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錫祺教授於上世紀50年代初,開始著手研究孫中山,半個世紀以來,始終對這一研究孜孜不倦,鍥而不捨,至今未衰。他曾較長期進行古代史教學和研究,因而博古通今,深切地認識到綿延二千餘年的封建帝制對中國社會進步的阻滯,到近代,又因落後招致帝國主義侵略,孫中山領導中國人民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國;隨後更與時俱進,實行國共合作,爭取中國人民徹底解放,不僅為中國開闢新紀元,也為世界民主革命創一先例,因此,對孫中山當然要敬仰要研究。而且,他認定,在紀念孫中山的大學的歷史系,研究孫中山和相關人物、事件,是應負的歷史使命和歷史責任。
陳錫祺教授的貢獻之一是力辟孫學譜新篇。在中國搞完三大改造,中央號召向科學進軍之際,陳教授乘紀念孫中山誕辰90周年的東風,發表了《孫中山早期革命思想與革命活動》一文。次年又在此文基礎上,寫成《同盟會成立前的孫中山》,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建國後中國第一部孫中山研究專著,至今仍為治史者重視和引用。1959年中大成立了以系主任金應熙教授和陳錫祺教授負責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室,由於全室共同奮戰取得顯著成果,被評為全國先進單位。此後,他雖因病未能參與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武漢盛會,但他在健康稍事恢復之後,又於1964年與廣州社科所(即今廣東社會院)張其光同志一道匯集廣州一些近代史研究工作者編纂《孫中山年譜新編》,望以此進一步蒐集有關孫中山資料,培訓研究孫中山的人才,為迎接擬於1966年舉辦的紀念孫中山誕辰100周年作準備。可是不久即掀起“文革”風暴。陳教授不僅上述願望落空,且屢次受到“歌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錯誤批判。但他研究孫中山之志並未稍戢,1972年,中大領導因外界對關閉校內孫中山先生紀念室嚴重不滿,擬恢復該室展覽,陳教授當時尚未從“牛欄”中解放出來,被臨時“借調”回校參與復展工作,他毫無畏憚地參加了。“四人幫”垮台不久的1978年初,他即勇敢地和我共撰《二十世紀初的孫中山預見》,發表在《學術研究》上,明確表明孫中山研究要再起。同年底,根據他的建議,成立了中大乃至全國第一個孫中山研究室,他擔任室主任。同時他積極地支持中南五省辛亥革命研究會的創立,擔任名譽理事長。1979年11月,經陳教授建議和參與積極籌備,中大與辛亥革命研究會、廣東歷史學會在廣州聯合舉辦了“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學術討論會,這是文革後第一個以此為主題且有美、日學者參加的盛會,陳教授在會上作了《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的主題報告,強調必須撥亂反正,恢復孫中山的歷史地位。這次會的反響很大,日本轉載了這次討論會的紀要,並評論說中國的孫中山研究復活了。隨著,在陳錫祺教授的主編或指導下,1981年、1986年、1992年先後出版《孫中山年譜》,《孫中山全集》和150萬餘字的《孫中山年譜長編》,這三部書均由中華書局出版,迄今仍為孫中山研究者常用。經他提議並由林家有等具體操辦,孫中山研究室所編輯出版一系列《孫中山研究論叢》,陸續刊出國內外的一些孫中山研究成果,對培訓隊伍、推動內外交流起了顯著作用。史學界對此多有讚譽。與此同時,錫祺師自己在年老多病的情況下,兩次訪問日本,還寫了一批擴大和加深孫中山研究的文章,出版了《孫中山與辛亥革命論集》。
陳錫祺教授的第二大貢獻是薪火相傳從者眾。20世紀50年代初,在中大孫中山研究園地幾乎是單個耕耘,60年代後,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生點建立。1978年後,在已故的陳勝粦教授等的配合下,相繼培養了周興梁、邱捷、陳劍安、桑兵、樂正、賀躍夫等幾批優秀的研究生。同時,林家有、李吉奎等相繼轉入並加強這個陣地。後來,他的弟子們又不斷培養研究生,終於形成一支較完整的研究梯隊。為了壯大這支隊伍,陳錫祺教授除對弟子和後輩悉心培養外,還採取了有教無類、五湖四海的正確擇人用人方針。有的雖學歷不全,但他認定其才學有培養前途而破格錄取,後來果成大器;來自外校但品學較優者亦予器重。陳教授還根據每個人的特點分配研究任務,在完成集體項目的同時,讓大家分頭開拓自己的研究領域。《孫中山年譜長編》出版之後,其弟子又相繼出版了《孫中山與中國近代軍閥》、《孫中山與國共第一次合作》、《孫中山與日本》、《孫文與日本史事編年》等專著。中大的這塊近代中國和孫中山研究園地,出現了人盡其才的欣欣向榮景象。上世紀80年代以來,孫中山研究所、近代中國研究中心先後出版了“中國近代史叢書”、“孫中山與近代中國系列”、“近代制度與文化”、“近現代中國政治與社會變遷”等多套叢書達數十種,成為全國重點學科,獲得過科研、教學全國優秀成果一、二等獎等多項集體榮譽;個人獲得榮譽、獎勵更多,其著者有嶺南名師陳勝粦,史學領域第一個長江學者桑兵,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獎獲得者吳義雄、關曉紅等;科研成果獎中包括全國高教系統獎、省高教系統獎、孫中山基金會、省社科等優秀成果獎共數十項。還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在長沙召開的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學術討論會上,陳錫祺教授親自指導的四個研究生邱捷等全部獲獎,獲獎率居與會單位之冠;在總結1992年前孫中山研究成果的孫中山基金會評獎會上,錫祺師本人和弟子成果獎共獲獎8項,占總評獎成果的28%,亦居全國參評單位之首。1981年後的歷次每10年舉辦一次的紀念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的大型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獲選與會的陳錫祺教授的弟子一直都居全國前列。金沖及教授代表中國孫中山研究學會於1985年所作《建國以來的孫中山研究工作》報告所提已出版的代表作和在這方面研究有成就的學者,以及帶有總結前此研究成果性質的《辛亥革命史論文選》、《孫中山研究論文選》所選論文,都以錫祺師及其弟子所占數量最多。
陳錫祺教授在其肖像的題詞是:“我這一生所做得最有意義的事,就是為研究孫中山盡過微力。”這反映了他一向的謙遜平實、淡泊名利的風格。但學界對他的貢獻早有定評。中國孫中山研究學會會長金沖及教授於1992年為錫祺師的論集(增訂本)所寫的“序”中開宗明義就寫道:“在中國當代學者中,對孫中山研究工作貢獻最大的當推陳錫祺教授,這大概是學術界的公論。”現任日本孫文研究會會長中村哲夫教授亦於1992年著文盛讚陳錫祺教授對中日學術交流的貢獻,並稱:“我對陳教授的為人與學問都十分敬佩,大家都認為,陳教授長期鑽研孫中山,在孫中山研究領域達到了至高的學術水平”;“陳教授堪稱中國研究‘中山學’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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