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送恩師陳翰老遠行 資華筠
3月14日晨接到告知陳翰生教授逝世的電話,雖然並不感到突然(108歲高齡且重病已久),但勸說親屬節哀的同時,眼淚卻止不住地流——與恩師永別令我心慟!
以陳翰老的革命資歷——1925年由李大釗介紹入黨,學術成就——著名社會學、世界經濟史、勞工史學家,我本沒有資格成為他的學生。但命運的青睞,使我有幸於1981—84年在他的英語研修班學習,特殊而艱苦的學習歷程不僅修得正果,更是對我人生境界的鑄煉,那一千多次的課程啊,成為我人生中最幸福的回憶……
我14歲(1950年)開始專業舞蹈生涯,正式學歷僅僅是南開中學國中畢業。幼年時,雖有過英籍老師的啟蒙教育,但程度很淺。即使後來有機會上大學進修,五、六十年代崇尚俄語,英語一直被擱置一旁。
1981年夏,文化部擬派我赴美作為期一年的訪問學者交流,我遂撿起荒廢已久的英語。曾作過我們出國訪問團團長的陳忠經同志(時任安全部副部長)知道了此事,熱心地動員我:“到翰老那裡去學習,他教學方法好,而且誨人不倦”。我很惶恐,“陳翰生”三個字對於我只是大百科全書中的人名。不過,我知道他早期留學德、美,英語造詣很深。“文革”後期義務教授“黑幫子弟”英語,更廣為傳誦。耄耋之年,在那樣的形勢下,鼓勵學生:“努力學習,掌握知識,將來定要為國、為民效力”。這是怎樣的信念,怎樣的意志,怎樣的情操啊!無論他肯不肯收我這種程度的學生,能有機會見到自己崇敬的革命前輩,還是深感榮幸。
與陳翰老第一次見面是在他的老房子——東華門38號。獨門獨戶,卻相當簡陋——正如當年《人民日報》刊登的那篇《陋室中的情操》所描述的。聽見院門響,翰老立即從書房迎了出來,親切地與我握手。我注視著眼前這位慈祥的老人,整潔、樸素、清健,只有眼角邊那密密的魚尾文顯映出年事。他拉開門,把我讓進屋,幫我移動書桌前的座位並遞過一把蒲扇(夏日炎炎屋內無電扇),當即詢問我學習英語的經歷以及此次的學習目的。接著,順手翻開一本英文雜誌說:“讀讀看。”我對付著剛讀了一段,他就打斷說:“可以了,發音不不成問題……”一系列緊湊的動作、問話,令我應接不暇,敲門時的忐忑之感就此釋然,原本想表示由衷感激的話也只能做罷。
“這樣吧,今天我們就以你要訪問美國為題,臨時給你編幾個短句,當場作業,好嗎?”真沒想到上課就此開始,直到當場完成作業須口讀進行修改時,我才發現翰老的視力幾近喪失!
“您的眼睛……”我不敢往下問。
“十年動亂,隔離審查時貽誤了治療,現在視神經已經萎縮。”他說得很平淡、坦然。不久以後,我聽蕭乾委員告訴我:造反派讓陳翰老跪在冰天雪地里一連幾個鐘頭,逼他咬出一串“叛徒”,翰老至終不屈!“這是我心目中最神聖的共產黨員!”蕭老由衷地讚嘆。
我在翰老口授下十二分緊張地修改完作業,長長地吁出一口氣。他問我:“你覺得可以了嗎?”給如此程度的學生改作業還要徵求意見?我不知所措。翰老誠懇地說:“如果你感到有什麼地方不順暢,我們可以一起商量著再修改一下。”後來接觸多了,我才體會到平等待人的民主作風貫穿於翰老的一切言行中——已成為習性。
按原計畫,半年後就要訪美,為了搶時間,翰老決定一周給我上三次課。當時,我尚未脫離舞台演出並負責訓練青年演員,密集的課程無疑負擔很重,但老師的熱忱使我勉力為之。這樣“一對一”的針對性訓練,持續了半年。此間,我只有離京演出時缺過課,翰老即使患病——38度高燒在家裡輸著液,依然為我堅持授課。尤其令我感動的是,赴美交流項目因故取消,他仍鼓勵我:堅持下去,我包教到底。
翰老的教學法很特別,每一課教材都是自己摸挲著在廢稿紙上寫出的,非常靈活,卻自成系統,循序漸進。先讓學生用自己掌握的辭彙儘量翻譯出來(允許查字典),然後讀給他聽,再一句句通過口授修改。每改一句,他都講清修改的理由,學生邊聽邊記,最後把全文讀給他聽。下次回課,首先背誦上一堂課的作業。沒有錯誤,才能上新課。他要求聽、說、讀、寫並進,尤其強調背誦“語言主要靠模仿、體悟、實踐成習慣,不要死摳文法,目的是套用—和外國人交流。小孩子學母語,哪個是先講語法的?”
2 送恩師陳翰老遠行 資華筠
夏去東來,我的英語確有進步。一次,翰老試探性地要我自己隨便寫點什麼,我便把學英語的體會簡單地予以表述。老師對其中一句話的修改,至今難忘。原句是:“在老師出色的教學法培訓下,我的英語有了些許進步。” 他要我把“excellent”(出色)刪去;把“a little” (些許)改為:“rather fast”(很快)。翰老說:“你進步大是事實,也就印證了我的方法。寫文章要真實,把握分寸。”這樣的例子很多。一次從延安慰問演出回來,翰老讓我寫印象記。文章中有“延安的今天反映了黨的政策好”的詞句。他問:“怎么好法?你的文章中沒有關於人民生活的具體內容,譬如:糧食、衣著、教育、娛樂……空洞無物,回去重寫!”這是上課以來受到的極嚴厲的批評。使我感受到,在翰老這裡絕不只是學英語,更重要的是學習觀察、思考、分析、表述問題的方法——貫穿著求真務實的精神。
英語以外的薰陶,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的思維方式,日後的實踐中產生效果。譬如:去年派我去模里西斯講學,我想應該在開場白講幾句讚美對方的話。此時,很自然地湧出老師“忌空洞”的教誨,於是擷取了飛機上旅遊雜誌介紹的材料順口說道:“來到號稱‘3S’( sea sun sand)之國,面對世上最好的大海、陽光、海灘非常高興……”沒想到媒體對此反響特彆強烈,甚至說“我們現在是:“4S”之國了,還有資女士的‘smile’(笑容)……”我當時真想馬上把它告訴陳翰老啊!
翰老搬到新居(木樨地24樓)後,就把我塞進了他的“英語研修班”,學習環境變化很大。全班約10來個人,都是大學畢業後到這裡來進修的年輕人,有的還是學英語專業的,有的已是副教授。相比之下,我的學歷最淺,年齡最大。更艱難的是,程度提高了一大截,不僅每次須背誦完整的英語精品,而且作業內容是翻譯翰老編寫的時文——內容多、涉及面廣。這一切對於我有如“三級跳!”自此以後,我幾乎每晚要讀到兩、三點鐘,半夜醒來還會再複習,翰老知道我學得很苦,把自己對面的位子固定留給我——格外關照些,同學們也主動幫我,漸漸地也就跟上了。
老師的新居離我家遠——每次上課要倒三次公車。精神壓力加疲勞,在一次課後,我忽然感到腦子裡的血被抽空了似的,兩條腿怎么也站不起來了。翰老雖然視力已經惡化,但依然堅持每堂課後送學生出門。他敏感地覺察到,我不在其中,立刻回來詢問情況:“資華筠,你沒事吧?”我這才不得不告之:“站不起來了”,並且以職業本能問他:“能否給我一塊朱古力?”這使他很為難,只能讓阿姨給我沖了一杯熱可可,緩過來後,又牽著我的手送到電梯口,一再囑咐:“路上小心,不要讀得太晚!”(其實我從未告訴過他夜讀)。此後,老師經常在課後,給我朱古力。直到英語班結業很久,我去看望他時,他依然拿出一塊用報紙包著的朱古力,神秘地小聲對我說:“人家送給外孫的瑞士朱古力,我藏了好久。”這塊朱古力上沾滿我的淚水,儘管它滲透著報紙的油墨味,但這是世上最珍貴的朱古力。
熟悉陳翰老的人對他的剛正不阿、坦誠直言都留有深刻的印象。其實,老人家對禮束也十分講究。記得1985年(?),社科院為陳翰老學術生涯60(?)周年舉行紀念活動,翰老要我在會上表演一個舞蹈:“雖然,我的眼睛看不到了,但我希望我的同事、朋友能欣賞你的表演”。遵從老師的要求,我表演了自己的保留節目《白孔雀》。次日清晨,我接到老師的電話:“資華筠同志,你昨天離開時,我沒來得及向你親自致謝,今天,廣播報導這次活動時,又未提及你表演的事,我要向你一併道歉!”我拿著電話不知所措,哽咽著說:“老師,能參加這次活動是我畢生的榮幸!”這件小事絕非個例,翰老在日常生活待人接物中,處處表現出尊重情誼的傳統美德。
我至今非常遺憾,翰老給我們教授的時文選譯(約150篇)沒能編纂成冊。據說他曾交給一位外國專家——請他訂正後出版。但那位友人突發心臟病猝死,稿子也失散了。教材內容涉及社會人文的方方面面:從日常生活“找保姆難”;到基本國策“優生優育,生態保護”;從民主法制建設“監督貪污、腐化”;到國際問題“核武器控制”,甚至對布哈林的客觀評述,在翰老的課堂里也超前於公開結論。其中不僅有豐富的英語辭彙,而且凝聚著翰老的人生經驗、前瞻性見地、高品位的價值觀——閃爍著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的思想光芒。
情長紙短,難以訴盡老師的恩情。翰老教過的學生無計其數,從未收過一分學費。我相信每位學生都和我一樣葆有著極其珍貴的記憶。去年歲末,我曾獨自一人執著而虔誠地爬上了福州西禪寺的報恩塔頂(15層——幾百級台階),心中默想著此生需要報答的一串串人名:其中第一人就是恩師陳翰笙。最後一次看望他老人家,恰好是在他去世的前一天,緣分至矣!
在與翰老接觸中,最震撼我的話,是一次閒談中問及他營救國際友人的事情,他自言自語地說:“唉!人老了,許多事已記不清了。我只記牢自己做過的錯事,因為那是必須改正的”。我渴望此生能修煉到這樣的人生境界,並且希望當今社會有更多的人能學習到翰老的高深學養和崇高品德,這才是對這位革命世紀老人最好的紀念。
我敬仰的恩師啊,學生祝您在天堂安寧、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