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鍾兆琳1901年生於浙江。1918年入南洋公學就讀，1924年赴美入康奈爾大學電氣工程研究生院，1926年獲碩士學位，隨即任西屋電氣公司工程師。從20年代開始，鍾兆琳從事電工教育先後逾60年，培養了數以萬計的科技人才。其中許多人成為知名學者、實業家，如錢學森、王安、褚應璜、丁舜年 、張鍾俊、周建南等。鍾兆琳在1990年3月病重時，遺言捐贈2萬元建立教育基金。西安交通大學設立鍾兆琳獎學金以資紀念。
1901年8月23日出生於浙江省德清縣新市鎮。
1923—1924年上海滬江大學數學教員。
1926—1927年美國WestingHouse電機製造廠工作。
1927—1942年交通大學電機系副教授、教授。
1933—1937年兼任華生電機廠工程顧問。
1943—1944年上海新聞報館理工學生輔導工作。
1944—1945年上海中華工程建設公司工程部經理。
1945年交通大學任教授，並擔任臨時大學教務長。
1946年交通大學電機系主任。
1956—1957年隨交大西遷至西安，任西安交通大學電機系主任，教授。
1957—1990年西安交通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教學委員會副主任。
1990年4月4日逝世於上海。
赤子愛國心
鍾兆琳，1901年8月23日生於浙江省德清縣新市鎮。鍾兆琳的父親鍾養聖（1878～1940）曾追隨孫中山先生參加過辛亥革命，也和邵力子先生一起到過祖國大西北，是一個見多識廣，且有現代資產階級民主意識的讀書人。鍾兆琳的母親俞氏，是家庭婦女（1876～1920），在鍾兆琳不滿20歲時便去世了。新市鎮早在明末便有工業手工業作坊，清末之際從事工商業的人更不鮮見。在這種環境中誕生的鐘兆琳，對他以後的成長和事業，應該說不無關係。
浙江大學1908年，鍾兆琳開始在新市鎮仙潭國小讀書。這個時期，正是辛亥革命醞釀，爆發的時期，由於家庭和社會的影響，鍾兆琳在國小時，即對科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國小時期的鐘兆琳，國語、算術都是學校的頭等。1914年，鍾兆琳13歲便入上海南洋公學附屬中學讀書。那時南洋公學附屬中學和南洋公學一樣，以學習洋人為美事，搬取了洋人的教育方法，所以鍾兆琳在4年的中學階段，受到了近乎現代的教育，這為他以後的事業奠定了基礎。
1918年，鍾兆琳由附屬中學升入南洋公學電機科，中間因病休學一年。1923年，鍾兆琳大學畢業，取得學士學位。
大學畢業後，鍾兆琳到上海滬江大學當了一年教師，教數學和物理，鏇即於1924年到美國康奈爾大學電機工程系留學。
康奈爾大學電機系當時由著名教授卡拉比托夫主持。卡拉比托夫在眾多的學生中間，發現了這個來自太平洋彼岸的黃皮膚青年的與眾不同；鍾兆琳有非凡的數學才能，數學考試幾乎總是第一名。有一位比鍾兆琳年級還高的美國學生，考試常不及格，竟請鍾去當他的小老師，鍾兆琳的學位論文，也深為卡拉比托夫欣賞。所以，卡拉比托夫經常以鐘的成績和才能勉勵其他學生。1926年春，鍾兆琳獲得康奈爾大學的碩士學位，經卡拉比托夫介紹推薦，鍾兆琳到了美國西屋電氣製造公司當了工程師。
天才教育家
鍾兆琳雕像1927年，交通大學電機科長張廷璽（號貢九）向鍾兆琳發出邀請，熱切希望他回國到交通大學電機科任教，此時鐘兆琳在美國正是春風得意，事業上鵬翅正舉，生活上待遇優厚之時，但激盪的報國愛國之心，使他毅然扔下美國的一切，立即回國。到了交通大學，擔任了電機科教授，先教授機械工程系的電機工程，同時主持電機系的電機實驗室及其課程。在30屆電機系學生眾口一聲的推崇之中，鍾兆琳教授接任了“交流電機課程”，一直擔任主講。很快，鍾兆琳便成為交通大學的著名教授。鍾以其認真負責的精神，引人入勝的啟發式教學方法贏得了學生的一致好評，正如他的學生們所說：“鍾先生屬於天才型教授，講起書來如天馬行空，行雲流水，使人目不暇接”。“他先把一個基本概念（特別是較難理解的概念）不厭其煩地詳細而反覆地講清楚，當同學們確實理解後，他才提綱挈領地對書本上其他內容作簡要的指導，隨即布置大家去自學。令人信服的是，每當先弄清基本概念後再去消化書本上的知識，會發覺既清楚又易懂，而且領會深，記得牢”。當時，教材都是英文版的，鍾兆琳用英語講解，鍾很注重英語語法，並通過嚴謹的語法結構，使他講授的“電機工程”，“交流電機”等課程中的基本原理和概念得以準確地表達出來。經過融會貫通，同學們便可以觸類旁通。
開拓者和奠基人
鍾兆琳教授通過教學，把一屆又一屆的學生培養成祖國電機科學和電機工業的骨幹
鍾兆琳。在20年代以前，中國基本上沒有搞電機的人才，微弱的工業所用的電機，連技術人員都來自西方。以後，隨著一批又一批中國學子從校門走出，被輸送到民族電機工業的前沿陣地上，中國才開始使自己的電機工業起步和發展。鍾兆琳教授不但以其出眾的才能培養出大批優秀人才，而且身體力行，把自己的教學和祖國的工業發展結合起來，為民族電機工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1932年初，他說服華生風扇廠總工程師楊濟川先生，製作他設計的分列芯式電流互感器頻率表、同步指示器、動鐵式頻率表等，均取得成功。隨之，受總經理葉友才先生的聘請。鍾兆琳作了華生電扇廠兼職工程師。1933年，他又說服華生廠買下南翔電燈廠，並介紹自己的助教褚應璜也進廠，和他一起設計製造交流發電機，由新中動力機器廠製造柴油機配套進行發電，成為一個系統。中國的電機工業從此真正發展起來了。
鍾兆琳1934年初，鍾兆琳教授又說服由漢口到上海來的實業家周錦水先生，和華生廠合作，辦起了電動機廠，起名“華成”，他又介紹並帶領自己的九個學生和助教，開始製造電動機，他自己擔任技術指導，掌握、指點技術關鍵，配套成龍，使發電機、電動機等製造業都發達起來。他還親自培訓廠里的工人掌握技術，使這些工廠，一方面成為民族電機工業的濫觴；另一方面，又成為交大電機系學生參觀、實驗、實習的場所，他常帶學生到這些廠去學習、實踐，而畢業生一畢業，他又介紹很多人參加到或國營或民營的民族企業中去。他為了能經常下廠，便於在學校和工廠之間奔波以及去杭州兼課，鍾兆琳先生自己買了一部小汽車，不但自己能開，還教會了他的夫人蔣志學開車，他去杭州，就由鍾夫人開車去車站接送。
1937年日軍侵華，戰火所及，一片瓦礫。交大為日軍所占，只好遷至紹興路（屬法租界）。鍾兆琳先生到新校址繼續教書。在這種艱難的困境中，交大電機系仍辦得扎紮實實，出了不少人才（如現在美國的王安）。
有骨氣的民主教授
1942年，日本傀儡汪精衛的偽政府“接收”交大，鍾兆琳先生激於民族氣節，拍案而起，拂袖而去。宣布退出汪偽的“交大”。為解決生活困難、他到張久香先生家擔任家庭教師，另外還在新聞報館擔任中學生理科的輔導工作，又在上海統益紗廠擔任技術顧問，輾轉掙扎在困難的生活之中，堅持不替汗偽政權做事，不畏賣國賊的恐嚇和利誘。
1945年抗戰勝利，鍾兆琳先生激動地書寫了杜甫的兩句詩：“卻看妻子愁何在，漫捲詩書喜欲狂”。高興地重回到華山路交大校園。這時，因為國民黨政府稱抗戰時留在上海未去重慶的學生為“偽學生”。予以歧視，鍾兆琳教授復歸交大後，堅持重慶來的學生和上海學生一起上課。做工作讓彼此消除歧見。維持了學生之間的團結。1946年春，校長聘鍾兆琳為電機系系主任。（1945年秋，鍾兆琳曾擔任臨時大學教務主任。1946年，鍾辭去此職）在1945～1946年間，鍾兆琳教授還擔任“蘇浙皖敵偽產業接收處”接收的工作。1948年，鍾兆琳教授還擔任了該年“聯考典試委員”職務。
在解放戰爭期間，交大曾是著名的民主堡壘，鍾兆琳教授常發表言論抨擊國民黨政府的黑暗和不民主。為著名的民主教授。就在1947年底到1948年，鍾兆琳經其舅父俞寰澄及楊衛玉介紹，在上海加入了中國民主建國會（俞寰澄先生解放後擔任民建中央委員，系全國人大代表，“文化大革命”期間去世，葬於八寶山革命公墓）。美國有大學曾向鍾兆琳教授寄來聘書，國民黨政府也曾想裹脅他到台灣，但鍾兆琳教授皆不為所動，一面積極參加護校迎接解放，一面繼續做系主任，多方保護，營救進步學生。
在30年代前後，鍾兆琳教授還受聘在浙江大學任兼職教授，主講“交流電機”課，每星期由上海去杭州一次。那時，我國有電機專業的學校不多，像鍾兆琳這樣的教授，自然很不好找，鍾兆琳擔任的“交流電機”及“電機實驗指導”，兩門課的教材、講義、實驗指導書、補充教材等均由他自己用英文編著。因為這些教案他都能背下來，所以他上課可不用講稿。交大和浙大兩校聽過鍾兆琳教授課的老校友均回憶道，鍾先生教課不僅嚴格，而且系統、紮實，重視實驗，他堅持“好實踐、惡空談”的精神，形成了自己獨有的教學思想。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迎來了教育的春天。鍾兆琳萬分高興，他當時雖然還不是十分了解共產黨的一切，但從解放軍嚴明的紀律、清廉的作風和對教育的重視上，直感地意識到這是一個偉大的黨。因而在交大黨組織請他繼續擔任電機系系主任時，他愉快地表示：一定做得更好，為新中國培養更多的科學技術人才。他每天堅持到系辦公室辦公，了解全系的情況。因為解放後，學校迅速擴大招生人數，為了了解全系每一位學生的具體情況，他逐一檢閱學生檔案，他能在隨便哪個班級上課時，隨時準確地不用花名冊而叫出學生的姓名，並說出該生的家庭情況甚至父名。為了改進教學，他向組織建議：“我認為①直觀教材極能增加學生之了解能力，擬收集直觀教材方面的資料；②工業生產與學校必需密切合作，俾得順利的開展科學研究工作。對此事我擬作多方面的考察；③電機的試驗方法我亦擬多加時間研究，因為我感覺國內生產工廠試驗設備太缺乏，太不注意，必需積極地加以改進。”這實際上是相當早地涉及到教育和生產勞動相結合，工業發展要以科學和教育的發展為前導這一辯證的雙向對流問題。
50年代，鍾兆琳雖已年過半百，仍積極參加科研工作。解決生產中遇到的問題。比如1955年，他親赴大連電機廠指導實驗中遇到的科研問題，使問題得到迅速而圓滿的解決。以後還多次在西安、上海等地講過上述有關課題，推廣套用新技術。
1954年，鍾兆琳教授當選為上海市第一屆人民代表，以後又連任第二屆人民代表。1958年任陝西省人民代表。
建言獻策，心繫大西北
1954年，國務院決定交通大學內遷西安。當時，鍾兆琳作為校務委員會委員、電機系系主任非常積極地贊成。1956年搬遷時，本來周恩來總理提出，鍾兆琳先生年齡較大，身體不好，夫人又病臥在床，他可以留在上海，不去西安新校，何況，當時情況有了變化。交大已經決定分設西安和上海兩個部分，不全搬遷了，但鍾兆琳表示：“上海經過許多年發展，西安無法和上海相比，正因為這樣，我們要到西安辦校紮根，獻身於開發共和國的西部”，“共和國的西部像當年的美國西部一樣需要開發，如果從交大本身講，從個人生活條件講，或者留在上海有某種好處。但從國家考慮，應當遷到西安，當初校務委員會開會表決，我是舉手贊成了的，大學教師是高層的知識分子，決不能失信於人，失信於西北人民”。因而，他踴躍報名，第一批到了西安。他的表率作用，鼓舞了、激勵了電機系及交大的許多教師、學生，為交大的成功西遷，作出了貢獻。一些了解他的教師說：“遷校時，許多上海教師對上海有感情，不願離開上海，但看到解放前夕曾拒絕了美國和台灣而堅持留在上海的鐘先生積極倡導回響黨的號召到西安，並第一批別妻離子離開上海，我們也沒得說了。”
學校剛遷到西安之際，條件十分簡陋，下雨天泥濘不堪，生活條件極為不方便，比上海差得太多了，鍾兆琳因夫人病留上海，當時兩個兒子一個在瀋陽，一個下放到河北農村，兩個女兒隨母親留在上海。他自己近屆花甲又患多種慢性病，生活更是艱辛。但就在這種條件下，他第一個到教室給學生上課。那時的實驗室還沒有建好，西安也難找到一個像樣的電機廠。但作為系主任的鐘兆琳教授事必躬親，一條條解決困難，像老驥樣伏身工作，終於使西安交大的電機系迅速走上了發展的軌道，又逐漸成為國內基礎雄厚，條件較好，規模較大，設備日臻完善的電機系。
1960年，鍾兆琳教授在西安加入九三學社。1962年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出席全國政協會議。一次在北京開會，小組會上發言，他坦誠地提到要勤儉建國，在議及有些國營企業浪費嚴重，管理不善時，他很有感觸地講，解放前我和民族資本家聯繫較多，我認為民族資本家精打細算辦事業的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幸好，他的這段話沒有人深究。不過，正因為沒有人深究，二三十年前鍾兆琳先生的這條有識之見沒能引起應有的重視。今天，應深思鍾兆琳先生的這條有識之見，從近代中國的民族企業家，解放前專家學者辦企業、搞科研的經驗中，找到可借鑑的東西。
1963年10月，鍾兆琳在出席中國電機學會理事會時，毛主席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於10月10日親切地接見了與會代表並和大家合影留念。鍾兆琳由北京開會回來後，更增添了信心和幹勁。他領同學們在大西北實習、考察，除寧夏外，大西北的陝西、甘肅、青海、新疆他都一一考察過，西北不少電機廠，都駐留過他的足跡。他動員一批又一批的西安交大畢業生留在大西北工作，直到晚年，他還很具體地構想；在黃河上游築壩，中下游建橋，改變黃河流域地貌；在西北增修西安經延安到包頭至蒙，蘇的國際鐵路；修西安過秦嶺到安康，重慶的鐵路；修西安經商洛到南陽的鐵路接京廣線；修西安到銀川線。現在發現，鍾兆琳教授的這些構想國家也正在考慮。他認為，鐵路建起來，就會有物質文明，進而也會有精神文明。他曾多次將實地考察後的建議細節向在鐵道部工作的交大校友們講述。
中國電工技術學會“文化大革命”鍾兆琳受到嚴重迫害。因為鍾兆琳講：“說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我想不通。一句話就是一句話，怎么能頂一萬句？”為此造反派給他加上“反對毛主席”的罪名，多次對他進行批鬥。他被打斷兩根肋骨。但在這種情況下，他還替劉少奇、彭德懷及交大黨委書記彭康講話。認為“劉少奇、彭德懷沒有重大錯誤。彭康也不能說有重大錯誤。”他的錚錚鐵骨，連當時的造反派也沒有辦法。雖然被打成“反動權威”受盡迫害，他心裡卻仍然想著給學生傳授知識。那時，學校招收了“七二一”式的大學生，他沒有“資格”上講台。但他並不計較這些，而是主動跑到學生中間，給大家輔導功課。他講得有條有理，想辦法讓每一位“七二一”學員都能聽得懂，並給同學們介紹一些好的學習方法。每當他拄著拐杖，走進學生宿舍時，大家都非常激動。那時學生經常下工廠，鍾兆琳教授也跟著去。1971年冬，有一部分同學到離學校20里的壩橋熱電廠實習，鍾兆琳也和同學一起住在廠里，每周六回家拿點東西，周日就趕回班級。一個星期天，下了大雪，同學們想鍾教師來不了啦，但大家正說著，卻見他身穿破大衣，滿身泥雪，跌跌撞撞地撲進了門。看著他上氣不接下氣的樣子，同學們不敢想這一段路他是怎么走過來的，都紛紛上的攙住了這位當年已年過70的老“輔導教師”。
淡泊明志，心懷桑梓
1978年以後，鍾兆琳教授得到徹底平反。這時，他已近乎耄耋之年，但他仍很關心學校工作和祖國的現代化建設。1973年他因胃出血在上海動了手術，胃大部分切除，並發現了癌症，留在上海治療。在他平反後，因工作需要，他又毅然返回了西安。他很重視提高同學們的英語水平，主張選一兩門課用英語教學，認為這是教育“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的必要措施。80年代，他覺得畢業留校的青年教師英語程度不夠，為了提高他們在專業方面的聽、講能力，他親自開了一個班，在家中輔導青年教師，這時他已是82歲高齡。可以說，他把一生獻給了祖國的教育事業。在他因病臥床，在上海華東醫院住院之際，他仍然以各種方式關心著國家的發展建設和學校的工作。鍾兆琳教授為人正直，有著科學家實事求是的性格。有一次，一位老師告訴筆者：“鍾兆琳在很小的時候，他父親就教育他要開發大西北，所以他從小就立下了開發大西北的宏願。”筆者將這段話寫入給他整理的材料中，他看後告訴筆者：“不是這么回事，我父親有肺病，在江浙一帶潮濕的地方，他的病總不好，後來有一次，他和邵力子先生去西北，在西北乾燥的氣候里，我父親的肺病就減輕不少。所以他曾對我講：“我的病適合到西北去，你們將來和我到西北吧！”文化人革命中他被編到“學習班”受“全面專政”，造反派要他“老老實實低頭認罪”，鍾兆琳教授竟一本正經地對造反派講：“我知道這次運動我會成為重點，但是不應把我的肋骨打斷，毛主席沒有讓你們武鬥我嘛！你們不該逼供信嘛”。一時，連造反派也哭笑不得。
鍾兆琳教授在生活上長期艱苦樸素，勤儉節約，從不輕易浪費任何一點東西，幾十年來，一貫如此，並以此教育家庭子女。直至如今，他的子女都已年過50，但沒有一個有菸酒習慣，所有子女皆喜愛勞動，勤儉節約。鍾兆琳在生活上要求自己非常嚴格，但對於公益事業，卻經常慷慨解囊，從30年代前後至今，他一直堅持這樣做。鍾兆琳是中國電機學會終身榮譽會員、中國電工技術學會榮譽會員、獲陝西省科學技術協會榮譽證書和陝西省電工技術學會榮譽證書。
個人榮譽
康奈爾大學30年代，鍾教授指導並參與研製出我國第一台交流發電機和電動機，促成了我國第一家民族電機製造廠。成功地設計了分列芯式電流互感器、頻率表、同步指示器等儀器儀表。長期擔任教學工作，其啟發式教學方法深受學生們歡迎，從事教育60餘載，學子遍布海內外，為我國教育事業作出重要貢獻。
鍾兆琳教授還是中國電機學會終身榮譽會員、中國電工技術學會榮譽會員，曾經榮獲陝西省科學技術協會榮譽證書和陝西省電工技術學會榮譽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