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關廟山遺址遺址現存面積約4萬平方米。發現有房址10座，另有瓮棺等遺蹟。房址多為長方形或方形地面建築，房址內有坡頂、竹骨泥牆、隔牆等遺蹟。小型房基面積35平方米，中型房基面積52平方米。磨製石器品種多，製作精細，多為斧、錛類工具。陶器有口徑達76厘米的陶盆、蛋殼胎彩陶，還發現有陶鼓、陶搖鈴等陶質樂器。大型陶盆、蛋殼胎彩陶的出現及內黑外紅的燒造工藝，均表明關廟山陶器製造工藝的領先地位。
遺址中豐富的大溪文化遺存，基本上包括了該文化的各主要階段，對研究大溪文化的內涵、特徵、分期等都具有重要意義。許多歷史學家在撰寫原始社會發展史時，對長江流域原始文化，多以關廟山遺址為典型代表介紹，被學術界定名為“關廟山類型”。
考古
關廟山遺址枝江關廟山遺址位於縣城東北11．5公里，南距長江僅8公里，遺址比四周農田高出近4米，其上原有一座關公廟，故人稱“關廟山”。該遺址於1974年興修灌溉渠道時被發現，1975年，宜昌地區文化局組織地縣兩級文物工作者對其進行了試掘，1978年秋季到1980年冬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工作隊曾先後兩次進行考古發掘，遺址總面積為4萬平方米，文化積層1—3米不等。現已出土大量陶器和石器，並發現紅燒土房址5處。
文化
關廟山遺址文化積層上下疊壓，分層清楚，以大溪文化為主，關廟山大溪文化遺存年代經碳14測量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李文杰先生等認為關廟山遺址可分為四個時期即：第一期是大溪文化初步形成時期，距今可能早於6000年；第二期是蓬勃發展時期，距今5940—5830年前後；第三期是繁榮鼎盛時期，距今5645—5505年；第四期是孕育新的文化因素時期，距今5330—5235年前後。
類型
關廟山遺址關廟山類型分布在長江及其支流沮漳河兩岸，包括關屈山、大溪、紅花套、毛家山、桂花樹、蔡家台、清水灘等遺址，湯家崗類型主要分布在洞庭湖沿岸，包括湯家崗、丁家崗、三元宮、車軲山、王家崗等遺址．李文杰先生關於大溪文化的分類，足以說明關廟山遺址在大溪文化中的地位．目前關廟山遺址發掘有2000多平方米，出土石器、陶器共5000餘件。關廟山石器大多數是梯形或長方形斧、錛等工具，一般為弧頂，兩側面齊平，穿孔石器很少，石鋤，石刀罕見，石器以中型為主，普遍經過磨製，有些通體磨光，但有些尚留琢痕或未經加磨。關廟山陶器，從陶質上分有泥質陶、夾炭陶，夾蚌陶和夾砂陶四類，其中以泥質陶最多，夾砂陶最少，泥質陶以飲食器較多見：夾炭陶多為盛儲．器和炊器，夾蚌陶絕大多數作為炊器，夾砂陶所含砂粒有粗細之分，粗砂陶均為大型厚胎器物，細砂陶除作盛儲器外也作炊器。從陶色上可分為紅、黑、灰、褐、橙黃和白6種，其中以紅陶為主，黑陶次之，白陶最少。關廟山紅燒土中發現有稻殼印記，同時關廟山出土的夾炭陶，李文杰等專家們認為，陶器的羼和料大多數是用炭化稻殼，少數用未經炭化的碎稻殼，表明關廟山是一種以稻作為主的農業文化遺存。
研究
關廟山石器
關廟山遺址關廟山陶器
關廟山出土的陶器基本上都與飲食有關，充分展示了當時糧食生產和先民生活的水平。關廟山陶器，以紅陶為主，普遍塗紅陶衣，有些食器則是“外紅內黑”；大多數胎心含有稻殼炭末，少數羼砂粒。圈足器和圓底器發達，三足器和平底器較少，尖底器極少，陶器紋飾有戳印紋、弦紋、鏤孔、彩陶等；蛋殼彩陶數量雖少，但顯示了關廟山制陶工藝的突出成就。關廟山陶器的滲碳工藝經歷了近800年的發展過程，第四期已達到相當的水平，出現大批小型薄胎、造型美觀、漆黑髮亮的細泥黑陶，這在同時期的其他文化中是不多見的。關廟山大溪文化時期主要飲食陶器有：盛飯用的圈足碗、裝食品的三足盤、雙圈足盤、雙摺壁圓底碟、豆和簋等；飪食炊具主要有罐形鼎、缽形鼎、凹沿圓底釜、盆形甑、罐形甑、簡形腹甑等；裝水飲水用的敞口曲腹杯、單耳杯、雙唇小口瓶、簡形瓶、細頸壺，另外關廟山還出土了儲糧用的帶蓋折沿平底盆、內卷沿圓大盆、大口缸和凹沿圓底罐、直領扁圓腹罐、折腹圈足罐、高領矮圈足小罐、小口高領瓦紋罐、折沿圈足罐。
關廟山房址
關廟山發掘時，在第三期發現了兩座較完整的房址，現已作保護回填。據有關發掘資料介紹，關廟山房址為方形紅燒土房，牆體系用灰色泥土摻大量紅燒土渣築成，含極少量碎陶片，外牆用摻有少量稻殼和稻草的生粘土抹平，四壁及隔牆的築法都相同，屋頂也採用紅燒土，系用摻有少量稻殼、稻草的生粘土抹成。這種方法直到六十年代仍在農村很多地方流行，毋庸置疑，這種方法是關廟山先民在長期生產實踐中總結髮明的，同時，給我們這樣的啟示；使用這種方法的人已經有了相當長的稻作歷史，科學測定關廟山的早期文化距今已有5940土260年的歷史，那么，這裡栽培水稻的歷史要早於這個數字所表示的年代，因為栽培過程和對於利用稻殼作羼和料的認識過程也應該放在考慮之內。三、研究關廟山稻作文化的意義關廟山遺址既是大溪文化的典範，也是長江中游非常重要的史前稻作遺址，對其進行深入研究，對於豐富我國稻作文化的內容，進一步探討我國稻作起源問題，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關廟山遺址中大溪、屈家嶺、青龍泉文化的相關、連續性，表明該遺址可能有更早的稻作文化史。學術界已有學者提出，湖北鄂西的“早期”遺存均可歸屬於湖南彭頭山文化(距今8ooo一9000)和皂市下層文化(距今7000一8000)範疇。宜都城背溪(距今?ooo多年)、枝城北等為“彭山頭文化”，宜都金子山、孫家河等為“皂市下層文化”，因此，城背溪文化存在明顯的早晚兩個階段。枝江關廟山與宜都城背溪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繫，不能排除一江之隔的直接影響作用，有觀點認為，關廟山前大溪文化即為城背溪晚期文化。筆者通過研究分析認為，關廟山與城背溪文化，皂市下層文化和彭頭山文化均位於長江中游上緣，緯度、氣候、地理條件基本相同：且出土的稻穀遺存如出一轍，即在陶片和紅燒土中都發現有稻穀殼碎屑和碳化稻穀現象；同時，陶器的製作、器形、紋飾也基本相似，另外，石器工具也仿佛有著繼承發展痕跡；還有，這一地區離“長陽人”的遺蹟最近，推想“長陽人”的後裔率先從採集、狩獵經濟向原始農業經濟邁進，不能說是“天方夜譚”的事。因此，把關廟山、城背溪、皂市下層和彭頭山文化劃分為同一稻作文化範疇更為恰當一些，應該說是沒有牽強附會之嫌的。把某一區域統稱為某某文化，儘管有一定的科學依據，但必定是後人約定俗成的，帶有鮮明的主觀性，如果彭頭山文化發掘早於巫山大溪，枝江關廟山歸屬彭頭山文化恐怕更容易被人接受。關廟山稻作文化向下延續的事實，已通過枝江出土文物及史料所充分證明，在這裡沒有必要進行闡述，關廟山稻作文化向上延伸的潛力相當大。我相信，隨著稻作文化研究的繼續深人，關廟山稻作’文化的淵源是可以被揭示的，屆時可能會推動中國稻作起源的研究向縱深發展。
(二)關廟山稻作文化的生產工具、陶製炊器完整的定居房址，在當時已達到了原始農耕生產的先進水平，所以有足夠的理由說明，關廟山稻作文化應早子目前科學鑑定的年代。如前所示，關廟山遺址，如果能大刀闊斧地進行全面發掘，可能是中國稻作文化中的奇葩。該遺址陶器中普遍的稻殼碎屑和炭化稻必然是舂米加工的產物，石杵陶臼的出現，說明先民們已告別了最早的加工工具石磨盤，它告訴我們，關廟山稻作文化已發展到了相當的水平：引人注目的是，飪食炊器鼎、甑、釜的發現，證明先民飲食頗為講究，因而農耕已有代替採集、狩獵的可能；大量的盛水飲水陶器的出土，給我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關廟山時期的先民是否已掌握了釀酒的工藝，人們是否有了飲酒的習慣，特別是大型儲糧陶容器的出現，表明關廟山史前稻作生產已有了較多的餘糧，或許人們已有了備荒的意識。“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關廟山稻作文化生產的歷史完全有條件向上追溯。可以斷言，關廟山稻作文化豐富的內涵與目前其他稻作遺存相比，並不遜色，比如該遺址文化層次分明，延續時間近800年，堪稱中國史前文化堆積之最。
(三)對關廟山遺址的考察研究，如果把陶器與農耕有機地結合起來，必將擴展稻作文化研究的視野。關廟山遺址從發掘到現在，歷經16年的艱苦努力，在研究方面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比如，目前對關廟山陶器的研究，可以說在全國處於領先的地位。筆者認為“民以食為天”，世界上任何一處有影響的史前遺址無不與人的吃喝生存有關，因此研究史前文化離開對糧食的研究是沒有實際意義的。考古證明，陶器的發明，是與農業的發生、發展分不開的。農業不僅為人類提供了比較穩定的大量的食物，而且還導致了定居生活的出現。但是，糧食都是顆粒狀的澱粉物質，與肉、魚相比，很難在火上直接燒烤，原來的石烹法也不利於煮食。因此，必須以一定的炊具來達到煮食的目的，這種對一種新的、耐燒的炊具的強烈需求，是發明陶器的主要原因。《世本》稱：“昆吾作陶”，“神農耕而作陶”，正是上述歷史背景的寫照，說明農業在先，制陶在後，兩者有著密切的關係。陶器主要是為炊煮食物的需要而出現的，這一點從早期的遺址發掘中巳得到印證，關廟山也毫不例外。筆者認為，對一種有影響的史前文化，單純研究一個方面不是不可以，但不應該本末倒置。如果通過對稻作生產的研究來推動工具、陶器的研究，必將給關廟山遺址考古研究帶來新的進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