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為軍[中國紀錄片導演、攝影師]](/img/8/b14/nBnauM3XyYDN5UDOwgjNygzM1UTM1QDN5MjM5ADMwAjMwUzL4YzL1MzLt92YucmbvRWdo5Cd0FmLxE2LvoDc0RHa.jpg "陳為軍[中國紀錄片導演、攝影師]")
主要作品
《好死不如賴活著》 2004年
《請為我投票》 2007年
《世界最大的中國餐館》2008年
《為什麼貧窮》之《出路》2012年
獲獎記錄
①《好死不如賴活著》
本片榮獲：
2003 Peabody Awards
美國廣播電視文化成就獎
GRIERSON 2004 The British Documentary Awards
英國國家最佳紀錄片獎
One World 2004 The Rudolf Vrba Award for the best film in the right to Know Category Official Selection at 2003 Sundance Film Festival | World Documentary
獲2003年聖丹斯電影節世界紀錄片提名
2003 IDFA Joris Ivens Competition
2003年阿姆斯特丹紀錄片電影節最高競賽單元提名
在HBO等全球幾十個電視台曾同一天播出本片 HBO的評語?SMALL FILM?BIG THING
②《請為我投票》
本片榮獲2008年亞什蘭獨立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獎
2008年芝加哥國際兒童電影節成人評審會金獎以及兒童評審會第二名
入圍2007年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單元的長名單
訪談錄
在上蔡縣文樓，愛滋病疫情最早是由武漢中南醫院一個白求恩式的老教授──桂希恩發現的，我跟他多年以來有很好的關係。
2001年四五月份的時候，他邀請了5個病人到武漢去，他的想法很簡單，因為這5個人都同意面對媒體，他就想社會上能捐點款，給他們一些幫助。這5個愛滋病人里，就有我後來拍的馬深義一家──馬深義、雷妹和馬占槽（片子裡他正在學走路）。
在武漢的時候媒體都圍著他們。我和桂教授關係比較好，能夠和他們見得上面。我對馬占槽印象非常深，因為我的孩子也不大，首先就想生命平等這個事。這樣一個生命誕生出來，已經帶了HIV病毒，HIV已經決定了這個孩子不會走遠。他也是父母生下來，給他一塊餅他可以吃飽，給他一口水他就不渴，整天可以樂呵呵到處跑。但慢慢地懵懵懂懂地他就這么死了，他其實非常無辜，完全無辜地在世界上走這么一趟煉獄之旅，對孩子來說非常不公平。
開始我想得很簡單，就想把這個事做出來。他們的家庭也非常典型，馬深義夫妻倆是病毒感染者，他們的3個孩子裡面有兩個也沒能倖免，馬深義的父母，他的哥哥嫂子也是感染者。我跟馬深義講，能不能拍個片子，拍你。他當時就答應了，把一個電話號碼給了我，是他們村的一個公用電話。
我一次一次被逮
這個片子拍到中間的時候有好幾次差一點就停了。遇到一些干涉，也說不上是什麼部門。他們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誰檢舉一個記者就可以得到50塊錢的獎勵。我一次一次被逮了以後，就只好偷偷地溜進去，躲在他那個小院子裡不出來。因為這個原因，片子裡面幾乎全部場景都集中在小院子裡。馬深義給雷妹上五七墳的時候，我跟著出去了一次，那次也冒了很大的風險；另外就是春節的時候有一點外景，因為春節放假，工作組不在村里；還有大雪的場景，因為下大雪，村裡的路很難走。
我每次去是從縣城步行過去，要走個把多小時。基本上都是從玉米田裡穿進去，到我那個房東家裡以後，把機器裝好，往化肥袋子裡一裝，找我的病人朋友先提到馬深義家，我再從另外一條路偷偷地溜進去，最好裝得像個農民。我的片子沒有涉及到疫情，我就是拍了一個家庭。遇到阻力時，他們唯一的說法就是不能報導疫情，他們主要是按照這樣一種說法在限制我。
一開始馬深義喊我老陳，後來改口喊我陳大哥，就從他老婆死的那天。那天我是凌晨4點趕到的，當時就我和馬深義兩個人在屍體旁邊，拍攝的時間只有兩三個小時，6點的時候火化的人就來了，我就得躲起來。我當時說：“唉，雷妹死了很漂亮”，那是真心話，我看她受了太多的痛苦，她死了以後臉色反而非常好。第二天火化的人走了以後，我又過去，馬深義就說了一大段話，講她老婆死的過程。我覺得那時候他那種來日無多的恐懼已經壓制不住了，他就想給我講。恐怕只有在現場拍的人，才能感到那種雷妹死以後的氣氛，再加上他那種話語，對任何一個人都存在的死亡的壓迫，那是非常可怕的。
還有一段印象比較深。下雪天的時候去，馬深義突然就說了一句：“聽說得愛滋病的小孩只能活到4歲”，當時我就覺得，一個爸爸在給自己子女的生命劃一條界限的時候，他的腦子裡對死只有過了上萬遍的時候才能平靜地說出這句話。
我和村里其他人也有接觸，交了一些朋友。我住在另外一戶人家，他們也賣過血，是全采，檢查過一次，說沒有感染病毒。晚上我只要在那個地方住，固定的有五六個病號，吃完飯後找我聊天。他們不停地問我這，問我那，城裡面吃什麼飯啊，空調是個什麼東西啊，他們很多人火車都沒有見過。我接觸他們時間長了，知道他們特別善良。他平常遞給你一支煙，不會把菸捲給你拿出來，他把煙盒遞給你。我春節在那個地方過，大年三十晚上，拍完了我就想回家，老婆孩子還在武漢呢。當時哪有車啊，他們村有一家有一輛農用三輪車，我那幾個朋友一聽我要走，就出去找那人把車子開過來，六七個人，一直送我到縣城，幫我談價，最後包了一個小麵包，一直把我陪到駐馬店，又連夜回去過他們的年。春節過去以後，等於一個小的輪迴結束了。
紀錄片到底該面對什麼呢
有一個細節對我衝擊很大，促使我把片子剪出來，就是現在片子最後，對馬妞的一個採訪。當時她站在門邊，懷裡抱著弟弟，妹妹站在旁邊，我問她：“你怕不怕弟弟妹妹傳染你啊？”她立刻說“不怕”，我接著問“為什麼不怕”，她就不吭聲了。我想剪出來，也是驗證一下前段時間的拍攝。因為我的活動範圍特別小，鏡頭特別單調，一直就在那個小院子裡面。我想剪出來看看還像不像個東西。
開始剪的時候我想了很多，各種各樣的開頭結尾，怎么樣布局。還是受傳統紀錄片觀念的影響，想剪一個情節出來，但剪出來以後更加支離破碎了。現在它的結構有一個特殊的地方，就是用了農曆的節氣。我桌子上有個檯曆，每次我去的時間都標在檯曆上，我就發現我每一次去基本上都暗合了一個節氣。雷妹，一個默默無知的農婦，是死在霜降，草本植物的大限；而夏至到大暑是天氣最狂躁的一段時間，馬深義的情緒也特別不穩定，因為雷妹躺在那兒，時時刻刻在刺激他，預示著他的未來。到春節，感覺上已經是相當平和的一家人，馬占槽學會走路了，馬妞也開始知道她媽媽的病。我也是在年初開始剪以後才發現有這樣一個過程。後來片名叫《好死不如賴活著》也就是這么一個想法。我想人們很少有機會直面一個愛滋病人，更沒有機會直面一個愛滋病家庭，絕對沒有機會進入到有這么多愛滋病人的一個家庭，看看他們怎么樣地去度過一個春夏秋冬。我想用我的眼睛，用XL1的鏡頭，讓很多沒有經歷過這種災難的人，看到他們內心深處的一些東西。
我覺得這個片子最成功的地方，是馬深義這一家，面對這樣大的一個滅頂的災難，他們表現出來的最符合生命本質的一些東西。死對馬深義來說，應該說是一個很大的解脫。但是他沒有，他還有孩子，他還要教孩子走路，給孩子吃飯。他們也知道愛滋病會死，周圍就有那么多人在死去。他們只有對生命最簡單的要求，像雷妹說的，只要有吃有喝就行了。
我最近又去了一次，馬榮已經發病了，不行了。我還會跟著拍，如果沒有很大的阻力，我會一直跟下去，開個頭不容易。我的一個想法就是幾年以後，也許這個家庭只剩下馬妞，她的親人，像時空輪迴一樣，一個個都會走。這個片子能拍到這一個小孩把她家裡親人一個個都送走的時候，至少是五六年以後了。
我看現在國內的一些紀錄片，基本都是偽民俗的東西，加一個環保或者山區教育的標籤，從來不觸及到真正的生活。還有一種就是翻故紙堆，用過去的老照片，老電影，再加一點貌似哲學思考的解說詞，就成了再現歷史的一個東西。在目前這些東西最保險，卻也沒有任何責任感，現在的紀錄片到底該面對什麼呢？
我關注的是一個人，一個家庭，如果有人說我這個題材取了巧，那可以把愛滋病的符號去掉，可以說這家人得了肝炎。那你還是可以感受到生命面臨災難的時候，人們本能的一些反應，還有人經過生命的磨礪最後堅持走下去的東西。
而我最希望的，是有那么一個好心人，為以後有可能成為愛滋孤兒的孩子，設立一個成長基金，讓他們能夠長大。
選題在你一公里範圍內
《好死不如賴活著》為陳為軍贏得了國際聲譽。2007年，BBC的高層參加廣州紀錄片大會，在海鮮市場吃得很過癮，想著2008年奧運會到來時，會有很多電視觀眾想了解中國人的生活。兩個多月後，便派出一位英國老導演來拍中國的餐飲。老導演沒找到感覺，拍不下去。於是，BBC找到了陳為軍。
“如果讓我拍中國傳統美食，我不做。我想把餐館作為一個舞台，反映中國人的基本價值取向。”陳為軍將拍攝地點聚焦在長沙能容納四千多人同時就餐的西湖樓。這座巨型酒樓被認為是全世界最大的中餐館，員工超過一千人，其中廚師就有三百多人。
他將拍攝計畫分成幾個部分。其中有老闆怎么創建餐館，這是說明中國人對事業的看法。還有餐館裡的3場宴席：婚宴、壽宴、滿月宴，他認為這涵蓋了中國人的一生。“中國人活這一輩子，就是為了找個好工作，娶個好老婆，有個好孩子，好好孝敬老人。”
這與他後來接受NHK的邀請去東京拍攝的思路是一樣的，他拍的是人生中的“普適情感”——NHK有一個計畫，在全世界範圍內找導演來東京拍故事，陳為軍參與了這個計畫。
東京有兩個區，澀谷和巢鴨。澀谷是世界青少年時尚文化的發源地，有著大量奇形怪狀的青少年。他對青春期的少年很關注，其中一個原因是，自己的小孩正處在這個時期。巢鴨有個高岩寺，是供奉地藏菩薩的廟宇。每月的初四、十四、二十四，東京七八十歲的老人會聚集到這裡。在陳為軍看來，全世界中年人的特點都是一樣的：朝九晚五。然而，青少年和老年人有自己的特點。陳為軍寫了一個拍攝方案：在澀谷拍年輕人，在巢鴨拍老年人。
“一個剛出生的孩子，沒有任何社會約束。隨著年齡增長，開始接受很多規則的訓練，最後成為一個社會人。成長對於很多人來說，會產生恐懼感。”
面對成長的恐懼，陳為軍認為，中西有別。“西方會容忍孩子自由發展，孩子有試錯的過程。比如，西方人在結婚前，性方面很自由，正是在這個階段嘗試了，真正談戀愛時，對性的考慮很少，這樣結合的家庭更穩定。中國相反，青少年在性方面是被壓制的，結婚後，亂七八糟的事情就來了，這樣的婚姻容易出問題。”
在許多觀念上脫亞入歐的日本，是陳為軍思考的對象。在這部叫《日出日落》的紀錄片開頭，有一段他的口述：“在日落的時分，我來到東京上空，我將降落在下面這片燈海。我不知道我的鏡頭會對著誰，也不知道誰會闖進我的鏡頭，但我作為中國人，肯定會看到日本的不同。”
在澀谷，他拍了一對轟轟烈烈投入愛河的年輕人，十幾天后，這段戀情結束。在巢鴨，他拍了一對老年夫妻。老頭患了老年痴呆，只記得兩件事，一件是：老婆很好；一件是：自己是木匠。
拍完素材離開東京那天是2009年元旦。澀谷的那對年輕人正好在當天早晨分手，女孩怎么樣都聯繫不上男孩。
《日出日落》於今年2月底在NHK播出。在所有已拍的紀錄片中，陳為軍對此片最滿意。“這部片子對我的餘生都有啟發。”
有人問他，你通過什麼信息才能發現這么好的題目？他的回答是：“中國道家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拍跨文化背景的作品，其實是一樣的，都是生老病死。有人認為做紀錄片，要找奇特的人、奇特的事，不是這樣的。還不如談人性化的故事，把道理說好。選題在你一公里範圍之內。”
我的哲學就是我的生活
拍身邊的事兒，這是陳為軍一直在做的事情。
1992年，四川大學新聞系畢業後，陳為軍來到武漢電視台工作。讓他對紀錄片產生興趣的是兩部片子：《望長城》和《龍脊》——這樣的片子能聽到攝像機的呼吸聲。主持人不那么字正腔圓，很隨意，這啟發了當時一代人，紀錄片不必做得“很廟堂”。
在電視台工作之餘，他向朋友借了攝像機，開始拍紀錄片。最早一部“拍來玩”的紀錄片對準了兩位拍攝對象：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鄧曉芒和武漢肉聯廠工程師肖平。“鄧曉芒是思想深邃的人，德國古典哲學造詣很深。肖平下崗賣冬粉煲，生意非常好，因為是肉聯廠出來的，知道哪裡的肉最好。相同的是，他們每天也要面對老婆孩子油鹽醬醋。”
他用了鄧曉芒的一句話作為該片的名字：我的哲學就是我的生活。這部紀錄片初步奠定了陳為軍式的拍攝風格：在不同空間內，把完全不相關的人物放在同一條時間線上，看會發生什麼。
陳為軍完全沒學過怎么拍紀錄片。從學校出來後，所有的拍攝手法都來自社會和個人經驗。“我一直跟想拍紀錄片的年輕人說，如果想拍好，就得認認真真地談朋友、結婚、生孩子。生活不完整，你的感受就不完整。不當家不知道柴米油鹽貴，不娶老婆就不知道女人多么難伺候，不生孩子就不知道當家長多么艱難。就像一棵樹，長到哪裡，樹蔭才能覆蓋到哪裡。”說這話的時候，他不斷地笑著看身旁的老婆。
在中國拍紀錄片的人裡面，像陳為軍這樣在國際上產生影響的人不多，很多人會覺得他一定非常喜歡這一行，但他不那么認為。“做紀錄片，是一件非常令人討厭的事情。如果問我是否很喜歡做紀錄片，說實在話，我隨時會不拍。”
這個答案出人意料，他甚至明確地說，做完手上的活，他不打算再拍紀錄片了。他的理由是：“拍紀錄片需要深入一個人的生活，只要足夠真誠，肯定會觸摸到最真實的東西。比如，我拍你，拍一個月、兩個月，肯定會拍到你不想讓我拍到的東西，即使你可能會防範。剛開始，你也許會意識到攝像機的存在，但一個月之後，你就會忽略掉。你以為只是和我一個人講話，其實，很多人在看。在剪輯時，我知道後面有千萬雙眼睛，他們隨時會評價某個細節，這個細節是否放進去？放進去，會讓被拍攝者和我都受到傷害。但如果一個導演把片子做成‘雙贏’，一團和氣，這個片子就更有問題。”
這是陳為軍拍紀錄片的痛苦，大抵也是生活的痛苦。當我們面對一個足夠真實的世界，有時候，我們自己都無法接受。這也是紀錄片的魅力與精髓所在。（信息來自鳳凰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