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陳慧清(1901-1943),幼年家境貧寒,讀過幾年書。
人物生平
大革命時期,彭湃在海豐搞農民運動,又到高潭組織了農民協會,陳慧清深受影響,積極聲援革命軍東征,發動農民打土豪、分田地。高潭成立區蘇維埃政權時,他當過鄉蘇維埃政府主席。1928 年春,國民黨“圍剿”海陸豐和紫金、高潭等地,陳慧清在家鄉無法立足,就逃亡到港九地區。
當時港九地區也有不少從內地過去的反動分子,他們勾結港英當局,抓革命分子,引渡回內地並加以殺害,在白色恐怖之中,要公開謀生也難。他有個叔父在港九某寺廟做主持,便去投靠叔父,隱蔽在寺廟,日子長了,便隨從叔父出家當和尚。學了幾年,他能夠獨立做法事了,其叔父就托人把他介紹到大屹山寺廟做和尚,那個地方偏僻,沒有人認識,比較安全,但日子過得冷冷清清。
日寇入侵中國,蠶食鯨吞,搶了東北,又侵華北。在這民族危難關頭,他如坐針氈,再也呆不下去,便雲遊到寶安,決心為祖國抗日救亡盡一份力。陳慧清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以僧房作據點,當起革命部隊的聯絡員、情報員,他的僧房也成為革命同志的“中轉站”和“接待室”,多年以來,經他輸送的重要情報很多,每次都安全送達;由他接待、安頓的革命同志或傷病人員無數,都能避開危險,得到掩護。他雖身居寺廟,卻十分關心國家的前途命運,時刻關注時局的變化,是一個進步、革命的愛國和尚。
1941年7月下旬,東江縱隊部隊機關報《新百姓報》社遷到長圳村,當時負責出版發行工作的李征,兼任報社駐寶安特派員,負責寶安的新聞、通訊和發行工作,住在龍華赤嶺頭村。每當李征要蒐集、採訪有關烏石岩、南頭和西鄉敵後的新聞時,總是先向陳慧清了解,而陳慧清總是滿腔熱情地為他提供詳細具體的情況;為擴大《新百姓報》的發行量和影響面,每當新報出版,陳慧清總是會主動向李征要新出版的報紙,派發給到廟裡進香的“善男信女”。因此,陳慧清被報社的同志稱為“義務通訊員和發行員”。
1941年8月15日至18日,日寇上千人向我羊台山區大“掃蕩”。為摸清劫後災情,揭露日寇燒殺擄掠的暴行,陳慧清不顧個人的安危,親自到各鄉村,挨家挨戶調查,並用紙條開列著日寇燒殺的時間、地點和數量。紙條上清楚地記錄著:“燒毀鋪戶12間、國小1所、民房8間;小黃田一帶民房大部分被燒,災情最重;烏石岩被殺5人,有32人被捉到南頭,全被日寇慘殺。”陳慧清把這些情況及時提供給《新百姓報》公諸於世,有力地揭露和控訴了日寇的暴行,增強了民眾抗戰到底的決心。據當時親自從他手中接過紙條的李征回憶,當時慧清真是義憤填膺,說了一句話:“給日本鬼記筆帳,到時好清算!”。為及時解救災民的苦難,陳慧清還利用“善男信女”捐獻的極其微薄的香油錢救濟災民,並協助商會長和各鄉、村長辦理善後事宜。
1941年8月,報社搬到大嶺山區。9、10月間,國民黨頑軍進攻大嶺山區,報社又遷回寶安,住在白石龍的山溝里,這才恢復正常出報。由於陳慧清與各界人士接觸多,訊息較靈通,他為報社同志提供了很多觀瀾、路西和南頭、西鄉的有關情況,《新百姓報》就以新聞、訊息的形式報導出來,使廣大民眾及時了解和掌握抗日形勢,宣傳了抗日救亡思想。
是年冬,形勢越來越險惡。先是國民黨反共分子鄧其昌擔任頑軍“挺進第六縱隊”司令,增兵塘廈、觀瀾一帶,妄圖向我羊台山根據地進攻;接著日軍又向寶深線一帶集結,準備進攻香港九龍。在戰雲籠罩下,《新百姓報》仍堅持按期出報,作為報社負責人及寶安特派員的李征仍堅持每周到烏石岩採訪。
陳慧清是一個警覺性很高的人,他說:“近來情況較緊張,要提防頑軍夜襲,我們不要在廟裡過夜。”於是,那段時間,游擊隊的同志要在他那住宿過夜,他總會將他們帶到距寺廟一里多遠的上排村,並在那裡組織起由該村積極分子參加的“後生館” (實際上是“自衛隊”)輪流值班,以便一發現敵情馬上通知戰友和民眾及時疏散,上山躲避。可見陳慧清的警惕性之高,對人民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的關切。
1942年,國民黨頑軍不斷出動“掃蕩”我在路西和寶太線地區活動的部隊。頑軍有些軍官常到廟裡來闖蕩。這時慧清和尚的處境是非常險惡的,他一面要巧妙地應付頑軍官兵的攪擾,一面又要蒐集情報。但他置個人生死於度外,對頑軍的主要行動部署,總是要竭力設法弄到手,及時送給我情報人員。次年冬,陳慧清的行蹤被國民黨察覺,一天晚上半夜時分,國民黨頑軍派一個連包圍他的住處,幸得別人通知,才脫離危險。
英勇就義
1943年7月16日,東莞日軍糾集千餘兵力,數路出動“掃蕩”我楊西、治平地區。日軍拂曉就包圍了張家山,陳慧清等數人發現敵情後立即衝出村外,在向山上突圍時,被日寇機槍掃射中彈犧牲!臨終時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