館藏文物
從事秘密工作使用的化裝用品：在武昌都府堤20號“陳潭秋烈士紀念館”收藏著陳潭秋當年用過的化裝用品：一條圍巾、一頂絨帽、一副墨鏡。絨帽是用來罩住頭部，只露出兩隻眼睛，冬天戴便於隱蔽自己。這幾件化裝用品系陳潭秋烈士的家人於解放後捐獻給文物部門的。陳潭秋在武昌高師附小任教期間，經常從事革命活動，為擺脫特務跟蹤，保護自己，他外出時總要化裝，這3件文物就是這段時間陳潭秋用過的。歷史
1926年初夏，為迎接北伐軍的到來，黨在武昌辦了一個北伐宣傳訓練班，陳潭秋是訓練班的主持人之一。武昌北城角湖北省甲種商業學校的隔壁有一黃岡人開設的安仁學舍，部分訓練班的學生住在那裡。那裡每天有化裝成商販、看相、算命、行醫及其它行業的特務們進進出出，有的甚至與學生結成下棋、逛街或吟詩賦詞的朋友，卻沒引起學生們的注意。一天，有一位外國語專門學校愛好打球的學生搬走了，第二天來了一個提著足球、帶著打氣筒、穿著球衣球鞋、戴著墨綠色太陽鏡的人，聲言要找那個已搬走的學生，而沒有引起當時正在下棋、看報的學生們的注意。這人突然把一學生負責人衣襟一扯，進入他的房間，然後把白布軟帽一揭，眼鏡取下，正在詫異中的那位學生負責人不由“啊”地叫了一聲，原來是陳潭秋同志！陳潭秋吩咐他黃昏前把學生約到蛇山抱冰堂集中。晚飯後，學生們相約著到達抱冰堂，只見一位穿著米色紡綢長衫、手搖一把白紙摺扇、戴一副茶色眼鏡的紳士模樣的人慢慢向他們走來，走到跟前一看，又是陳潭秋同志。陳潭秋安排好東西兩個方向的崗哨後，引導學生們從蛇攀談到虎，要大家聯繫實際談談“與虎同眠”、“梳捋虎鬚”、“虎口拔牙”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這些成語的含義。學生們就此各抒己見，可談來談去總聯繫不上實際。陳潭秋說：“大家正與虎同眠，拔虎牙，捋虎鬚，感覺到了嗎？”大家一聽愕然，都說感覺不到。陳潭秋又說：“正因為感覺不到，就更危險。你們住在安仁學舍，有各種類型的人與你們素不相識，卻請你們吃喝，搞得很熟，是乾什麼的呀？是‘釣魚’的！那些每月拿上百甚至幾百銀元的特務從牙縫裡刮下一些殘羹給你們，為的是誘你們上鉤啊！”大家一聽恍然大悟，頓時從思想上警覺起來。以後，學生們到訓練班上課時，每天總留二三人在學舍應付敵探，課輪流補上。給三哥、六哥的信
在“陳潭秋烈士紀念館”里，還收藏著一封陳潭秋於1933年2月寫給他三哥、六哥的信。信系鋼筆書寫，500餘字，信紙為白道林紙，長23厘米、寬17厘米，信後落款“本澄”（系陳潭秋的別名）。當時，陳潭秋任中共江蘇省委秘書長，寫信給兩位兄長，是為把即將出世的孩子託付給他們照顧。陳潭秋在信中寫道：
“三哥、六哥：流落了七、八年的我，今天還能和你們通信，總算是萬幸了。諸兄的情況我間接又間接的知道一點，可是知道有什麼用呢！老母去世的訊息，我也早已聽得，也不怎樣哀慟，更可憐老人去世遲了幾年，如果早幾年，免受許多苦難呵！我始終是萍蹤浪跡、行止不定的人，幾年來為生活南北賓士，今天不知明天在哪裡。這樣的生活，小孩終成大累，所以決心將兩個孩子送托外家養去了。兩個孩子都活潑可愛，直妹（陳潭秋的夫人徐全直）本不捨離開他們，但又沒有辦法。直妹連孕、產、乳、哺，也受累夠了。十九年曾小產了一男孩，二十年又產了一男孩，養到八個月又夭折了，現在又快要生產了。這次生產以後，我們也決定不養，準備送托人，不知六嫂添過孩子沒有？如沒有是不是能接回去養？均望告知徐家三妹（經過龔表弟媳可以找到）。再者我們希望諸兄及侄輩，如有機會到武漢的話，可以不時去看望兩個可憐的孩子。雖然外家對他們痛愛無以復加，可是童年就遠離父母，終究是不幸啊！外家人口也重，經濟也不充裕，又以兩孩相累，我們殊感不安，希望兩兄能不時的幫助一點布匹給兩孩做單袷衣服（就是自己家裡織的洋布或膠布好了）。我們這種無情的要求，望兩兄能允許。家中情形請寫（信）告我，交徐家三妹轉來。八娘子及孩子們生活情況怎樣？諸兄嫂侄輩情況如何？明格聽說已搬回鄉了，生活當然也很困苦的，但現在生活困苦，決不是一人一家的問題，已成為最大多數人類的問題（除極少數人以外）了。（我的情況可問徐家三妹）本澄上二月二十二日。”從這封信的字裡行間，我們可看出陳潭秋烈士以革命利益為重而又充滿舔犢之情的心情，使讀者無不為之感動。陳潭秋1925年春與徐全直結婚後，夫婦倆為了革命工作四處奔波，從武漢到江西，從江西到上海，從上海到天津，從天津到東北，又從東北到上海，正如信中說的“萍蹤浪跡、行止不定”。由於萍蹤不定的革命生涯，帶孩子就是很大的拖累，於是他們夫婦把第一、二個孩子都送到外婆家撫養，信中寫的“將兩個孩子送托外家”，就是指的這件事。他們夫婦先後共有5個孩子，第三個孩子於1930年（即信中說的十九年）小產，系男孩，第四個孩子生於1931年（即信中說的二十年），但養到8個月又夭折了。1932年夏末，陳潭秋經黨組織營救，從哈爾濱的監獄中出來，不久就回到上海，任中共江蘇省委秘書長。1933年1月，黨中央決定調陳潭秋夫婦到中央蘇區工作，那時徐全直正懷著第5個孩子且將臨產。他們夫婦商量好，並徵得組織同意，決定陳潭秋先走，徐全直等生下孩子後再儘早出發。這即將出世的第5個孩子（實際上是活著的第3個孩子），他們倆也準備托人撫養，托誰呢？孩子外婆家人口多，且經濟也不寬裕，何況已有兩個孩子在那裡，於是，陳潭秋只得提筆寫信求助於黃岡老家的三哥、六哥。這便是信中寫到的“不知六嫂添過孩子沒有？如沒有的話，是不是能接回去養？”至於接孩子的辦法，是由徐全直在武漢的三妹先來上海接走孩子，然後再轉到黃岡老家，這便是信中說的“均望告知三妹（經過龔表弟媳可以找到）。”
徐全直烈士
1933年4月，陳譚秋與謝覺哉結伴離開上海，取道汕頭，前往中央蘇區瑞金，徐全直因臨產暫留上海。徐全直在醫院生下孩子出院後，沒有回北四川路原居，而是潛居在同鄉潘恰如家中，準備把嬰兒暫時寄養這裡，等她三妹來接回武漢，再轉黃岡老家，給六嫂徐少文撫養。同年6月20日上午，徐全直到上海廈門路56號黨的聯絡點請求交待工作，以便去中央蘇區。徐全直不知那個黨的秘密聯絡點幾天前已被敵人破壞，當她發現情況不對轉身回走時，隱藏在四周敵特一擁而上，逮捕了她。被捕後她化名黃世英，敵人多次嚴刑審訊，她始終沒有暴露真實姓名和身份。在牢房裡，她積極組織難友同敵人進行鬥爭。敵人覺察她的活動，對她進行嚴刑拷打，並把她由原判8年徒刑改判15年，最後看到嚴刑重判無法使她停止戰鬥，便將她判為死刑。1934年2月1日深夜，徐全直在南京雨花台高呼“打倒蔣介石！”“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壯烈犧牲，時年31歲。
革命工作
1934年2月，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的多次“圍剿”，使中央根據地的糧食供應遇到很大困難。為了解決糧食供給問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決定把糧食調劑局改為糧食人民委員部，下力抓糧食問題，由陳潭秋任部長。陳潭秋上任後，肩負著征糧、購糧、調糧、節糧的重任，在時間緊迫，鬥爭複雜的情況下，他遇事沉著、冷靜，富有魄力，在困難面前想出很多辦法，工作很出色。在青黃不接之時，他領導開展了向民眾征糧24萬擔和借谷60萬擔的工作，由於他熱情而出色的工作，民眾交糧非常踴躍，到7月底就完成了任務。在努力完成征糧和借谷工作的同時，陳潭秋號召繼續開展節糧運動，要求民眾多種雜糧蔬菜以補充糧食的不足。陳潭秋還在《紅色中華報》上發表了“收集糧食總結”，在黨報上發表了《把節省運動開展到民眾中去》的社論，要求每個人“節省三升米捐助紅軍”。他自己帶頭節糧，中央糧食部全體工作人員積極回響，在原節糧的基礎上每人每天節省二兩米，並向各機關發出了節糧的挑戰書，很快掀起了一個節糧熱潮。政府各部門的工作人員除節省口糧外，有的還在住地周圍開闢菜園、薯地，有的增養雞、鵝、豬，不少同志自帶一伙食，不領菜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