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經歷
背景
陳渠珍明嘉靖三十三年，負責彈壓湘西苗疆的鎮竿參將從麻陽移駐至此；清順治三年，鎮竿參將升為副將；康熙三十九年，沅州鎮由芷江移防鳳凰，改稱“鎮竿鎮”；康熙四十三年，統領湖南三府一州軍務、政務並直轄三廳的辰沅永靖兵備道亦由芷江移駐鳳凰，自此鳳凰成為湘西的政治、軍事、文化中心。
“竿軍”的形成
不斷的移民，不斷的戰爭，逐步形成了近代的苗漢分界線，幾百年來不斷的苗漢衝突和戰爭使這裡常年擁有一支軍隊。屯丁分田到戶，且耕且守，戰丁專事操練，由屯田佃租中撥糧關餉，數以萬計的鳳凰人就這樣被屯田的繩索牽在封建朝廷和舊中國的戰車上，以致使當兵吃糧成了世代傳統。因此地名鎮竿，故稱這支軍隊為“竿軍”。乾嘉年間苗民起義後，清政府在已損毀的南方長城沿線修建汛堡、屯卡、碉樓、炮台、關門一千幾百座，其中鳳凰境內修築了八百餘座，徵得屯田六萬畝，養屯丁四千，戰丁一千，苗兵二千，總計七千人之多，加上朝廷綠營總鎮約四千人的兵額，當時鳳凰十萬左右的人口，就有一萬人常年兵役在身，這個比例恐怕在其他地方都難以出現。當鳳凰古城還處在邊防要塞位置的時候，軍旅的粗獷氣質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湘西人。孩子們從小就習慣了看兵營里的士兵舞槍弄棒，喜歡看大人獵取野豬或豹子宰殺了來分肉，喜歡看殺人割下耳朵掛在牆上，還喜歡看宗族家長把不守婦道的年輕媳婦綁來沉潭，甚至還會看到活剝人皮！他們在這樣的環境裡長大，鳳凰人尚武成習就毫不奇怪了。竿軍在鴉片戰爭、辛亥革命、護國護法、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中都有激動人心的表演。大大小小的戰爭在鳳凰這座小山城裡，製造了許多的軍人世家，製造了鳳凰人特殊的地方榮譽感。
古城文脈
抗戰期間，1937年11月以鳳凰籍官兵為主組成的國民革命軍第128師，赴浙江嘉善狙擊侵華日軍第六、第八兩個師團，及以後的南昌會戰、宜昌反攻、荊沙爭奪、長沙會戰以及洞庭湖南岸的據點爭奪等一系列抗日戰役中，每一硬仗苦戰都有竿軍參加。抗戰前夕的鳳凰，大約不到一萬戶人家，卻擁有三千左右連排下級軍官，以及五個師的兵力儲備。經過八年殊死征戰，到了抗日戰爭勝利之後的1945年，鳳凰二十五歲以下的男丁死傷數目驚人，至少有三千位少婦守了寡，上萬父母白髮人送黑髮人，老無所依……湘西“竿軍”絕不僅僅是只是揮舞著鐵血大旗衝鋒陷陣的猛夫，他們骨子裡涌動著的古城文脈讓他們高人一籌。
從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清光緒元年（1875年）短短的36年間，就從“竿軍”里選拔出20位提督，其中7個成為朝廷重臣封疆大吏，21個總兵，43個副將，31個參將，73個游擊等三品以上軍官。民國時期，“竿軍”又誕生了7箇中將，17個少將，230個旅團以上軍官。而它的最後一位“舵爺”龍雲飛自殺，已經是一九五零年的春天了。新中國的軍隊中，從“竿軍”、湘西籍人成長為將軍、幹部的大有人在，中央軍委辦公廳副主任的朱早觀將軍，位居中國武裝警察部隊政委的李振軍將軍就是傑出代表……
竿軍的第一任大佬田興恕，道光十六年出生於麻沖鄉的一個苗族家庭。16歲參加了竿軍，作戰勇猛。22歲時當上副將、總兵。24歲任貴州提督，詔賜欽差大臣。25歲兼任貴州巡撫。軍權民政集於一身。1861年，因不滿傳教士在貴州的非法活動，先後將天主教傳教士文乃爾及教民四人凌遲處死。在法國大使館的壓力下，1865年，田興恕被革職發配新疆，“永不赦免”。到了蘭州，所幸被陝甘總督左宗棠接收。左宗棠起用田興恕帶兵征剿，屢獲全勝。左宗棠奏請光緒帝，請求將田興恕釋放回原籍。1873年，田興恕回到故鄉鳳凰，田興恕的故居門口懸著對聯：人傑地靈文經武緯，物華天寶提督軍門。四年後，年僅四十一歲的田興恕英年早逝。四十年後，田興恕的第三子田應詔因在辛亥革命擔任光復南京的敢死隊長、護國將軍的英勇表現，又成為國民黨中將，湘西鎮守使。但是他很快厭倦了這種生活，1920年將統領湘西軍政大權讓給時年38歲的陳渠珍。
沉浮歲月
簡介
正因為“竿軍”的起源和獨特的地域民風，成就了最具竿軍性格又能長久在湘西叱吒風雲的人物，莫過於民國時代雄霸一方，人稱“湘西王”的陳渠珍了。三朝元老陳渠珍的傳奇一生，如同鏈條一樣將晚清至新中國的若干歷史事件與人物都能連線起來。陳渠珍，號玉鍪，祖籍麻陽，1882年9月22日生於鳳凰鎮竿城。原來在家族中的名字叫陳開瓊，7歲入私塾讀書，後在本縣學館芷江明山書院就學，16歲入沅水校經堂讀書。其心高氣傲，抱負不凡，便改名“渠珍”以喻珍寶空遺溝渠，因古書上有“古者有鍪（武士頭盔）而綣領，以王天下者矣”，故又自號“玉鍪”。
經歷
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畢業於湖南武備學堂並加入同盟會。年僅24歲的陳渠珍分配在新軍第四十九標任隊官，在協統鍾穎轄下駐軍四川百丈邑。由於在同盟會的反清活動被人懷疑，1907年經湖北巡撫張學簪介紹，偕同鄉、舊學友林修梅投奔川邊大臣趙爾豐，任新軍六十五標隊官。在四川西藏從軍時，陳渠珍多次提到的湖南同鄉林修梅，（他的堂弟便是延安五老之一的林伯渠。）1903年5月，林修梅入長沙的湖南陸軍武備學堂第一期學生，從此結識了陳渠珍。畢業後出任湖南陸軍速成學堂主持人，湖南新軍炮兵營長，湖南陸軍速成學堂區隊長等職並以公費委派留學日本。加入中國同盟會。1908年12月，林修梅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隨即回國被派往四川新軍任職，陳渠珍也同時進入川軍隊伍。
宣統元年（1909年）英軍入侵西藏，達賴十三世向清廷求援，復又恐清軍入藏，令藏軍阻截。時清軍已集結成都，陳渠珍上書《西征計畫》，得上司賞識；七月，鍾穎率部進軍西藏，陳渠珍被任命為援藏軍一標三營督隊官，參加了工布江達、波密等地戰役。林修梅部被編任第三營管帶（是陳的上級）一同進藏。有一次，林修梅批准了陳渠珍請纓外出的偵察活動，在這次偵察中陳受傷被藏軍捕獲，以其智勇贏得藏人欽佩，送歸漢營。川邊大臣趙爾豐抵昌都，責其貪功冒險，受讒遷罪於林修梅，遂撤銷林的管帶職務，委陳渠珍取而代之。而林修梅因此辭隊經印度、緬甸、渡南海而歸，後任孫中山大總統府代理參軍長、陸軍上將。1921年10月病逝於廣州中法韜美醫院，時年僅四十二歲。陳渠珍則進軍駐守工布江達，偶遇藏族姑娘西原，由此生出一段感人至深的愛情故事。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的訊息傳到西藏後，進藏川軍中的哥老會組織積極回響，其部屬還殺死了協統羅長琦。陳渠珍為同盟會員，深知形勢危殆，於是策動手下湘黔籍官兵115名，取道羌塘草原，翻越唐古拉山入青海返回內地，卻因誤入歧途，迷困荒漠，斷糧挨餓，茹毛飲血，絕地輾轉七個多月，直至民國元年（1912）6月，歷盡艱苦方到達西寧，全隊僅七人生還。藏女西原追隨陳渠珍走出大沙漠，卻不幸病卒長安。
1912年陳渠珍回到湘西，地方讓他督辦開河工程，田應詔保奏他開河有功，卻因政府查辦在西藏時協統羅長琦被殺案，有人誣告陳是主謀，被逮解送京。陳渠珍力辯得直，又得傅良佐擔保，方得脫案。回湘西後仍得田應詔賞識，在軍中任副參謀長，主辦軍官訓練團。民國2年（1913）任湘西鎮守使署中校參謀。1917年升參謀長，兼任第一梯團團長。1918年護法戰爭興起，湘西鎮守使田應詔組織護法軍第一路軍，命陳為參謀長兼第一梯團長，鏇又代理第一路軍司令。民國9年（1920年）接過了田應詔原任的湘西護國聯軍第一軍軍長大權。次年（1921年）又兼任湘西巡防軍統領，移駐保靖。他提出“保境息民”的口號，整軍經武，剿撫兼施，統一湘西，在老家關起門來建設湘西獨立王國。民國14年（1925），省長趙恆惕任命陳渠珍為湘西屯邊使。民國16年（1927）唐生智任命陳為第十九獨立師師長，陳回駐鳳凰。為培植地方武裝勢力，他興辦了軍官教導團、經武學校和國術訓練所等機構；親自編著了《軍人良心論》等教材。在財政上，他極力擴充稅源，加收鹽稅、木關稅、特稅（大煙稅）、火坑捐（戶口捐）等約五六十種苛捐雜稅，掌管湘西全部屯租，還興辦了湘西農村銀行，票幣發行量達10萬元，流通於湘西14個縣。還先後在鳳凰縣辦起了造槍、皮革、木器、印刷、毛筆等工廠。
鳳凰城裡西北側的西門坡有座“朝陽宮”，是陳渠珍之兄陳炳、陳開藩在民國四年（1915年）發動族人捐資興建的，原名陳家祠堂。民國12年（1923年）時任湘西巡防軍統領的陳渠珍又擴建戲台一座，經常在此聚會聽戲。應該說，民國年間，這裡是最熱鬧的地方。由於國內軍閥間的暫時休戰，北京、上海和各省報紙正熱烈地討論“兵工築路墾荒”、“辦學校”、“興實業”的有關國內建設問題。感受著時局的影響，陳渠珍主持湘西軍政後，打著“保靖息民”旗號，開始實施“湘西自治”。陳渠珍草擬了一份計畫，將湘西13個縣劃分為100多個區鄉，試行“湘西自治”。經過幾次各縣縣長和鄉紳代表會議討論、協商，就著手實施。於是，單在保靖，就設立了一個師範講習所，一個聯合模範中學，一個中級女學，一個職業女學，一個模範林場和六個小工廠。學校教師和工廠技師，都是從長沙聘來的，薪水比本地人要高。加上原來的一個軍官學校，一個學兵教練營，六個軍農隊，湘西一時呈現出興旺而有生氣的景象。當時的《巡防軍軍歌》的歌詞就有此豪言：“湘西西上五竿好河山，論疆域，連黔帶蜀，級級有雄關。澧蘭沅芷，縱橫直盪，地勢本天然。三軍忠勇，十縣團結，千里靖烽煙。”為促進自治，他還在保靖置辦了一部印刷機，設立報館，籌辦一個定期刊物。還組織了一批湖湘子弟去山西觀摩考察閻錫山自治下的“模範村”。就是到了1937年，熊希齡臨終前，掛念家鄉的織錦業工藝，他寫信給陳渠珍，請他給予扶持。陳渠珍接信後立即照辦，馬上成立了鳳凰工藝廠。
湘西王
各行業的迅速發展，使湘西一度出現辛亥以後最好的局面。這時，國內聯省自治口號喊得極響，有人比喻陳是“湘西土酋長”，陳渠珍便仿閻錫山在山西做土皇帝辦法，以“湘西王”自居。陳渠珍的“湘西自治”興辦的各種教育、民生、經濟等事業，是湘西歷史走向近代的重要一頁。當然，土皇帝往往不是改革家，陳也有保守的一面。在內部管理機構上不實行變革，沿襲清代綠營屯田制老例，人民承擔賦稅極重；對外又不思進取。他根據湘西各自然村寨多系同姓家族的特點，效法古代部族制進行統治：以同一家族組成大保或聯保；其下為若干同姓的自然村寨，相當於一個大家庭，大家庭以下又編為“十戶一聯”的所謂小家庭；若干部族聯合組成行政鄉，鄉長由陳渠珍直接任免。這樣層層設網，最後由陳總攬控制。
民國23年（1934）11月，紅軍二、六軍團攻克永順縣城，時任湖南省主席的何鍵早想控制陳渠珍，於是藉此形勢逼迫陳部接受改編，任國民黨十四師師長，其部隊改由顧家齊、包軫率領開出湘西，命令陳渠珍死命拖住賀龍、蕭克。紅軍退出城北山三十里的十萬坪地區設下埋伏圈，陳渠珍的三個旅約一萬多人，墮入紅軍伏擊圈，陳部向何健請求增援，何健樂得陳的力量消耗，置之不應，令陳部死傷、被俘三千餘眾（年前有電視劇《雄關漫道》描述此戰役中的陳渠珍，也是陳首次出現在文藝作品中）。民國24年（1935）春，何遂以敗軍之將罪責陳渠珍交出兵權，改以“湖南省政府委員”“長沙綏靖公署總參議”之空銜移居長沙，從而第一次結束了陳渠珍在湘西的割據局面。民國25年（1936），被迫賦閒的陳渠珍得以細細追憶廿四年前從軍入藏，高原征戰，結藏女情緣的傳奇經歷，寫成《艽野塵夢》一書。
東山再起
民國26年（1937）9月，陳渠珍對一向看不起它的何鍵懷恨在心，在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賀耀祖的支持下，利用鳳凰苗胞抗租反屯的熾熱情緒，於幕後策動屯務軍指揮龍雲飛等力量，乘機攻入乾城，震動了湘西，加上國民黨上層互相傾軋，由此迫使何鍵被調離湖南。1939年，薛岳將其舊部改編為新六軍，他任軍長，轄兩個師，準備投入抗戰序列。陳渠珍以年老請辭，到重慶面見蔣介石，被委任為“軍事委員會中將參議”“設計委員會委員”，任駐四川，實際上是軟禁在南川縣，他就在當地自辦“三一紡紗廠”從事實業。
陳渠珍期間結識了工程師張遠志，將自己的新作《艽野夢塵》交以閱讀，張大為讚賞推薦，遂得陸續外傳並在1940－1942年間的《導康》月刊上連載。抗日戰爭勝利後，他得以離川，居貴州印江、湘西鳳凰。1948年國民黨糾集股匪，擾亂湘西，頻生事變，致使湘西民不聊生，怨聲載道。1949年3月2日，沅陵發生兵變，湘西局勢一片混亂。陳渠珍趁機組成了鳳凰縣防剿委員會，重新掌握了全縣軍政大權。陳為了控制湘西局勢，又先後接受了宋希濂和湖南省主席程潛委任的“湘鄂邊區綏靖副司令”及“沅陵行署主任”的職務，並移署乾城，在所里（今吉首）召開了“湘西善後會議”組建湘西自衛軍，人槍共約3000餘。於是陳又東山再起。
1949年8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部隊向大西南挺進。陳渠珍由乾城退避鳳凰縣黃絲橋。中共湖南省委、湘西區黨委及人民解放軍第四十七軍曾多次派員來鳳凰策動陳渠珍和平起義。陳在權衡得失後同意起義，10月中旬，赴乾城正式與湘西區黨委洽談和平解放鳳凰及舊沅陵行署的接交等有關事宜。1950年6月任第一屆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員，應邀赴北京參加第一屆全國政協第二次會議和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會議，受到中央領導人的接見。由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介紹加入民革，任民革中央團結委員。1952年2月因患喉癌病逝於長沙，終年71歲。
陳渠珍在竿軍、在湘西之所以出眾，之所以能稱王，和竿軍的土壤——湘西的民風有很大關係。陳渠珍中等個子，長得一表人才。不留鬍子，臉面常年光潔清爽，黃黃的眼珠，很有威嚴。平時穿長袍，不戴帽子，留分頭，後面拖個尾巴。俗話說，“黃眼珠不認人”，陳渠珍治事嚴厲，卻也猜忌多疑，想是歷經風雨打磨的本能反應吧。
辛亥革命後他在湘西鎮守使田應詔手下當參謀，因無實權，常被同僚所譏笑。有次中營游擊滕某宴請軍政要員，在席間戲謔陳說，參謀參謀，就是參事參非謀衣謀食。陳一怒之下當場揪住這位上司，飽以耳光，事後不得不棄家而逃，跑到四川去投奔江湖上的朋友。後由田應昭出面擺平才返回老家。
孫中山在廣東謀劃第一次北伐前，曾派代表與陳渠珍聯繫，委以“第一師長”職務。陳渠珍請一次客，送代表兩千元路費，委任狀卻壓在被褥底下毫無作用。他不願接受別人的指派。
1938年，自清朝武備學堂兵目隊學員算起，陳渠珍在軍隊中的履歷足有三十五年，已是中將軍銜在肩。隨著抗戰時局的變化，國民政府將撤往陪都重慶，蔣介石想到川黔屏障的湘西此時重要的戰略地位，通過時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張治中得知陳渠珍在湘西的影響力，希圖利用他來鞏固湘西這道可能成為抗日前沿的防線，於是電召陳渠珍到武漢一見。陳渠珍興沖沖的前去謁見，不料蔣介石見到他只是三言兩語，居高臨下說了一套國府要遷重慶，湘西就成了西南大門，地位極為重要，你過去幹得不錯，今後更要好好乾等例行公事的話，不等陳渠珍有所表示，就翩然而去。此等官場應酬讓這個性情高傲的湘西人很不舒坦，自尊心大受傷害。他憤然取消了拜見陳果夫、張群、何應欽、陳誠等人的計畫，立即返回湖南，取出那一疊不曾派得用場的介紹信還給張治中說：“委員長待人太輕侮，我有點受不了，別的大人物我也不想見了。”張聞說驚道：“多少著名人物慾求見蔣一面而不得，他能接見你且加以勉勵，可謂特別了”，陳以沉默表示不以為然。陳渠珍當然知道“得低頭時須低頭，得彎腰時且彎腰”是官場上的金科玉律，可一旦自尊心受到傷害，他會被個性的本能驅使，什麼都不管不顧。
1939年，與陳私交甚好的張治中，見他受到繼任湖南省主席薛岳的排擠，特別安排他去重慶會見當時的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部長陳誠，以期改善他的處境。因張深知陳渠珍個性耿直高傲，而陳誠當時在國民黨政府中也是炙手可熱，以傲慢出了名的人物，因此事先特別囑咐他對這位紅人要謙恭一點，奉承幾句。沒想到陳渠珍在宴會上竟然一句奉承的話都不肯說，還在有意無意間對陳誠的狂妄露出輕慢的表情。張治中看在眼裡急在心裡，頻頻在桌子底下踩陳渠珍的腳尖，可陳渠珍還是我行我素。宴會後，張治中埋怨陳渠珍說，“你這個人怎么一句客套話也捨不得講？就是字字珠璣也要吐幾顆嘛，不然怎么求他通融？”接著又建議陳渠珍回訪陳誠，補救一下。陳渠珍婉拒了張治中的建議，說：“我的年齡到底比他大許多，為一官半職乞求於他，太不像樣子。”張治中聽了暗暗叫苦，早知陳渠珍如此心高氣傲，就不該安排這次見面，這下對陳沒幫上忙，反而會弄巧成拙。果然，後來陳誠不但不成全陳渠珍，反而指責陳曾在湘西“養匪縱匪，放匪收匪”，使蔣介石險些下令將陳渠珍扣押。
過了些時候，張治中通知陳渠珍說，委員長聽說他要回湘西，準備再次召見他。陳渠珍聽後不但不肯去，反而對張說：“宜為庶民，也不折腰為官。”張治中暗中佩服這個湘西人的骨氣，但口中不得不勸說道：“小不忍則亂大謀，你的個性太剛直，要吃苦頭的。”陳渠珍事後對友人說，“蔣介石的住房裡有許多狗洞，我就是不能喪失人格去鑽上一鑽，求個一官半職。”
陳渠珍在湘西經營了大半輩子，他的經歷中曲折離奇的故事多得很，可是他的同鄉不論長幼，總愛重複講述他跟蔣介石鬥氣的一段。在鳳凰人看來，陳渠珍是他們歷史的代表，當年敢於不買蔣介石賬的，非陳渠珍莫屬。至於陳統領為了他的負氣，付出了歷時七年被迫流離失所的代價，他的鄉鄰多半不願提起。這些震撼人心的故事，成了湘西人的驕傲，在漫長的年月里馳騁在鳳凰人的幻想里。
直到今天在湘籍弟子的部落格里，還有這樣洋溢著仰慕之情的言辭：這裡家喻戶曉的“湘西王”陳渠珍，既能“十年生息，十年建設，勵精圖治，可將百孔千瘡之湘西治理成為富庶之邦”，又會“任意施為，縱匪為患”，竟然是條響噹噹的“宜為庶民，也不折腰為官”的硬漢。
陳渠珍無問鼎天下的雄心，他要做的，只有四個字：“保境安民”。身處亂世，內憂外患，想保一方百姓平安，一年不易，何況二十餘年。陳的同鄉，著名畫家黃永玉講到陳渠珍，認為他：與常人不一樣，陳有底子，常人沒有，他的底子是西藏打的。經歷了《艽野塵夢》那種大難大厄的人，要么看破紅塵，遁入空門去，要么有常人難有的毅力與品格，成常人難及的事業。這樣的氣質一代代傳了下去，一段段故事都在這城牆內外開場與落幕……
人際關係
湘西王與沈從文沈從文成名後自己說過，1922年前的沈從文是流氓、土匪、痞子，甚至什麼也不是，只是一個兩腳站立沒有羽毛的動物。他不讀書、看殺人、到野外撒野、打架、弄別人的船，父母根本就管不住。1917年9月家人將他送去當兵，已是沒有辦法、無可奈何之舉。1922年，陳渠珍執掌湘西大權不久，二十歲的沈從文從川東被部隊遣散回到保靖，被陳渠珍留在身邊作書記，領中士軍銜。陳渠珍在軍中自律甚嚴，年近40也不討姨太太（晚年卻娶了幾位姨太太，那是沈從文離開湘西以後的事了），每天天不亮即起床，平時極好讀書，以曾國藩、王守仁自許，看書與治事時間幾乎各占一半，往往讀書至深夜還不睡覺。軍部會議室是一棟新房屋，孤零零建在一座山上。開會時，如機要秘書不在，就由沈從文擔任記錄。平時，會議室就由沈從文留住。軍部會議室里放置了五個大楠木櫥櫃，櫃裡藏有百來幅自宋及明清繪畫，幾十件銅器古瓷，十來箱書籍，一大批碑帖，和一套《四部叢刊》。沈從文後來講道，帶了這么多書行軍的長官實在罕見，更何況“每個日子治學的時間，似乎便同治事的時間相等”，“全不與我三年前所見的軍隊相像。一切都得那個精力飽滿的統領官以身作則，掰畫一切，調度一切，使各人能夠在職務上盡力，不消沉也不墮落。”
當然，這個統領就是陳渠珍。軍部書記的職務也比秘書處、參謀處書記要做的事多。一有急電或別的公文送來，即使是半夜，也必須立即起床，抄寫回文。因此，沈從文不能隨便離開會議室。無事可做時，沈從文只能以讀書作消遣。每當陳渠珍需要閱讀某一書或抄錄書中某一段時，就由沈從文預先準備好。於是，圖書的分類編排、編號、舊畫古董的登記，全由沈從文來做。由於登記涉及書畫作者的人名、時代及其在當時的地位、銅瓷器物的名稱、用途等等，這些都必須弄得清清楚楚。有時，他將那些宋至明清繪畫一軸軸取出，掛到牆壁上，獨自默默地欣賞，領會它們的妙處；有時翻閱《西清古鑒》《薛氏彝器鐘鼎款識》一類古籍，與那些銅器上的銘文作比較鑑別，估出它們的名稱及價值；有時又去查閱《四庫提要》，以弄清一部自己不熟悉的古籍的作者及其生活的時代。“……我在這方面對於這個民族在一份長長的年份中，用一片顏色，一把線，一塊青銅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所成的種種藝術，皆得到了一個初步普遍的認識”。
在這過程中，沈從文學到了許多知識。又由於必須經常替陳渠珍翻檢抄錄古籍，日積月累，沈從文將大部分古籍也看懂了。他的中國傳統藝術根子，就是在這時紮下的。由於這點初步知識，使一個以被動生活與自然現象為生的鄉下人，進而對於人類智慧光輝的領會，發生了寬廣而深切的變化。以至後來評說“沈從文的腳步，一直牽著陳渠珍的影子”，沈從文在這方面顯示的才能獲得了陳渠珍的賞識。他這段時期所接觸的中國古代歷史、文學、藝術，深深地影響了他後來文學創作的風貌；浸透在他創作中的古典文學修養、後半生從事文物研究必需的學識基礎，乃至他對中國書法歷史的透徹了解，幾乎都能在這裡找到最初的源頭。這時候進一步影響沈從文的人物，就是陳渠珍當年的老師，也是沈從文的三姨父聶仁德先生。聶仁德是個飽學之士，1893年與熊希齡進京會試，為同科貢士。後因丁憂，未能參加殿試。辛亥革命在鳳凰成功那年，成為湘西民選第一任民政長。那年是從湖北監利縣縣長任上下來，路過保靖，稍事休息的。聶仁德50多歲，棗紅色臉膛，濃眉，長髯，長袍馬褂，一派斯文。他到達保靖後，立即被陳渠珍安排住到了風景宜人的獅子庵。獅子庵位於保靖著名的獅子洞口。臨河一面石壁，形同獅面，石壁附近有“天開文運”四個斗大摩崖石刻大字。石壁上有一天然洞穴，張開如獅口，即為獅子洞。洞壁全是潔白如玉的鐘乳石，一條天然小道通上一座石屋。清乾隆年間，邑令王倡建書屋三間於獅子洞前，虛掩著洞口。書屋前老樹、修竹、古藤相互絞結纏夾，一派青鬱氣象。沈從文幾乎每天都要過河到獅子庵去，聽聶仁德談“宋元哲學”，談“大乘”、“因明”，談“進化論”，好奇心驅使沈從文提出許多他不知道卻又極想探究的問題。這一老一少，在這亘古長存的石洞前，面對千年長瀉的河流，進行著沒完沒了的辯難，也就種下了沈從文要用一生精力去思辯、去解答、去證實的作業。於是他向陳渠珍提出離隊北上求學（1935年），陳渠珍不但表示支持，還答應為此提供資助。沈老後來回憶：“我於是拿了他寫給我的一個手諭，向軍需處取了二十七塊錢，連同他給我的一份勇氣，就離開了保靖。”但是沈從文離開保靖後不久，陳渠珍因十萬坪一役，陷入了政治、財政方面的困境，之後就沒能實際資助沈從文了。然而，這所有的一切在沈從文的整個人生中得以銘刻。
陳渠珍與賀龍
1914年，孫中山發出了“討袁告示”，中華革命黨在各地建立了支部，組織武裝討袁。賀龍起而回響，先是與陳圖南、谷績廷一起領導了湘西暴動，後則刀劈芭茅溪鹽稅局，拉起了一支農民武裝，打出了討袁護國的旗幟。此時賀龍加入田應詔部隊，被任命為湘西護國軍左翼第一棵團第二營營長，歸屬靖國軍林德軒的第5軍所屬馬吉祥部。這時期陳渠珍九死一生從西藏輾轉回到湘西，1913年，在湘西鎮守使田應詔手下任中校副參謀長，後代理湘西靖國軍第1軍軍長職。陳渠珍精明能幹，他以替田應詔訓練骨幹為名，主辦軍官訓練團，實際上開始了培植自己的軍事實力。為日後全面控制湘西奠定了基礎，因此第1軍的4個團軍官，多出自陳的部下。陳渠珍勢力上升，正以武力統一湘西取代田應詔成為湘西鎮守使，要當“湘西王”。在此武裝壓力下，陳渠珍先迫使林德軒退出湘西，但賀龍率部留在桑植。陳先派其右翼司令張雲龍，率其精銳之旅伏擊賀龍，被賀龍擊敗；再委派其親信肖某出任桑植縣縣長，對賀龍進行遊說，促其歸附。沒過幾天，賀龍便收到兩張委任狀，一張是陳渠珍送來的，委他為支隊司令，駐防沅陵；另一張是澧州鎮守使王子豳來的，委他當團長。賀龍看著兩張委任狀，想到自己同陳渠珍素無往來；而王子豳在武昌首義中，曾率領“武字軍”，智取荊州，在消滅最後一支清軍的戰鬥中，被孫中山先生贊為“奮勇能戰”，賀龍最後決定接了王子豳的委任狀。
1920年7月，湘西發生兵變。譚延闓第三次督湘不久，指使澧州副鎮守使卿衡，在其赴慈利時，將王子豳殺害於途中，奪取澧州鎮守使大權。王子豳的兒子王育寅發誓要為父報仇。7月26日，在慈利的東嶽觀集中了七千人馬，哭師起兵，自封為常澧靖國軍總司令，並派人赴桑植請賀龍出兵作戰。賀龍與卿衡早有舊隙，今見王育寅相請，遂起兵赴慈利，合力攻占了慈利。並在賀龍建議下派代表到廣東謁見孫中山，請求派林修梅來湘西帶兵，獲得孫中山批准。林修梅到慈利登台誓師，就任湘西靖國軍總司令，委任賀龍為湘西靖國軍第3梯隊團長。10月中旬，林修梅發兵常德，賀龍部隊為先鋒，激戰三天攻克常德。譚延闓大肆集兵反攻，周鏇了數月，林軍終寡不敵眾。這次行動失利後，林修梅辭職離湘赴武漢，賀龍率本部人馬返回桑植。此時已完全掌握了湘西的軍政大權的陳渠珍終於說服了賀龍，委任賀龍為湘西巡防軍第2支隊司令，隸屬於右翼司令張雲龍。是時，二人共同駐軍常德。
當時正遇著湘西大旱，保靖、龍山、永順、桑植等八縣，饑民180萬。真是赤地千里，號啕之聲震天。陳渠珍廣設粥棚，賑濟災民。這下子，老百姓沒有說陳渠珍不好的。從此，陳渠珍就在湘西站穩了腳跟。一日，常德城北梁山百花盛開，陳渠珍和賀龍二人帶了少數隨從，共游梁山。梁山又名太陽山，因唐時郡人以梁松配饗而得名。二人緩緩地走著，談著天下大事。說到那些軍閥禍國殃民時，都切齒痛恨，說到百姓饑寒交迫，都深表同情。臨近山頂，建有一座漢朝名將伏波將軍馬援祠廟，廟宇早已破敗不堪。陳渠珍指著廟說起馬援征交趾回來，屯駐此山，因受小人讒言，終至革職抄家的史事。陳渠珍感嘆地說：“政治不良，小人專權，忠良受害，百姓遭殃。這些年來，我赴康藏、走四川、經甘肅入陝西，歷經千山萬水，所到之處，人民的生活無不在水火之中。大清國倒了，國家該振興了吧，可還是一個老樣子。袁世凱屍骨都爛了，可國家還紛亂如麻。”賀龍說：“是啊，我原來也以為搬倒一個袁世凱，國家就好了。現在看來，我們想得太天真了，但願孫先生的理想得以實現。”不久，馮玉祥為常德鎮守使，移駐常德；而桑植為田應詔手下的一個姓馬的團長駐防，此人無惡不作。賀龍、陳渠珍部隊離開常德，由賀龍領著自己的隊伍，趁機打回桑植，趕走了馬團長，便在桑植繼續招兵買馬，訓練軍隊。1921年孫中山派石青陽赴川東聯絡舊部，組織軍隊。石青陽接令後，便取道零陵，越衡山、經長沙、歷辰沅，進入川東。1922年初，石青陽又躍馬奔湘西，見到陳渠珍，兩人都非常高興。原來陳渠珍同石青陽都是早年加入同盟會的會員，癸丑討袁失敗後，陳渠珍返回鳳凰，石青陽出逃日本。石青陽向陳渠珍說明召集人馬隨孫中山先生北伐的來意後，陳渠珍當即推薦了賀龍。
陳渠珍老謀深算，知道賀龍是擁護孫中山的，深得湘西人敬重，常擔心其久居湘西，終成心患。石青陽借兵，他覺得可以藉此機會，做個順水人情，把賀龍遣出湘西。賀龍一向跟隨孫中山。石青陽是奉北伐大本營孫中山之命入川組織革命力量的，跟他入川，能為北伐討賊出力，這是欲謀而不得的，何況，也是擺脫眼前陳渠珍控制的好機會，因此他也欣然從命。石青陽也早知賀龍之名，大喜。於是，任命賀龍為四川討賊聯軍川東邊防軍獨立團團長。後來，賀龍在自傳中寫到此事“陳渠珍感到我對他威脅太大，就命令我隨石青陽去四川。我向陳渠珍要正式命令，陳渠珍不給。入川之後，陳渠珍打電報給趙恆惕，說賀龍叛變了。”自此，賀龍走出湖南，加入共產黨，征戰數十年，成為新中國的第一代大元帥。而陳渠珍也因與鄉誼這段交情，同是英雄相識之念，才有後來“剿共不剿賀”的原則，凡是同賀龍帶領的紅軍交戰，採取亦戰亦和的策略，而賀龍軍隊借道陳的防區，陳也慨然讓路，甚至賀龍隊伍有難，陳也慨然出手相救。
艽野塵夢
寫下《艽野塵夢》
《艽野塵夢》內容
陳渠珍隨川軍入藏收復工布之後，有一段比較安定的駐防日子，相識了貢覺的營官加瓜彭錯。加瓜彭錯向他歷數藏王的虐待，並邀他到自己的府邸做客。在那天宴飲中，陳渠珍第一次見到了加瓜彭錯的侄女西原。西原那時不過十五六歲年紀，夾雜在一群爛漫的藏族少女中，為客人表演馬上拔竿的精湛馬術。西原矯健敏捷，衣袂飄飛中策馬連拔五竿的英姿為陳渠珍留下了深刻印象，因而向加瓜彭錯極力稱讚。席上加瓜彭錯笑說既然如此錯愛，那就將西原許嫁給你吧。當時陳以為不過笑言而已，也就漫然答應。不料幾日之後，加瓜彭錯真的將盛裝的西原送來，西原靚裝明眸，風致楚楚，於是一言之戲竟結姻緣，二十餘歲的陳渠珍便墮入一段驚心動魄的愛戀之中，“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
後來他率兵進攻波密，西原亦隨夫征戰，且在戰場危急之時及時提點救回丈夫及一干弟兄的性命。再後來武昌起義訊息傳至西藏，援藏軍隨即譁變。因軍中哥老會勢力強大，原來已隱現的權利傾軋及仇視同盟會等矛盾爆發，陳渠珍部屬已發生相互仇殺事件，不得已決定率湘黔籍官兵115人逃返內地，西原堅隨丈夫出逃。臨走之時，西原的母親將一座貴重的八寸高珊瑚山送給這對亂世鴛鴦留念，與其灑淚而別。陳渠珍出逃之後，便傳來了加瓜彭錯夫婦死於叛亂之中的訊息，西原在失去親人的巨大悲痛中，依然跟隨陳渠珍逃亡出藏。走上回歸路的陳渠珍被帶路的喇嘛誤導，迷失於絳通草原（今羌塘草原），在嚴寒的冬季翻越唐古拉山脈，食糧殆盡，身心遭到極大摧殘，陳的士兵一度心性大變，甚至欲殺隨行藏兵為食。西原極力阻擋，並為士兵們獵來野狼野驢，讓他們渡過難關，後來境況越來越艱難，陳渠珍幾欲倒地不起，西原持槍護衛左右，艱苦的歷程走了七個多月後，才抵達青海湟源，所帶弟兄僅七人生還，曾經明艷如花的西原，也已經形容憔悴不復昨日了。
陳渠珍與西原兩人又再經西寧往西安，一方面借居於他人舊宅，一邊給老家寫信要匯款，以便南歸。拮据不已的兩人相依為命，寸步不離，變賣了隨身所攜的一切貴重物品，依然難以為繼。不得已之下，西原將母親臨行前所贈的珊瑚山拿出變賣。因為珊瑚已在漫長的逃亡途中壓碎，陳渠珍在城中逡巡多日，方從一家古董店換回十二兩銀子。本以為可以憑藉這些銀子等家裡匯款到，即可南歸。不料戰爭期間，音訊阻隔，一直到11月初，匯款依然未見蹤影，兩人再度陷入困窘之中。陳渠珍在西安僅相識一同鄉湘西永順人董禹麓。陳渠珍困頓無計又變賣了一具望遠鏡，換了六兩銀子。每天陳渠珍外出謀事，西原都會親送至門口，然後在家中靜靜坐等他歸來。有一天，陳渠珍回來稍遲，西原開門的時候，滿臉緋紅。原來自他一出門，西原即覺頭痛難忍，但又怕他歸來無人應門，所以一直支撐著坐等他回來。就在這天夜裡，西原便大病不起，漸漸不能進食。陳渠珍問她想吃什麼，自幼生長於草原的西原說想喝牛奶。陳渠珍買了鮮牛奶回來，西原卻只喝了幾口，就再也不能繼續。其實西原是得了天花，陳渠珍請醫生來看，醫生誤診為中了寒毒，雖服下藥，病情毫無改變，再告之醫生另開一劑，然而西原病情卻愈見加重。不幾天，西原跟陳說自己夜裡做了一個夢，夢見母親用勺子給自己餵糖水，以西藏的風俗，夢見這一情景，即意味著死期不遠。西原言畢已泣不成聲，陳渠珍雖多方安慰，西原始終不能寬懷。這一夜，西原的天花突然現出了黑血，陳渠珍心知已回天乏術，只能暗中啜泣。至四更天，西原將他喚醒，哽咽而言：“西原萬里從君，一直形影相隨，不想竟然病入膏肓，不得不與君中道而別。然而君若有幸能夠得到幫助，脫離此地，我死亦瞑目了。如今算來，家中書信應該不日即到，願君南歸途中，一路珍重，西原已不能隨行了。”西原語音一落，長吁一聲，溘然而逝。陳渠珍撫屍痛哭，幾乎氣絕。他清醒過來之後，檢點行囊，一共只剩一千五百文錢，連給西原殮葬都不夠，想至此，悲從心起，又是傷心大哭。後來他終於想起董禹麓，於是拭了淚打算出門借錢。東方漸白，走出門來，想起之前也已向董君求助過，這一趟真不知如何開口，於是又轉回屋。然而看著屋內瞑然長睡的愛妻，不禁痛徹肺腑，大哭一場，終於還是去了董家。董自己也不富裕，但卻立即將族弟暫存在自己那裡的三十餘兩銀子全給了他，並叫自己家人幫忙料理西原後事。女僕替西原淋浴更衣之後，又請來僧人頌經，中午過後，終於裝殮，下葬於西安城外的雁塔寺。陳渠珍想起西原追隨自己的種種艱難，撫棺大哭。回到居處，已不見西原身影，只覺滿室清冷，幃簾飄飛，恍然如歷隔世，又不禁仰天長哭，淚盡聲嘶，大呼：天胡不弔，厄我至此！這位拼殺沙場，瀝血廝殺的鬥士此刻也“述至此，肝腸寸斷矣。余書亦從此輟筆矣”。《艽野塵夢》也就到此戛然而止了。
西藏這片高原，它的愛情也充滿了藍色天空的純潔。想像得出沉醉於愛情中的陳渠珍的心境。然而當愛情面對荒漠、飢餓、絕境時，會出現什麼情況？誰都無法想像，但西原還是毅然地跑出了高原以外的天空，她的心衝出藍天，嚮往著與愛人飛翔在一起，儘管藍色的天空也還有飛揚的塵土。1936年的陳渠珍，同樣是相信愛情的偉大的，因為愛情讓他們戰勝荒原、沙漠、飢餓、絕境。因為二十多年後陳渠珍仍然歷歷在目的想念著這一切。21世紀的有些人不盡認同這是一段真正的愛情，說陳渠珍出征前已有妻兒，書中也寫到他在藏地對妻兒的懷念。或許在一句酒後戲言接納西原時，還算不上真情愛，然而在後來的朝夕相處、出生入死的大跌宕日子裡，每天風雲變幻的生活帶出的恩、情、義，已經令這段情緣日漸升華。儘管西原在全書中的出現描述不算多，但每當寫到自己在最艱難的時刻，西原總出現在他身邊，我們深感作者還保持著對西原那份強烈的感情，致有二十多年後還用拿槍的手，提筆記錄下這一切。這篇憶述既是陳渠珍的人生銘記的寫照，到今天我們翻閱數十資料，好不容易才得以將這段傳奇悲劇的尾聲補上：望眼欲穿的家書和銀子，終於在西原離世後一個月寄到，陳渠珍到西原墳前祭奠告別後南歸。這幾年被“苦其心智、勞其筋骨”的陳渠珍果然得以承擔“大任”，回鄉九年他已成為“湘西王”了。
起義決定
陳統治湘西三十年，開工廠，辦學校，造槍炮，發鈔票，湘西二十餘縣盡歸其屬。
到了1949年8月，解放軍攻占湘北各地，國民黨守將程潛、陳明仁起義投誠，宣布湖南和平解放。在新的形勢逼迫下，白崇禧、宋希濂等各戰區長官都希圖以湘西為屏障，建立西南防共陣線，一時湘西地位再度變得十分重要。各派說客穿梭遊說陳渠珍且不算，連蔣介石本人也親自來信，勉勵陳“勘亂衛國，共圖中興”，並有訊息說，陳渠珍已被推薦為代理湖南省主席。
經歷多年世事沉浮己是老謀深算的陳渠珍還想觀望一陣風聲再作決定。於是陳渠珍在9月初遂攜家眷從沅陵行署轉回老家鳳凰縣，避居黃絲橋城內。
黃絲橋坐落在縣城正西二十四公里處，始建於唐垂拱三年（公元687年），是陳渠珍父親任鳳凰營都司時帶兵駐防的一個要塞，陳對這一帶非常熟悉。黃絲橋地處湖南省的最西陲，稍往西去已是貴州境內，整個城體由青石建構，牢固無比，雖歷時一千多年仍堅不可摧，且直通太平山、臘爾山等大山苗鄉，可守可退，陳渠珍據此跟國民黨共產黨兩方面打起了太極拳。
不久沅陵解放，國共雙方都派員來黃絲橋動員他，陳渠珍仍然以他一生最成功的“審時度勢”之策論，腳踩兩隻船，誰都不想得罪。首先策劃爭取陳渠珍起義工作的，是時任第四行政督察區專員公署專員兼保全司令的共產黨人陳采夫。
這位陳采夫是湖南臨澧縣修梅鄉人，1925年進入黃埔軍校入第三期步兵科。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1937－1941年期間，先後任中央軍校第十三期總隊副、88師旅長、87師參謀長等職，1942年，史迪威出任中緬印戰區司令官，授予陳采夫少將副師長軍銜，隨中國遠征軍進入緬甸，在司令部任美國顧問組少將組長，負責訓練中國遠征軍。他長期以特殊身份為共產黨工作，解放後被任命為常德專員公署第二副專員，1955年5月調任湖南省水利廳副廳長。但這等功臣在1957年整風運動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翌年1月24日，他自溺於湘江。
在陳采夫安排下，對陳渠珍的和平起義具體工作是由黃埔四期畢業的王尚質先生首先出面，他在三十年代曾為陳渠珍舊部，由戴季韜先生（也是陳渠珍的舊部）陪同到黃絲橋會見了陳渠珍，向陳曉以大義，期望湘西和平解放，配合解除湘西匪患。此時，陳渠珍深感國民黨大勢已去，卻又對共產黨能否在全國取得徹底的勝利，心存疑慮，因而對起義猶豫不決，曾說過“暴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等話，故他只表示願意保護湘川公路橋樑不受破壞，並通知他所控制的部隊不抵抗我大軍過境。
1949年11月，解放軍四十七軍副軍長晏福與聯絡部長顧凌申致函陳渠珍，請他到沅陵洽商原國民黨湘西行署的和平移交問題，陳接信後，隨即召開了鳳凰縣舊軍政人員和知名人士會議。會上，他們都表示“唯玉公之命是從”。於是，陳渠珍復電同意在乾州他的駐地再與共產党進行和平解放及行政移交等談判。
陳渠珍將赴乾城之前，在沱江上游黑潭江畔豹子洞召見他的老部下龍雲飛，一來話別，二來通報起義談判情況，安排善後事宜。
龍雲飛是鳳凰縣山江鎮人，苗族，山江苗族首領，民眾稱之為“青帕苗王”。早年加入哥老會，辛亥革命時期參加苗民光復軍的鳳凰撲城反正行動，頭一個叼刀爬上鳳凰城頭。失敗後流亡辰沅一帶，參加了青紅幫。1918年參加護法聯軍，後在國民黨軍隊中步步高升，抗戰時任暫六師師長，率苗族士兵在津市、株州戰役中英勇猛擊日軍，因此受到第九戰區薛岳通電嘉獎，後官封至國民黨少將軍銜。
龍雲飛在湘西的江湖上名頭很響亮，多年追隨陳渠珍的治湘行動。解放前夕，龍雲飛受美蔣特務陳靖雄(浦市人)的挑唆，糾集鳳凰、松桃、瀘溪邊境股匪，在山江組建“反共救國軍”對抗解放軍，1950年，在都里鄉暴木林山上被我軍剿匪部隊包圍時吞槍自殺。
當時，陳渠珍對龍雲飛說：共產黨從東北一路南來，蔣介石的中央軍尚不堪一擊，我們彈丸之地草稗之師，哪能抵擋得住。我倆在鳳凰經營半世，現在年事衰老，鳳凰很窮，我們就算無力把它搞好，也不能把它搞爛，總要讓兒孫百姓少遭塗炭才好，以免死後留下罵名。共產黨要搞地主、惡霸和官僚，這幾條我倆都有份，跑不掉。現在唯一的辦法是到北京找張文白（張治中）和賀雲卿（賀龍）。交槍、投降、辦招待、聽號召，我想是不會有問題的。
但他又吩咐龍雲飛作一後著：你在家守住，不要出事。弦外之音是萬一去北京有什麼不測，龍雲飛留在鳳凰還可以成為跟共產黨討價還價的籌碼，危急情況下裡應外合再鬧一場也難說。
當下雙方心領神會，約定龍雲飛留在鳳凰，一切等候陳渠珍的訊息再說。
這次談判圓滿成功。隨後，在鳳凰縣中學大禮堂召開了有一百多人參加的和平起義大會，通過了《鳳凰縣和平起義的決定》。從此，鳳凰縣宣告和平解放。
在勸降陳渠珍的過程中，不少原國民黨官員和愛國人士都出面動員陳起義，有一位功臣不可不提。這位功臣也是湘西鳳凰人，名叫侯烈，1913年生於官宦家庭，從小受過良好教育。1934年春，侯烈被時任國民黨新編34師師長陳渠珍送到南京中國陸軍輜重學校應考。在當時的學員隊隊長杜聿明將軍手下受教。1937年已升任為駐浙江的中國政府軍128師輜重營少校營長。當時血氣方剛的侯烈，風流倜儻、英姿勃發，與引導他從軍的陳渠珍是忘年至交。及後軍功不斷，1943年，侯烈已升任國民黨193師參謀長。
1945年9月國民黨陳誠將軍召見侯烈，倚重為“輜重方面的軍事專家”，委任以少將特派員的身份去台灣參加日本投降儀式，並接收侵華日軍投降繳械物資。同年10月25日，侯烈隨70軍進駐台灣，以技術軍官的身份參加了侵華日軍在台灣的投降儀式和收繳軍械工作。
1947年，侯烈到南京拜訪邵力子先生和張治中將軍後萌生退意，1948年初，侯烈解甲歸田，攜帶家屬悄悄回到鳳凰城，從此隱姓埋名、銷聲匿跡過其農家歲月。
但樹欲靜而風不止。1949年，解放軍揮師南下，為爭取陳渠珍放下武器和平起義，便找到與陳渠珍相交甚篤的侯烈，請他出面力促。侯烈挺身而出，說服了陳渠珍率十萬地方軍隊放下了武器，接受了改編，完成使命。
1950年，侯烈被邀請到北京華北革命大學任教，後留在北京某單位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侯烈作為國民黨殘渣餘孽被關押。侯烈的一子三女全部被押送、下放到湖南老家勞動，沒收了北京的住房。
1976年，侯烈終於被釋放。1989年，侯烈先生抑鬱而終。
……
1950年6月，陳渠珍去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被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又由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介紹加入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任民革中央團結委員。會議期間還受到毛澤東宴請。席間，周恩來向毛澤東介紹來賓時，指著陳渠珍說，這就是湖南湘西的陳渠珍先生。毛澤東握著他的手說，久聞！久聞！並在會議結束後專門召見陳渠珍，向他贈送了榨油機、抽水機等幾十件農具，鼓勵他為開發建設湘西繼續努力。
他的舊部賀龍也去下榻飯店看望老上司，多年過去，乾坤顛倒，陳渠珍見到賀龍時一改心高氣傲常態，拉著賀龍的手直呼“雲卿雲卿”，一時激動得聲音顫抖，不知所云。賀龍說，我參加革命後，就一直幹下去，從不回頭。又說，我幾次勸你出來，你就是捨不得丟掉你的罈罈罐罐，如果你當時能夠出來，不知湘西要出多少幹部。陳渠珍說，我就是沒有你那份膽量和氣魄，湘西，我生於斯，長於斯，好像我的老母親一樣，我捨不得離開她。也怕別人把湘西搞亂，使父老姊妹遭受罪難。有幾次，我也想派些人來跟你乾，總因為內中認識不一致，總是沒有實現，其中甘苦，一言難盡。當時解放軍正籌划進藏，期間賀龍與劉伯承還專門向陳詢問有關西藏的事，臨走時賀、劉還向他要了《艽野塵夢》。
當陳渠珍興沖沖從北京返回沅陵，得知在他開會期間，龍雲飛其及子侄已經在鳳凰發動暴亂，暗暗叫苦不迭。原來陳渠珍與龍雲飛分手，帶著另一個心腹去到沅陵，向解放軍投誠之後，就叫那人帶信回鳳凰，與龍雲飛通訊息。那人卻是國民黨特務，回到鳳凰，不但未將陳渠珍的信交給龍雲飛，反而放言給龍雲飛說：“陳渠珍決定不回來了。”龍雲飛父子由此頓生疑竇。陳渠珍從北京回來時，龍家父子早已拉隊伍上山。
陳渠珍情知大事不好，表示要配合政府對龍進行最後勸說。因無法見到龍雲飛本人，陳渠珍只好請龍雲飛的親家代轉信件，幾個月之後，解放軍開展萬人搜山運動，圍剿龍氏父子。藏身的洞口被民兵發現之後，龍雲飛的兩個身高腳健的貼身保鏢試圖架著他突圍逃跑。龍雲飛見滿山是人，自己年邁體胖料難脫身，即讓保鏢們各自逃命，自己躺在一堆稻草垛後邊，朝自己肚腹連開六槍，飲彈自戕。他的頭顱被割下來懸掛在他年輕時曾攻打過的鳳凰古城樓上。龍雲飛，竿軍的最後一個“大佬”，死時65歲。
但後來對此有多種說法：第一種是陳渠珍為保持他在共產黨眼中的重要位置，並不想讓龍雲飛貿然起義投誠，故不曾給他寫信；第二種說法是陳渠珍的確寫信給龍雲飛勸他投誠，但送信的人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一直把信扣在手裡並沒有送到龍雲飛手中；第三種是陳渠珍的信也寫了，送信的人也將信送到了，但為時太晚，龍雲飛在其子侄與國民黨特務鼓動下，已經跟解放軍多次交火，致使對方多人傷亡，信到之時，龍雲飛自覺已經失去了爭取寬大的機會，只好繼續負隅頑抗。種種說法，由於當事者死無對證，已經成為歷史之謎。
大概有人認為龍雲飛的抵抗就是陳渠珍的秘密策劃，於是便有電報中央，建議就此處決陳渠珍一了百了，豈料毛澤東也的確把陳渠珍看作個人物，他在1951年1月8日回覆中南局並湖南省委的請示電報時親自批註：“對他（陳渠珍）的處理應取慎重態度，不要輕率處理致使我們陷入被動”。一道御批挽救了陳渠珍性命，直到五十多年後的今天，陳渠珍的第八子陳晏生還著文感謝“偉大領袖毛主席救我父親一命的大恩大德”！
人生終點
陳渠珍自十九歲離開家鄉，他在沙場、在江湖、在宦海生死沉浮，從清軍管帶而國民黨中將，再到共產黨的省人民政府委員，歷經三朝，一次次大難不死。不管是青藏高原荒無人煙的大漠，還是在貴州深山寄人籬下的草廬，他曾多少次為自己祈求的，不過是一個馬革裹屍歸葬故里的結局，壽終正寢幾乎成了一件不可想像的事情，現在竟然夢想成真。1939年，湖南省前主席張治中離任，由蔣介石親信薛岳來湘主事，陳渠珍不見容於薛岳，前途未卜之時，他找長沙的著名相命先生吳竟成相命。吳竟成對他說：“公相實屬可貴，打不死，殺不死，罵不死，窮不死，餓不死，跑不死，累不死，苦不死，氣不死，所謂不死者九，而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靠著吳竟成這個“否極泰來”的預言，陳渠珍走過了晚清坎坷的軍旅之路，撐過了被國民黨嫡系排擠冷落必欲除之的危難，又在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作出了選擇得以安全著陸。
神思恍惚的時候，他常常夢見一年前在鳳凰縣的萬人搜山行動中拔槍自絕的龍雲飛，只見龍滿臉是血，衣衫襤褸，衝著他恨聲說道：“大哥，還是你狠！”
陳渠珍對這位把兄弟似乎滿懷歉意，為了安撫對方，只好含糊說道：“你我同道而行，並無什麼區別，我不過比你多混得一副好棺板，弄了個壽終正寢而已。”龍雲飛作了一個揖說：“既然玉公也不過如此，那小弟就在前邊路上恭候了。”驚醒之後，陳渠珍對身邊伺候湯藥的後輩說起夢中所見，涕泗長流。
對著病榻旁守護他的妻兒，已經說不出話的陳渠珍示意拿來紙筆，用顫抖的手寫下了：“審視度勢如雄守雌”八個字，仿佛就是這位三朝元老畢生的信念與總結。
1952年2月8日，喉癌讓陳渠珍的生命走到了盡頭，病故於長沙麻園嶺“寥天一廬”他的寓所里，終年七十一歲。陳渠珍去世時兩袖清風，一貧如洗，連家裡用的家具都是向舊部下借來的。
陳渠珍四十多歲後娶過幾房小妾，育有八個孩子，陳離世後，妻子帶著兩個小兒子靠幫人洗衣服，選豬毛，錘石頭來維持生活。1958年才進了一家民辦工廠，每月24元工資。
長子陳同初，1948年在吉首的省立第十三中學畢業（及後資料缺），後來他寫了一篇《我的父親陳渠珍》，大女兒陳元吉解放後在湖南省財政廳工作至退休。
陳的小妾生了第七、第八個兒子，第八子陳晏生1950年10月生於沅陵，原名陳太稚，後又改作晏生。或許陳渠珍嫌他出生太遲，來得太晏，也真是生不逢時。陳渠珍與他只有一年零四個月的“父子緣”，自己便撒手塵寰。陳晏生這位湘西王的公子“八爺”，在“匪崽子”罵聲中只念過六年書，十五歲被下放到靖縣農村，在農村幹了13年，文化大革命後調回城工作，後來又轉下崗，連退休工資都拿不到。陳氏還有後人陳文清、陳文彬兄嫂、弟媳均是耄耋之年，尚幸現已兒孫繞膝，四代同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