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依靠商業經營活動迅速地改變自己貧窮處境，甚至富甲天下的人的確不少。比如在中國古代，陶朱公和端木賜便是在商業領域經營得十分出色的代表人物，他們用自己的商業活動揭示出千古不易的“經商智慧”，指引著後人不斷地創造財富，至今人們仍然將他們奉為圭臬，尊為祖師，頂禮膜拜。
而“端木生涯，陶朱事業”中，陶朱，指的是陶朱公范蠡。端木是端木賜，子貢。後人用這句話來說明兩位先賢的主要商業智慧，同時成為儒商致富的經典。
端木生涯
端木指的是端木賜，也是春秋時期人。端木賜是他的名字，他還有一個大名鼎鼎的字——子貢。子貢不但是孔子的傑出弟子，而且經商有成，因此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儒商。從許多意義上來說，如今的商人確實應該視子貢為榜樣。不過，該學習的不僅是子貢的經商才能，還有他博學的知識與仁愛的品德。
子貢，春秋末衛國黎（今河南省濬縣）人，孔子的著名弟子，小孔子三十一歲，“孔門十哲”之一。
子貢不但利口巧辭，善於外交，而且才思敏捷，因此也頗為自負。最早子貢心氣很高，自認為一定能超過孔子。據東漢思想家王充在所撰《論衡·講瑞篇》中記載，子貢拜孔子為師一年後，認為自己已經比孔子強了；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到後來，把孔子比作日月，“不可及”，“無得而逾”。當後來有人認為子貢比孔子高明時，子貢立即就加以否定，說：“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肓人子之牆數仞。”（《論語·子張》）
子貢心懷大志，有強烈的從政志向，他關心治國之方略，經常問政於孔子。《論語》中記述孔子與弟子答問，以子貢為最多。孔子非常欣賞子貢，曾多次稱讚他，說他能夠做到“告諸往而知來者”（《論語·學而》），“賜之敏賢於丘也”（《說苑·雜言》），並把他比之為尊貴的“瑚璉”（宗廟之貴器）。孔子有弟子三千，賢者七十二，但被認為有影響力的卻只有子貢、顏回等少數幾位，由此可見子貢的才學在眾弟子中確實是出列拔萃的。
子貢在孔門中事跡頗多。他在成為孔子弟子以前，經商曹、魯間，富至千金。拜師孔子後，因思路敏捷，博學強記，能言善辯，被孔子許為其“言語”科的高才生。有一次，孔子與子路、子貢、顏回遊千戎山，孔子讓他們談各自的志向。子貢說他願遊說兩國之間，不動干戈使兩國相親如兄弟。孔子大為稱奇，稱子貢為“辯士”。
魯哀公六年（前489年），孔子及其弟子們在陳國絕糧，子貢奉命說服楚昭王迎孔子等人楚，使師生脫離危境。
魯哀公七年（前488年），吳向魯征牛、羊、豬各百頭，吳要求魯國季康去會盟。季康子派子貢前往說服吳人。
魯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吳勝齊，吳王賜給魯國叔孫氏甲、劍等，叔孫氏不知如何答謝。子貢出面，圓滿完成了這一外交任務。
魯哀公十二年（前483年），魯、衛等國君會見吳人，吳人扣留衛侯。子貢說服吳太宰，使衛侯獲釋。
魯哀公十五年（前480年），齊、魯會盟，子貢說服齊國返歸原屬於魯國所有的“成”地。
子貢的外交成就受到楚昭王、季康子等人的讚賞。他性格活潑，交往甚廣，處事考慮周到，左右逢源，辦事通達，所以，無論是經商還是外交，都很容易取得成功。
《呂氏春秋》中記載有“子貢贖人”的故事。當時魯國法律規定，如果魯國人在外國淪為奴隸，有人出錢把他們贖出來，可以到國庫中報銷贖金。子貢有一次贖了一個在外國淪為奴隸的魯國人，他認為做好事求回報不道德，因此拒絕了國家賠償給他的贖金。
孔子知道了，批評子貢說：“端木賜（子貢的名字），你這樣做就不對了。你開了一個壞的先例，從今以後，魯國人就不肯再替淪為奴隸的本國同胞贖身了。你收回國家抵償你的贖金，不會損害你的行為的價值；你不拿國家抵償的贖金，就破壞了魯國的那條代償贖金的好法律。”
孔子認為，大多數人沒有子貢這么雄厚的財力，無法不在乎這筆贖金，因為如果白白付出這筆贖金，他自己的生活就可能受到重大影響。而如果不能取回自己代付的贖金，那么即便看到魯國人在外國淪為奴隸，有機會救同胞出火坑，大多數人也會放棄為本國同胞贖身。甚至於，即便有人有這個經濟實力，不僅有機會，而且有能力付出贖金而不影響自己的生活，但由於並非所有的人都有如此之高的道德水準，因此他也會因為付出贖金後無法收回，而放棄為本國同胞贖身。
另一件事恰恰相反。孔子的另一高徒子路救起一名落水者。那人感謝他，送了一頭牛，子路收下了。孔子聽了十分高興，說：“這下子魯國人一定會勇於救落水者了。”
這兩個故事因為涉及到法律和道德，曾引起後世諸多討論，因篇幅所限，這裡不再多說。但子貢富有卻是不爭的實施，所以才能視贖金如無物。孔子一行周遊列國時，基本上是依靠子貢提供的經濟資助。
據說子貢武藝高強，端木也成為世代相傳的武林世家，這在許多傳奇小說中都有演繹。二月河在他的歷史小說《雍正》中曾經講到：辦差的李衛遇到了麻煩，就是端木賜的後人出手相救。
子貢還被認為是縱橫家的鼻祖。魯哀公時，齊國田常打算攻打魯國魯。孔子知道後，對弟子們說，“魯是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子張等請行，孔子都沒有答應。唯獨子貢請行，孔子答應了。子貢到齊後，說服田常，又由齊到吳，見吳王夫差，到越見越王勾踐，再至吳、到晉。子貢於所到之處，各說其當政者以利害，打動了他們的心裡，從而導致當政者改變了計畫。子貢也因此而改變了各國的形勢，緩解了魯國的危機，出色地完成了使命。史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孔子去世後，魯哀公前來致哀，子貢批評說：“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左傳·哀公十六年》）孔子的其他弟子為孔子守墓三年，然後離去，各奔前程，唯獨子貢守墓長達六年之久。
子貢晚年居齊，直至終老。
史稱：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收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後世一般認為，孔子之名聲之所以能傳揚天下，得力於子貢的宣揚。
東漢石畫像中有《孔子見老子圖》，孔門眾多弟子，注名者不多，子貢是注名者之一。東漢明帝永平十五年（72年），以子貢配祀孔子。唐朝玄宗時，追封子貢為“黎侯”；北宋真宗時，又追封子貢為“黎陽公”，後又改稱“黎公”。清代皇帝封其後裔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陶朱事業
陶朱公商訓
生意要勤緊，懶惰則百事廢。接納要溫和，躁暴則交易少。 議價要訂明，含糊則爭執多。帳目要稽查，懶怠則資本滯。貨物要整理，散漫則必廢殘。出納要謹慎，大意則錯漏多。期銀要約定，延遲則信用失。臨事要責任，放棄則受害大。用度要節儉，奢侈則用途竭。買賣要隨時，挨延則機會失。賒欠要識人，濫出則血本虧。優劣要分清，苟且則必糊塗。用人要方正，詭譎則受其累。貨物要面驗，濫收則售價低。錢賬要清楚，糊塗則弊竇生。主心要鎮定，妄作則誤事多。
范蠡會稽宛丘人,(浙江寧波慈城盆山溪塘頭人)功成身退，攜西施泛舟五湖，隱居在慈城五湖村葛屯棚。500年後孔子後裔孔安國棄官學道，到慈城向范蠡學黃帝相傳的服氣功，辟穀三十年，收徒300人,范蠡不勝其煩，逃到黃古林，不久又逃到東錢湖，改名陶朱公著後乘舟出寧波三江口入海，不知所終。
那時候，越王勾踐被吳王夫差圍困在會稽山上，為了擺脫困境，尋求生路，有朝一日報仇雪恥，於是起用了范蠡和計然這兩個人。
計然是春秋時期天下聞名的經濟學家，對治理國家的策略極有研究。他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談論治國方略，與同時代的其他人截然不同。比如，計然認為，如果一個國家要打仗，就要首先做好後勤戰略防備工作，時刻準備好待用之物。如果想知曉國庫物資的多少，相互對照各種物資的供需狀況，就可以做到胸有成竹、了如指掌了。
很顯然，計然認為，一個國家如果想要富國強兵、稱雄於天下，只有首先將經濟基礎打好，國家物質富足了，才可能有條件訓練軍隊，使自己的國家兵力強盛，而人民的富足，是立於不敗之地的根本。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計然的許多見解，實際上不僅僅是一種治國方略，而且還是非常到位的、非常精闢和實用的“經商良策”。
比如計然說：“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飢；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飢。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計然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按照五行的說法，歲星處於金位，是豐年；處於水位，是荒年；處於木位，有饑荒；處於火位，是旱年。旱年則預造船隻，水年則預造車輛，這是適應市場變化的一個經營法則。每六年一個豐年，每六年一個旱年，每十二年一次大荒年。糧食的價格，每擔低於二十錢就會損害農民，高於九十錢又會損害商人。商人的利益受到損害，商品就會減少；農民的利益受到損害，土地就會荒蕪。最高不超過八十錢，最低不少於三十錢，就能使農民和商人都得利。賣買公平、價格合理，使稅收和商品都不匱乏，是治理國家必須遵守的基本法則。
在這裡，計然從治理國家的角度去闡述市場運行的規律，而且又從商業運作的角度談論了應當如何去具體操作。他的觀點無疑是十分有見地的、具有實戰意義的。
除此之外，計然還認為，要在商業領域裡保持長盛不敗，關鍵要善於“用智”，他曾經這樣說：“積蓄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具行如流水。”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經營商業的基本法則是，貨物必須完好，不積壓商品，在商品的購售銷過程中，容易腐爛的貨物和食品不要長期貯存，不要囤積貨物企圖抬價。考察某種商品是有餘還是不足，就可以預知它的貴賤。價格上揚到了極限就會下跌，下跌到極限又會上揚。因此，價格上揚時就要像對待糞土一樣及時出售，當價格下跌時就要如同珍愛珠玉一樣及時收購。應該使資金貨物像流水一樣不停地流通。
很顯然，計然的這些見解十分中肯地揭示了商業運作的最為基本的規律，它對後世商人搞好經營工作具有極好的指導性作用，是彌足珍貴的商業文化經典箴言。
越王勾踐運用這些“經營理論”來治理國家，十年之後，越國終於富強起來，最終打敗了強大的吳國，報仇雪恥，之後又進軍中原，成為春秋時期的五大霸主之一。
在雪洗了會稽之役的恥辱之後，范蠡很有感慨地說：“計然的策略有七條，越國只動用了其中的五條就取得了如此滿意的效果。既然在治理國家中已經實踐過證明是有效的了，我打算運用這些策略來發家致富。”
於是，范蠡便辭掉了所有官職，乘坐扁舟往來於江湖之中，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他索性改換姓名，到了齊國就化名為鴟夷子皮，到定陶又化名為朱公，從事商業經營活動。
為什麼要選擇定陶作為自己的經商大本營呢？
陶朱公認為，定陶位於全國的中心，四面都可以和其他諸侯國相通，是物資交流的集散地，是從事商業活動的理想場所。
於是，陶朱公便在那兒置辦產業，積聚貨物，根據時機買賣最能獲利的商品。他十分善於用人，因此，他的商業經營活動一直都是只賺不虧，在十九年之中，積累家財至數千金之多，又多次分散給貧賤時的朋友和本家兄弟，資助他們度過了一個又一個難關。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范蠡堪稱是中國古代富有之後喜好行善積德的傑出典型。
後來，范蠡年老體衰，力不從心，再也無法親力親為了，便放手聽任子孫去經營，子孫整治家業，積累財富，手法也相當老到，聚集家產有上億之多。
范蠡不愧是我國古代最傑出的商人之一，所以，人們以“陶朱公”來推崇和紀念他。後世商人更是對他推崇備至、引以為榮，將自己的商業經營活動稱之為“陶朱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