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劉少奇
關於城市工作的幾個問題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二日)
劉少奇
毛主席的報告很好，許多同志的發言也很好。我同意大家的意見。
土地改革中，各地犯了些錯誤，中央對此是有責任的，其中大多數與我個人有關。土地會議上主要是反右，也批評了、反對了“左”，但做得不夠，積極想辦法防止“左”做得不夠。看到了些無政府、無紀律狀態，也提出了批評，但直到毛主席系統地提出批評並規定了糾正辦法，才得到糾正。
今後全黨的工作重心是城市工作。現在講講城市工作中的幾個問題：(一)要有城鄉一體的觀點。過去我們只有鄉村，現在加上城市，就是說，加上了大工業、國營企業(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資本主義、城鄉關係等等新問題。我們要以城市工作為重心來領導全黨工作，就要想到、照顧到這種種問題，“單打一”的做法必須改變，否則就要犯錯誤。
(二)城市的接管問題。接收城市的問題，現已大體解決，雖然仍有些毛病，但已能接收得使人民滿意。不過還有兩個問題需要解決：一個是私人企業的復工問題。北平許多私人企業至今未開工。私人企業不開工，有的是確有困難，但是有些資本家想搗蛋、怠工，企圖削弱黨在工人中的影響，增加他們在工人中的資本，這也是事實。因此，我提議，在大城市中，如南京、上海，對於私人企業，凡屬對國計民生有重要關係者、搗蛋怠工者，原則上派人去監督，派軍事代表去。現在一般地公布監督私人企業的法令是不適宜的。但對派去監督私人企業者，應給他和該企業以詳細的指令。在派出之先，還應有充分的準備工作，了解情況(也可找資本家談)，搞清楚問題，有了把握再派去。對軍事代表的職權，在指令中應有具體規定，如廠方應對代表做詳細的報告，不準隱瞞；要組織工會，教育工人；要防止資本家的怠工破壞。對於工人罷工，黨在原則上是無權禁止的。但對某些資本家及反動分子的破壞，必須鎮壓，才能保障生產。自然，在必要與可能範圍內，協助私人資本家解決其復工與生產上的困難，如原料、銷路等問題，也是需要的。
另一個問題，就是企業接收後應迅速安排，交給適當機關去經營，以便進行正常的生產。當然有些企業是交不出去的，如上海的紗廠，交給地方是不能正常生產的，但中央政府又尚未成立，也無人接管，所以上海市仍應設法管起來。
中央政府成立後，即應對接管滬、漢等大城市的大企業進行準備。接收後的城市管理問題，現尚未基本解決。二中全會後，大家應努力學習解決。接收得好，還要管理得好，還要改造。
有些舊的東西要去掉，但也不能去掉太多，新的東西要生長起來。把城市建設起來，生產發展起來，就是管好了，就使工人與農民接近起來了。
(三)依靠工人，發展生產。在管理城市問題上，毛主席提出依靠誰、做什麼的問題，毛主席的答覆是依靠工人，發展生產。
工人是必須依靠的。但工人是否可靠呢?馬克思主義認為，工人階級是最可靠的。這是一般說的。具體地說，則還有問題，因此，我們必須努力工作，使工人階級完全可靠。
如我們疏忽，不做工作就去依靠，那是靠不住的。
我們黨過去同工人很有聯繫，但後來被迫轉入鄉村。國民黨在工人中活動了這么多年，散布了影響，工人內部也複雜起來了；而我們與工人的聯繫減弱了，我們的幹部(包括中央委員在內)對工人工作生疏了，對工人的面貌也不熟悉了。所以必須努力學習，時刻注意毛主席關於依靠工人的指示，加強工人工作，使工人成為完全可靠的。其主要辦法有三：儘可能保障工人的生活水平勿使之過低；深入廣泛地教育工人；組織工人。
(l)關於保障工人生活。人民政府應給工人以可能與必要的優待。例如當物資缺乏時，除保障軍隊生活外，第一就是保障工人生活，要使他們的生活水平比我們後方機關職員較高。自然，工人過高的要求，片面追求福利，那是錯誤的，我們已經批駁過了。但因此而疏忽對工人生活的保障，對工人生活漠不關心，那更是錯誤。在極端困難時，工人生活雖苦，而我們的生活更苦，那我們就有理由說服工人，取得他們的諒解，獲得他們的支持。陳雲同志在瀋陽對工人講，不僅工人燒碎煤，我們也燒碎煤，好煤拿去開火車運軍隊打仗了。好煤是用來開火車對呢，還是用來燒火對呢?工人知道了這些情形，就沒有怨言了。陳雲同志這樣講是很對的。
自然，共產黨要為工人階級生活的改善而鬥爭，這個原則並沒有改變。如果我們不給工人階級以希望，那末工人就會說，國民黨時代如此，現在也如此，你們與國民黨一樣。
我們必須宣傳，將來工人生活是要改善的，現在生活苦是為了戰爭，為了建設，為了將來。
目前，有許多農民說，工人生活好，不出差，不出公糧，這不公平。這些話，有其部分理由，但不能完全同意。另一方面，工人也說，農民得到了土地，工人得到了什麼?工資未增加，工時未減少，種種情況與過去差不多。這也有部分的理由，但應向未來看。當然不能象對農民一樣，允許工人“工者有其廠”，但應注意宣傳解釋，到將來一有可能，即要改善工人的生活。
工資問題，現在仍未解決，到北平後就要召集全國的專門會議，或先從某一個企業部門研究解決之。這方面有許多工作要做，希望大家注意。
(2)關於教育工人問題。我們一進城，即應著手進行教育，要以幾個月或半年的時間開展廣泛的職工教育，開始著重於工人。對於舊的行會組織，應加以改組。對於舊職員，則應區別企業職員與政府職員之不同。企業中的舊職員，基本上不動。舊政府機構是要打爛的，可以留用的舊職員，一般也要調離原機關(除特殊技術需要者外)。原封不動地保存舊政府機構是不對的。
總起來說，不管是職員、工人，均應加以教育，著重的是政治教育。方式是多辦短期訓練班，一兩個月畢業，三四個月畢業；再就是上大課、夜校等。開始一個時期，上大課是主要的。李立三同志說，瀋陽解放以來，住過訓練班的職工有三千人，上過大課的有三萬人。至於留用的舊職員，當然應受訓練。
我們現在許多訓練班的教育內容，多著重於政策。政策是要講的，但對於唯物史觀的教育忽視了，對於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宣傳不夠，這是一個重要缺點。俘虜兵經過訴苦運動，一個星期就變了，掉轉槍頭，英勇殺敵。土地改革中農民的訴苦運動，也是這樣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教育。凡啃住階級觀點、階級立嘗階級鬥爭學說、唯物史觀的，大都站穩了腳；反之，立場就不堅定，儘管講政策，但一遇到嚴重困難就站不穩了，就不能堅定不移。這是屢試不爽的。在對工人進行教育時，應特別注意這一點。必須加強工人的階級教育，提高工人的階級覺悟。平津解放後，進行教育的條件是很好的，工人有充分的熱情，找我們上大課，雖然下工後很疲勞，上大課還是來。如果進城半年還不搞教育，工人熱情就會冷下來。所以要趁熱打鐵，大辦工人訓練班、短期訓練班，選擇優秀分子，辦工人政治大學，象東北那樣，課程要著重講馬列主義的基本觀點(唯物史觀，勞動創造世界，剩餘價值，階級鬥爭)及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然後才是講各種政策，才是具體問題和具體組織工作。課程大約就是這四門。
經過這樣的教育，才能使工人，至少是工人中的一部分先進分子提高覺悟。接著就要搞職工會，在工人中發展黨的組織，原則上黨在工人中應大量發展。這樣，我們才能掌握工業，掌握城市。工人政治覺悟提高，組織上有了工會，還有大量黨員，那未工人民眾就成為最可靠的力量，並且同我們互相了解。互相了解是很重要的。長時期內，我們和工人民眾是被隔離著的，彼此生疏了。我們許多負責幹部不了解工人，工人也不了解我們，他們急於要了解我們。所以，負責同志進城後就應該和工人見面，向工人講話，和工人接近，真正互相了解。
(3)關於工會組織問題。全國總工會應該發一個關於組織工會的決定。全國產業工人有幾百萬，連手工業工人在內則有千萬。應規定只有出賣勞動力為生者力才可以加入工會，而不要把小手工業者也搞進來。可以組織幾個大企業的全國性的工會，如鐵路總工會等。原則上要把所有的工人都組織到工會中來。
工人代表會的方式很好，凡有三百個職工以上的工廠、機關，均可成立代表會。機關、工廠的代表會合起來，就是市的工人代表會議。
城市的工人代表會議，可在工會成立以前就成立，開始是討論工人本身的生活問題，逐漸到工廠的生產問題，再到市政等問題。市工人代表會議可作為成立市人民代表會議的第一個步驟。市政府的工作計畫和意見，均可向市工人代表會議報告、解釋宣傳，讓代表們討論。工人代表會議搞熟練了，然後搞學生的、街道市民的代表會，搞幾個月，搞年把，再發展到成立市人民代表會議。
人民代表會議是人民政權的主要組織制度、組織形式，有整個的代表會的系統，由代表會選出各級政府委員會。這就是民主的形式，是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相結合的、行政命令與民眾運動相結合的一種主要的經常普遍運用的形式。廠長的行政命令在工人代表會議上通過，取得同意，而後下達，則容易貫徹得多。各地應抓住代表會這一形式，大量地搞。
大革命時期我們沒有搞，內戰時期與抗戰時期也搞得不多，現在不能再拖了。如再拖遲，就不利於反官僚主義，不利於有力地克服行政命令中的一切毛玻現在各地應成立人民代表會議。
總之，生活有保障，工人情緒提高了；加強教育，工人的覺悟提高了；組織工人，工人團結起來了，就有了力量。
這樣，我們就能獲得工人階級的支持，工人努力提高生產，撐我們的腰。於是，共產黨依靠工人，工人也靠了共產黨，相互依靠，我們與工人民眾就結合起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