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歷
米高揚，史達林，奧爾忠尼奇合影１９１５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先後在埃奇米阿津、梯弗里斯、巴庫等地開展黨的活動.
１９１７年俄國二月革命爆發後，在埃奇米阿津參與組織蘇維埃政權.後為黨的梯弗里斯委員會委員，巴庫布爾什維克委員會主席團委員，編輯《巴庫蘇維埃訊息報》和《社會民主黨人報》。國內戰爭爆發後，在巴庫組織抵抗外國干涉，任紅軍旅政委.
1918年７月出任巴庫地下市委書記，不久被英國干涉軍逮捕.
１９１９年２月獲釋，３月成為布爾什維克亞塞拜然地下組織領導人.
１９２０—１９２７年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１９２２年當選為俄共（布）中央候補委員，次年成為中央委員.
１９２０—1926年曆任俄共（布）下諾夫戈羅德省委書記、俄共（布）中央東南局書記、北高加索邊疆區區委書記、北高加索軍區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
１９２６—１９３５年為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１９３５—１９５２年為黨中央政治局委員.
１９２６—１９３０年任蘇聯貿易人民委員.
１９３０—１９３４年任蘇聯供應人民委員.
１９３４—１９３８年任蘇聯食品工業人民委員.
１９３７—1946年出任蘇聯人民委員會副主席，
１９３８年起兼任外貿人民委員.衛國戰爭時期先後任國防委員會委員、紅軍糧食物資供應委員會主席、解放區經濟恢復委員會委員.
１９４６—１９５５年任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一度兼任外貿部部長.
１９５—１９５７年和１９５８—１９６４年兩度出任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
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年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
１９６５—１９７４年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成員.曾多次率團訪問中國.病逝於莫斯科，葬在新聖母公墓.
早期生活
阿納斯塔斯·米高揚生於俄屬亞美尼亞伊莉莎白波爾省的薩納因村(現屬亞美尼亞洛里省亞味提市)。父親伊萬諾維奇是名木匠，母親以編織地毯為生。他有一位兄弟阿爾喬姆·米高揚，就是米高揚設計局的其中一位創始人。國小畢業之後，米高揚被父親送到提比里西的Nersery神學中學受教育並畢業。這是當時高加索地區最好的一座中學。在學校里他最好的朋友是格奧爾格·阿里克罕揚，後者後來領導建立了亞美尼亞蘇維埃。米高揚後來表示他所接受的神學教育讓他更加接近無神論。“我清楚地感到，我不相信上帝，且我實際上接受了唯物者的不可知論。我接受越多的神學學習，我就越不相信上帝。” 在學校中，他學習了一些關於自由主義和社會學原理的課程，並閱讀了被翻譯成俄文的卡爾·馬克思的著作。
開始政治生涯
1915年米高揚以優異成績從中學畢業，到埃奇米阿津的Gevorkian Theological seminary進修。同年他加入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布爾什維克派。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推翻沙皇政府之後，米高揚在埃奇米阿津當地組織了工人蘇維埃，在梯弗里斯（即今提比里西）和重要的工業城市巴庫作宣傳工作。[3] 1917年10月他參加組織高加索布爾什維克第一次代表大會，隨後擔任布爾什維克巴庫委員會主席團委員，並擔任《社會民主黨人報》和《巴庫蘇維埃訊息報》的編輯。[3] 1918年4月以S.G.SHAUMYAN為首的布爾什維克派取得了巴庫蘇維埃的領導權。6月起亞塞拜然民主共和國和奧斯曼帝國的軍隊開始進攻巴庫，米高揚任旅政治委員在Grigory Korganov的指揮下保衛巴庫。由於蘇俄提供的援助有限，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提出向英國軍隊求援的辦法。1918年7月底布爾什維克派政權下台，英國軍隊進駐巴庫。米高揚的活動轉入地下，他開始設法營救被捕的巴庫委員。9月奧斯曼帝國的軍隊占領巴庫，米高揚趁亂將被捕的委員們救出，乘船前往克拉斯諾沃茨克（今土庫曼巴希），但上岸後即被當地政府逮捕，除米高揚以外的26人都被槍決，史稱巴庫26人，米高揚是否曾被逮捕，又如何倖存，一直是一個疑案。一戰結束後，巴庫工人準備起義，米高揚回到巴庫，成為布爾什維克地下黨的負責人，繼續組織革命活動。
職業黨工
1919年秋天，米高揚前往莫斯科匯報巴庫的情況，見到了列寧與史達林，成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1920年春天，紅軍占領巴庫後，米高揚被調回莫斯科，受中央委員會委託前往下夫哥羅德省工作。在下諾夫哥羅德，他妥善的安頓了大量的軍隊，恢復了當地的生產。1922年五月他被選為蘇共中央委員。當年夏天，在史達林的推薦下，米高揚負責北高加索地區的經濟重建工作，他調和了當地哥薩克和農民的矛盾，保全了地方的教堂，維護被剝奪財產後的富農的個人權利。這段時間裡，米高揚和史達林建立了親密關係，並共同反擊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的“左翼反對派”。
1926年三十歲的米高揚接替被撤職的加米涅夫成為蘇聯國內和對外貿易人民委員，也是蘇聯歷史上最年輕的人民委員。上任伊始，他就面對著工業品短缺和穀物收集困難的問題。史達林打算通過強制集體化的辦法來解決這一問題，米高揚則警告說這樣會導致非常饑荒和農民暴動，但儘管米高揚不同意史達林的經濟政策，他在政治上仍然站在史達林一邊，為參加布哈林和李可夫等人反對史達林的活動。米高揚在這一時期的主要成績是用沙皇藏品成功和西方換來了大量外匯，另外吸取了一些西方的食品生產方法，如生產罐頭食品等，但無力改變史達林強制集體化的經濟政策導致的惡劣後果。
對於史達林進行的大清洗活動，米高揚也參與其中，但不像卡岡諾維奇等人積極。他拒絕了緬任斯基死後的空缺，盡力保護了一些人。1935年米高揚進入蘇共政治局，仍然負責貿易方面的工作。他是第一批帶著善意訪問美國，以加強經濟合作的蘇聯領導人。米高揚在美國的三個月間，考察了美國的經濟制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提拔了一些懂工業和經濟的幹部來填補大清洗造成的人材空缺，其中就有柯西金。1939年米高揚和德國代表達成協定，用蘇聯的糧食和原材料交換德國的設備，這項協定一直執行到德軍進攻蘇聯為止。
蘇德戰爭爆發後不久，米高揚參加什維爾尼克為首的撤離委員會，組織把工人和工業設施撤退到蘇聯東部和南部。1942年-1945年米高揚成為蘇聯國防委員會委員，和沃茲涅先斯基一起負責蘇聯衛國戰爭中後勤工作，成功保證了對蘇德前線的食物和供給的運輸。他的兒子是一名蘇聯空軍飛行員，在史達林格勒戰役中被德軍擊落身亡。1943年他因有力的後勤保障工作而被授予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隨著蘇軍的收復失地，米高揚又參加了組織地方戰後經濟重建的工作。
戰後，他從1946年起任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進行戰後經濟恢復和設施重建工作。史達林死前不久，米高揚，莫洛托夫等人被史達林列為新一輪的清洗對象，但並未實施，史達林即告離世。在史達林死後的權力鬥爭中，米高揚希望可以保全貝利亞免於被審判，但最後服從大多數人而同意逮捕貝利亞。在馬林科夫政府中，他繼續擔任貿易人民委員。1955年他支持赫魯雪夫上台，從而升任部長會議主席第一副主席。
1956年米高揚參加了赫魯雪夫的蘇共二十大報告的起草，批判了史達林的個人崇拜。 1956年10月米高揚被派到匈牙利了解匈牙利1956年危機的具體情況。和蘇斯洛夫一起，他們被重兵護送來到布達佩斯。他給莫斯科的電報中說：“我們為恩諾·格羅和其他一些同志的想法感到震驚，他們誇大對立面的強大，低估自己擁有的力量。米高揚強烈地反對赫魯雪夫和政治局的使用軍隊的決定，他認為這將會影響蘇聯的國際聲譽，他希望使用軍事威嚇和經濟壓力結合的辦法。
周總理舌戰米高揚
有一次，周總理從日內瓦開會回來順道訪問莫斯科。在為他舉行的一次招待會上，他用英語向蘇聯人祝酒。這時米高揚(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抱怨道：“周，你為什麼不說俄語?你的俄語很好嘛!”
這句話顯然是很不友好的。周總理的方法是先不予理睬，他仍用英語回答說：“米高揚，該是你學習漢語的時候了。”以促米高揚說出不學漢語的原因。
米高揚果然上鉤，抱怨說：“漢語太難學了。”
此話一出，周總理馬上輕快地說：“沒關係，下回到我們使館來，我們將非常高興地教你。”
一下子將米高揚置於一種學生的地位。
米高揚在西柏坡是否曾勸毛澤東“劃江而治”
1949年1月31日至2月7日，史達林派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來到西柏坡，同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進行會談時，提出過要共產黨與國民黨“劃江而治”的建議。關於這個問題存在著兩種觀點：一是持否定態度。認為史達林未曾勸阻過解放軍過長江，理由是：近年來，俄羅斯總統檔案室公開了中蘇之間1949年1月間的往來電報。1949年1月10日，史達林在給毛澤東的電報中，對於南京政府建議蘇聯政府就南京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之間停止戰爭與締結和約一事進行調停時說：“我們打算這樣來答覆：蘇聯政府無論過去和現在都是贊成中國停止戰爭和實現和平的，但是在其同意進行調停之前，想知道另一方即中國共產黨一方是否同意接受蘇聯的調停。因此，蘇聯想使另一方即中國共產黨一方也被告知中國政府的這一和平舉措，並徵得另一方對蘇聯進行調停的同意。”“我們還考慮到，如果有人去徵詢你們的意見，你們大致應這樣答覆：中國共產黨一向贊成中國和平，但是由於挑起中國內戰的不是中國共產黨，而是南京政府。因此南京政府應對戰爭後果承擔責任。中國共產黨贊成同國民党進行談判，但是不準那些發動中國內戰的戰犯參加談判。中國共產黨贊成在沒有任何外國調停人參加的情況下同國民党進行直接談判。”
1月11日，史達林又致電毛澤東說：“很清楚，國民黨在沒有外國、特別是沒有美國進行調停的情況下，是決不會進行和平談判的。同樣清楚的是，國民黨在沒有蔣介石及其他戰犯參加的情況下，也是決不願意進行談判的。其結果將是，中國共產黨是同意和談的，因此就不能夠指責它願意把內戰繼續下去。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就將成為破壞和談的罪人。這樣一來，國民黨和美國所玩弄的和平玩招就將被戳穿，而你們就可以把必將獲得勝利的解放戰爭繼續進行下去。”
1月14日，毛澤東致電史達林說：“在基本方針上，即阻止與國民黨的廣泛談判和將革命戰爭進行到底，我們同你們完全一致。”
由此可見，當時作為蘇共領袖的史達林對於發生在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戰爭，其立場與中共是一致的。而且，20天后即來到中國的米高揚作為蘇共的代表與中共領導人談話，他的言行所代表的應該是史達林的想法和意願。
米高揚回國後，《關於1949年1－2月中國之行向蘇共中央主席團提交的報告》中列舉了他同中共談到的問題，並未提到向中共提出與國民黨“劃江而治”的建議。
另外，擔任會議翻譯的師哲同志在他的回憶錄中也未提到米高揚勸中共“劃江而治”。後來，他到西柏坡參觀時，明確地告訴紀念館的工作人員：“不知別人聽到沒有，我作為會談的翻譯，始終沒聽到這種說法（指‘劃江而治’－作者注）”。
另一種觀點持肯定態度。認為“各方面的資料都證明，蘇聯領導人當時確實曾經企圖勸阻我們向江南進軍”。主要依據是：（一）據《司徒雷登日記》的記載（略）。（二）1957年4月11日，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回顧說：“……直到1949年，我們眼看就要過長江的時候，還有人勸阻，據說千萬不能過長江，過了就會引起美國出兵，中國就可能出現南北朝。我們沒有聽他的……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人是正確的，而蘇聯領導人主張中國革命應當半途而廢是一種右傾錯誤的觀點。”（三）1984年11月3日，楊尚昆在接見美國著名作家索爾茲伯里時，曾闡明米高揚曾經傳達史達林的警告，勸阻解放軍過江……。（四）索爾茲伯里於1988年12月在紐約同米高揚的兒子談話中獲悉：“他相信他父親確實攜帶了史達林給毛澤東的警告……”
不過，根據目前披露的有關資料表明，蘇聯在幫助中國革命的過程中，既有很大貢獻，也有曖昧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