒂的創議,1949年意共創建了葛蘭西學院。
陶里亞蒂是繼南斯拉夫共產黨人之後,在歐洲共產黨人中第一個對蘇共領導持公開批評態度的人。1956年,蘇共召開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他歡迎蘇共二十大對史達林個人迷信的批評,同時又批判蘇共領導沒有從政治和歷史上對史達林作出全面評價。之後,在如何處理國際共運內部各黨的相互關係問題上,他提出,各黨應“在共同思想和共同鬥爭的基礎上完全自主”,有權從本國的實踐出發選擇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各黨要在“差異中團結”,做到“既團結又形式多樣”,堅決反對“蘇共為首”論和把蘇聯所做的一切當作唯一的“模式”。他高度評價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鬥爭的過程中,採用“適合於中國條件的方式,來使工人階級和勞動民眾取得政權”。1964年8月,在《關於國際工人運動及其團結問題備忘錄》中,他再一次系統地、全面地闡述了意共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重大問題的立場和主張,重申:“我們堅決主張各黨獨立自主,這不僅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在目前狀況下也是我們發展的一個主要條件。”陶里亞蒂的上述意見和主張,得到了西歐各國共產黨的廣泛回響。
陶里亞蒂在戰後為反對帝國主義、爭取世界和平和人類的進步事業,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他堅決反對美帝國主義在戰後推行分裂歐洲的戰爭政策,反對義大利受制於美國的外交政策。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發生,他強烈譴責英法對埃及的侵略,呼籲在全世界各地撤除外國軍事基地,反對組織分裂世界和引向戰爭的軍事集團,主張和平解決國與國之間的一切爭端。在議會活動中,他力主義大利革新自己的外交政策,為保衛世界和平而努力;要求義大利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意接納中國加入聯合國。
著作
1964年8月21日,陶里亞蒂因病逝世於蘇聯克里米亞的雅爾達,終年71歲。他一生留下了為數眾多的著作、報告和演說,其中如《論共產國際在帝國主義者準備新的世界大戰的情況下的任務》、《義大利共產黨》、《義大利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等,都是研究共產國際和意共歷史的重要資料。1965年,蘇聯出版了多卷本《陶里亞蒂選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