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簡歷
陳振樓陳振樓，男，1964年12月生，上海人，教授、博士生導師。
現任全國人大代表、民進中央委員、民進上海市委副主委；
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六屆學科評議組地理學組成員、國家自然科學獎地球科學部專家評審組成員、上海市學位委員會第四屆學科評議組成員及核科學和環境科學與技術組召集人；
中國地理學會化學地理與環境地理專業委員會委員和水文地理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自然資源學會資源教育工作委員會委員、中國第四紀學會環境演變與過程專業委員會委員、上海市災害防禦協會理事；
《Pedosphere》和《環境科學與技術》編委；
華東師範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比較沉積研究所所長、“城鎮化過程與公共安全”985科技創新平台主任、上海城市公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曾任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2002-2007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地球科學部專家評審組成員（2004-2008年）、中國地理學會理事（2005-2010年）、華東師範大學資源與環境科學學院副院長（2004-2009年）、民進華東師範大學委員會副主委和主委（2001-2008年）。
學術研究
1987年畢業於中國科技大學地球與空間科學系地球化學專業；
1990、1994年在中國科學院地球化學研究所分別獲得環境地球化學專業碩士和博士學位；
1996年在華東師範大學地理系完成博士後研究工作後，留校任教。期間，曾於1997年3～5月在英國Salford大學環境資源系、1998年12月～1999年12月在英國Essex大學生物科學系作高級訪問研究。
2001年晉升為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主要從事環境科學和自然地理學領域的研究工作，在城市水環境和水資源、河口濱岸濕地生物地球化學、生態環境安全與風險評估、城市自然災害減災防災、環境污染修復與治理等方面開展了大量研究工作。特別是對我國城市和三角洲多介質環境中有害重金屬、氮磷和微量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源解析、時空分布規律、賦存形態、遷移轉化機制、源匯通量、生態和健康風險、生態修復技術和工程套用示範等進行了開拓性的系統研究，有關成果發表在《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Atmospheric Environment》、《Environmental Pollution》、《Estuarine, Coastal and Shelf Science》等國際地學和環境科學著名學術期刊上。
科研成果
先後主持承擔了40多項包括國家重大水專項、國家科技支撐計畫、國家863計畫、國家自然科學重點和面上基金、以及省部級重大、重點和人才計畫等國家和省部級項目的研究工作；
獲得1999年度教育部科技進步二等獎、1999年度上海市科技進步二等獎、2005年度貴州省科技進步三等獎、2009年度國家環保部環境保護科學技術二等獎等4項省部級科研成果獎，以及上海市高校優秀青年教師、上海市科技啟明星、上海市曙光學者、上海市優秀學科帶頭人等榮譽稱號；
在國內外重要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210餘篇，其中SCI檢索論文23篇，EI檢索論文22篇，出版專著4部；
迄今已培養碩士、博士研究生70餘名。
熱點提案
1、全國人大代表、華東師範大學資源與環境科學學院副院長陳振樓在兩會上建議，改革我國的退休制度。
彈性退休，最晚可到68歲，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全國人大代表、華東師範大學資源與環境科學學院副院長陳振樓提出了“建議實行靈活彈性的退休制度”的意見，陳振樓代表建議改革我國的退休制度，實行靈活的彈性制度，規定法定退休年齡不能超過65歲，符合條件的可以延遲至68歲。
“隨著我國勞動就業形勢嚴峻和老齡人口的急劇增加，法定退休年齡的改革已是勢在必行。”陳振樓說，實際上，對於法定退休年齡改革探索的主要動因和依據，國家的養老金支付能力並不是唯一的選擇性決定因素。
陳振樓認為，可以有以下幾項參數綜合考慮：一是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及背後支撐的國家經濟實力，二是勞動者的人壽實際變化狀況，三是勞動者的工作環境及生活質量的變化等。勞動對於人類維持生存是必需的方式，但生活質量的不斷提高，才是人類生命的幸福衡量指數。判斷一個社會的法定退休年齡是否合理，主要看勞動者退休後的總體生活質量是否能提高，充分的休閒享受能否依靠一定的經濟條件予以支撐，社會生產力是否提高和社會成本是否相應減少等。
法定退休最晚不超65歲
為此，陳振樓建議，改革我國的退休制度，實行靈活的彈性制度：規定法定退休年齡，最晚不能超過65歲，55歲以上的職工，希望60歲退休的，應當允許。男女退休年齡逐漸統一，如有差異，可以縮短為2-3歲。
陳振樓還建議，在諮詢、研究、設計、教育、編輯、創意等智力行業領域裡工作的具有高級職稱的，只要身體健康，可以延遲至68歲退休。在一些勞動強度高、安全風險大，以及其他特殊行業工作的，則應採取剛性的法定年齡退休制度。領取養老金的年齡可以與實際退休的年齡分開，政府則實施對延遲領取養老金的鼓勵政策。
同時要積極實施相關的綜合配套改革，如：對企業、事業單位以及政府部門不同的養老保險待遇進行大力調整，減少過高的不合理差距；按照每年的物價指數，相應調整養老保險基數；提高市民有關住房、醫療、教育三大公共福利保障水平；切實改變壟斷行業、政府機關等與社會平均收入差距過大的不合理現象，使社會的公正、公平、公開得以有效體現，凝聚社會向心力，讓勞動者心情舒暢地工作，快樂地享受退休後的晚年生活。
切莫忽視無色無臭的“隱形污染
新華網北京3月6日電 （記者楊金志、仇逸）藍藻暴發、黑水橫流、氣味刺鼻……在很多人心目中，這就是水污染的景象。全國人大代表、華東師範大學資源與環境科學學院副院長陳振樓教授則認為，人們在關注有色有味的黑臭污染的同時，更要關注無色無臭的“隱形污染”。
陳振樓說，化工廢水裡含有大量有毒有害物質，排放在水體裡雖然不一定會造成水體黑臭、富營養化，但很多無色無味物質造成的危害更大。“例如，汞、鉛、砷、鎘、鉻等重元素具有持久性的毒害污染，我們搞環保的人把它們合稱為‘五毒’。”
此外，有機污染物也在威脅著水體質量，例如常用農藥中含有的敵敵畏，煉焦業中排出的多氯聯苯、多含芳烴。“這些化工產品、副產品進入水體後，造成的危害比富營養化厲害得多。它們都是難以降解的大分子物質，危害也就更加持久。”陳振樓說。
陳振樓說，《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的斯德哥爾摩公約》中規定，締約方要控制12種有機污染物，它們被合稱為“骯髒的一打”。我國是這個國際公約的締約方，已從2001年開始履約。2007年新頒布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已經加入了有關有機污染物的內容。
最近幾年，陳振樓在長江沿岸調研，結果被重化工業的架勢嚇了一跳。“沿岸各個省市把鋼鐵、化工、汽車等重化工產業都布置在長江邊上，因為這裡水源充分、排污方便、運輸方便。蘇北一線是這樣，安徽沿江是這樣，江西九江、湖北武漢和重慶還是這樣，我真是怕把長江給毀了。”
他告訴記者，黃河沿岸重化工產業的發展也是“快得不得了”。
在大氣污染方面，陳振樓說，人們不僅要關注大氣二氧化硫指標、溫室氣體排放，還要當心氮氧化物的污染。“氮氧化物可以轉化成硝酸鹽、氨氮，跟二氧化硫一樣可以導致酸雨，是非常重要的污染源。”
陳振樓介紹，國家已經開始控制汽車尾氣中的氮氧化物排放，但是更多的氮氧化物來自工業燃煤，有必要在開展脫硫工作的基礎上開展脫硝工作。
建議設立食品隨機督查隊伍
新華網北京3月5日電（記者楊金志、仇逸、孫彬）全國人大代表、華東師範大學教授陳振樓說，我國可以借鑑國外的“食品偵探”制度，在質監部門內設立國家食品督查局。這一部門的督查人員不坐班，主要工作就是上街隨機抽查食品和進行化驗，以便及時發現食品安全問題。
陳振樓表示，2004年安徽“阜陽假奶粉”事件發生後僅四年，2008年又發生性質更嚴重的“三鹿奶粉”事件，再一次為我國食品安全敲響了警鐘。“我們已經有了不少機構和制度，為什麼仍會經常出食品安全問題呢？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國家沒有建立隨機性的食品督查機構。” 他說，目前我國雖然建立了由質監、工商、食藥監、醫療衛生等部門組成的食品監督體系，但是上述部門的工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已經程式化，不是定期檢查，就是檢查之前事先通知，或者讓商家主動送檢，這種做法難以檢出問題。 陳振樓介紹說，不少已開發國家都有隨機性的食品督查機構和工作機制。例如，法國就設立了“食品偵探”一職，專門負責食品衛生的檢驗工作。“食品偵探”每天四處走動，“微服私訪”任何跟食品有關的地方。他們不僅親自吃喝，還要把樣品帶回去檢查，一旦發現問題就要嚴格按照法律規定處罰，並把商家記入“黑名單”。 陳振樓說，建立這樣的隊伍很必要，但避免其濫用權力也很重要，需要制定一套有效的管理和運行辦法。 此外，“國家還應該積極支持消費者打假。消費者是監督市場的無處不在的眼睛。保障和促進消費者的打假監督，不僅成本低而且效果好。”陳振樓說，“上世紀90年代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出台後，也曾引發我國廣泛的民間打假，但後來由於個別部門不支持，消費者打假逐漸淡出社會。對於打假，國家應該支持消費者。”
建議個稅起征點調至5000元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陳振樓代表。
“提到5000元，一點也不高。”今天下午，華東師範大學教授陳振樓代表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他將提出《關於進一步加大減稅力度、切實降低個人和企業稅負的建議》，建議提高個稅起征點，同時減少稅率級次、加大級距。
“近年來，稅負過重是社會熱議和廣受詬病的話題。”陳振樓分析說，近十年來，我國以稅收為主體的財政收入增長了6倍，從2000年的1.3萬億元增至2010年的8.5萬億元，年均增幅超過20%。而居民收入只從2000年的人均5800元增至2010年的1.8萬元左右，僅增長3倍，年均增幅遠低於稅收收入，
陳振樓表示，針對稅負過重，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至今，中央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結構性減稅措施。但隨著去年下半年物價的升高，讓老百姓很難感覺到結構性減稅的好處，也挫傷了普通百姓的消費欲望和消費能力。與此同時，近期菸草稅、車船稅、房產稅等一系列新增稅和擬徵稅政策的密集出台，更讓普通百姓和企業擔憂。
“而提高個稅起征點，意味著減輕稅負，增加百姓收入。”陳振樓告訴記者，這種減稅是“普惠”的，比增加工資還有利，因為漲工資很難。全國普遍漲，一般國家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會漲，但是私企、外企就未必會同時漲工資，“如果光漲工資，個稅稅率不變，那么公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得不會太多，不如減稅實惠。”
經常在微博上和網友交流的陳振樓也注意到， 3月1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通過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後，“個稅起征點有望從2000元提高至3000元”的訊息。他表示：“3000元太低了。還不如留個口子變成3000元-5000元。”
他同時建議，減少稅率級次、加大級距（指累進稅率按課稅對象數量劃分等級的起點和止點的區間。如現行個人所得稅工資適用的稅率為第二級，即全月應納稅所得額超過500元至2000元的部分，本級起點為500元，止點為2000元，本級級距為1500元），“將目前的9級累進稅率（目前個稅累進稅率為5%—45%）縮減為國際上通行的4至5級稅率，同時適當擴大稅率級距。”
給予退休教師正常的退休教師待遇
晚報訊 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華東師大資源與環境科學學院教授陳振樓呼籲，給予國有企業辦職、成、幼教退休教師正常的退休教師待遇。
“目前，上海有數千名國有企業辦職、成、幼教退休教師，很多人擁有高級教師職稱，退休後卻享受不到應有的待遇，而只能獲得普通退休工人待遇，兩者之間相差一倍！ ”陳振樓說。
2004年國務院曾頒布過《關於妥善解決國有企業辦中國小退休教師待遇問題的通知》，根據各部門、各地的實際情況制定了相應的實施細則，但具體操作過程中，大部分省市將“國有企業辦職、成、幼教退休教師”基本排除在檔案精神落實範圍外。
對此，陳振樓表示難以認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第40條明確規定：“中國小教師，是指幼稚園、特殊教育機構、普通中國小、成人初等中等教育機構、職業中學以及其他教育機構的教師”，“國有企業辦職、成、幼教退休教師”也是教師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理應享受同等的退休待遇。
他建議國務院辦公廳對2004年檔案中的 “國有企業辦中國小退休教師”給予明確界定和補充說明，並建議國務
提高政府官員與網路媒體交流溝通能力
當網路逐漸成為人們的一種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甚至成為一種生存方式時，人們發現，許多重大事件與問題，因為通過網路才得以真相大白，於是，網路監督的力量日益得到網民的重視，也對政府的執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戰。全國人大代表、華東師大教授陳振樓說，一部分政府官員對網路全面進入生活，感受尚不夠清晰，還在用老辦法應對新問題，他們習慣單向說教，不習慣雙向交流，不習慣被監督，在網路監督下不自然、不適應。由於官員在話語權方面的失落，以及對網路信息的不適應，使得政府的執政能力與公信力受到質疑。
當然，網路是把“雙刃劍”，信息共享既是網路的優勢，也會使網路言論呈現良莠不齊、泥沙俱下的局面，因此，對於網路，開放與監管必須兼而有之。但監管的前提，是需要提高我們的政府應對網路社會的能力，提高政府官員在網路社會中的適應能力與執政能力，學會與網路媒體的雙向交流，習慣將自己的工作置於網路的監督下。陳振樓代表說。
陳振樓代表提出五點具體建議
一是端正政府官員面對網路監督的態度，以開放的胸懷面對網路監督。各級政府部門與官員應調整心態，樹立正確與網路媒體溝通的理念，要通過網路收集民意，集中智慧，找準問題，看到不足，想方設法面對新情況、新問題，要以開放的胸懷去發揮網路積極、有力的一面。
二是建立高效、透明的網路信息公開機制，只有及時、正確的信息才能引導正確的監督。信息透明已成為社會進步的趨勢，應對網路時代的信息透明，各級政府部門首先應學會與媒體打交道，要形成在第一時間發布信息的體制與機制，而且這樣的信息公開越早越好，特別是已經預設完成的政府信息更應及時公開。
三是開展專題培訓，提高政府官員即時、智慧的網路互動溝通交流能力。只有信息的公開而沒有相應的應對能力與應急處置的智慧也難以引導正確的網路民意，因此，迫切需要對政府官員進行網路監督下與網民互動溝通交流能力的專題培訓，特別應重點培養政府官員面對重大、特殊、緊急社會事件時與網民在即時交流中生成的智慧。
四是在全員培訓的基礎上，建立各級政府部門專門的新聞發言人制度。為進一步提高政府信息公開以及與網路媒體交流溝通的專業化程度，應逐步在全員培訓的基礎上，選拔培養並建立一支專門的政府新聞發言人隊伍，使此項工作在專業化道路上得到更健康的發展，也使政府部門的信息發布更及時準確、網路交流更高效順暢。
五是政府部門領導以身率先，建立起領導定期與網路媒體與網民實時交流的長效機制。政府部門領導以身率先，在諸媒體開展實時、公開、定期的直接或間接的交流，並能形成長效機制，將政府工作始終置於監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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