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袋與永生

內容介紹

《錢袋與永生:中世紀的經濟與宗教》講述了:自中西文明發生碰撞以來,百餘年的中國現代文化建設即無可避免地擔負起雙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脈絡,已成為我們理解並提升自身要義的借鏡,整理和傳承中國文明的傳統,更是我們實現並弘揚自身價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匯,乃是塑造現代中國之精神品格的必由進路。世紀出版集團傾力編輯世紀人文系列叢書之宗旨亦在於此。世紀人文系列叢書包涵“世紀文庫”、“世紀前沿”、“袖珍經典”、“大學經黃”及“開放人文”五個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釐清西方思想脈絡,更新中國學術傳統”,為“世紀文庫”之編輯指針。文庫分為中西兩大系統。中學書系由清末民初開始,全面整理中國近現代以來的學術著作,以期為今人反思現代中國的社會精神處境鋪建思考的進階;西學書系旨在從西方文明的整體進程出發,系統譯介自古希臘羅馬以降的經典文獻,藉此展現西方思想傳統的生髮流變過程,從而我們返回現代中國之核心問題奠定堅實的文本基礎。

作者介紹

當代國際史學的發展與法國年鑑派的功績是分不開的,有學者甚至認為它就是法國年鑑
派史學的國際化。如果說19世紀的史學以德國蘭克學派為典型,那么20世紀的史學模式
很大程度上是被法國年鑑派影響和塑造的。
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被看作年鑑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但年鑑派第三代
史學家很少自稱為“第三代”,而稱他們自己為新史學派。新史學在繼承年鑑派前輩學
術傳統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其理論與方法,並向歷史人類學和心態史方向發展,形成了
自己的特點。有學者認為,從社會經濟到文化心態的轉變是年鑑派第三代最顯著的特點

勒高夫參與主編的《研究歷史》和《新史學》兩本著作,體現了勒高夫等第三代年
鑒派的史學觀念,從史學理論與方法的角度,分析了當代法國史學,對國際史學界產生
了重大影響。新史學以“三新”為特點:一曰新認識,即史學認識論上的一次重大轉變
,明確提出歷史研究是經過史學家的主觀意志和認識水平來完成的,在發生過的與記敘
重構的歷史之間有重大區別。二曰新角度,即認為史學在方法上要與各種社會科學相互
借鑑,其中最重要的是史學的定量分析。三曰新對象,即長期為傳統史學忽視的領域成
為新史學家關注的對象:氣候、民俗、人體、心態、神話、飲食等。
最初年鑑派前輩們以社會經濟為突破口,極大地開拓了傳統史學研究領域,而年鑑
派第三代向文化心態的轉型,是對史學研究領域的進一步擴展和深化。心態這一概念涉
及範圍很廣,包括社會意識形態、道德風範、生活態度、政治觀念、宗教信仰等,是一
定社會文化、心理乃至行為方式的總稱。在法國,心態史不僅成為文化史研究的主流,
而且與歷史人類學合流,成為史學研究的時尚。勒高夫對此總結說,“把政治史趕下王
位,這是《年鑑》的首要目標,也是新史學最關心的問題之一,雖然一種新的政治史或
政治史觀應在新史學中占一席之地”。而傳統政治史是以三個偶像,即“政治偶像”(
指政治事件)、“個人偶像”(指上層人物)和“年表偶像”為特徵的。
年鑑派第三代的另一個特點是學派性在減弱,包容性在增強。勒高夫說,“我們的
學派性越來越弱”,他將新史學視為包容各種史學實踐的一種“運動”,並提出新史學
不僅是法國的產物,不應忘記許多外國人都為新史學的形成作出過貢獻。他特別提到馬
克思,他認為,“新史學先驅者的最卓有成效的觀點無疑是長時段”,“馬克思主義是
一種長時段的理論,在許多方面,如帶著問題研究歷史、跨學科研究、長時段和整體觀
察等,馬克思是新史學的大師之一”。
他指出許多馬克思和新史學的結合點和分歧點,如新史學雖然不接受馬克思的社會
分期學說,但馬克思“通過生產方式的概念,通過奴隸制向封建制、再向資本主義過渡
的理論,把一些長達數百年的社會經濟制度看作歷史的基本形態。換句話說,就是把習
俗和精神狀態當歷史的標尺,把技術、能源形式(由人力、畜力轉變為機械力)以及對
社會基本現象的態度(如勞動態度)看作歷史分期的依據”。推動歷史發展的力量只有
在長時段中起作用,只有在長時段中被感受到。短時段的歷史不能抓住和說明變與不變
,以王朝和政府更替為準繩的政治史不能說明生活的奧秘:如人體高度的增長與食物營
養和醫療技術發展有關,地域關係的變化有賴於運輸方式的革命。
另外,他認為,馬克思“把民眾在歷史上的作用放在首位,這與新史學重視研究一
定社會中生活的普通人也不謀而合”。如新史學“關心所有人的願望”,尤其注重對下
層民眾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的研究。新史學與人類學結合的一個原因是,人類學主要研
究歐洲以外的“窮人的民俗”或所謂“野蠻人”。雖然他認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概念
不能說明歷史存在不同層次的複雜關係,但他認為這種長時段理論和結構性概念與新史
學有類似之處。勒高夫也反對簡單地將經濟因素作為歷史解釋的首要因素,認為精神狀
態雖然不是推動歷史發展的一個基本原因,但在歷史演變中占有重要地位。“新史學既
重視物質的經濟史,又不忽視精神的思想狀態史,既提供選擇,又不強加於人”。總之
,新史學並非與馬克思主義互不相容,歷史學家可以同時是馬克思主義和年鑑派的學者
。勒高夫自己承認,他在對中世紀“煉獄”觀念的研究中就受到馬克思主義整體史學和
問題史學觀念的影響。
有人將新史學概括為計量史學,但勒高夫肯定計量方法促進了史學發展的同時,提
醒人們注意“迷信數字”的危險,要求歷史學家對此採取審慎的態度。他指出,“新史
學仍以定性分析為主”,因為定量分析的結果取決於程式的優劣,即使計算機提供了計
算結果後,歷史研究的基本任務仍未完成。“新史學不應勉強計算機去計算不能計算的
東西或忽視不可計量的素材,不應單靠計算機去‘編制歷史’或重溫實證主義史學家的
舊夢:讓文獻去‘客觀地’製造歷史,自己則袖手旁觀”。
勒高夫認為,新史學不是一種書齋學問,而是一種問題史學,要回答當代的某些重
大問題。他欣賞年鑑派創始人費弗爾的這樣一句話:“我們的任務是要創造歷史,因為
在動盪不定的當今世界,惟有歷史能使我們面對生活而不感到膽戰心驚”。並將其引申
為“新史學是最能使我們擺脫恐懼的史學”。
勒高夫在中世紀文化、心態和感覺表象的研究中有所創新,就方法論而言,沒有離
開年鑑派的軌跡:注重長時段、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經濟和社會史等方面。
他的中世紀著作通過對教士、職員、農民、軍人、手工業者、商人等不同職業的分
類研究,得出一個新的結論:中世紀既不是迷信盛行的黑暗時代,也不是神話裝飾起來
的光輝時代。當時的社會介於飢餓和擴張、信仰和反抗、戰爭與和平之間。人們為了生
存,伐林開荒,建立村寨、城堡和城市,開始發明鐘錶等機器。勒高夫的著作勾勒出一
幅翔實的中世紀社會生活圖景,這是歐洲各民族形成的準備時期。他還試圖將中世紀與
資本主義產生聯繫起來,他指出封建社會的社會結構和精神狀態中,有惰性和活力的矛
盾,這些矛盾通過基督教作為遺產留給其後的文明和社會。
勒高夫訪問過中國,對中國史學界有相當了解。他曾同中國學者說:“中國的歷史
和文明深深地吸引著我們,它在世界歷史和文明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我們關注著當
代中國的發展,關注著你們史學界的發展。可以肯定你們會在你們的道路上取得巨大的
成功。不管怎樣,對歷史和文化的反思大概是你們和我們的共同目標”。
稿件來源:中華讀書報

作品目錄

在金錢與地獄之間:高利貸與高利貸者
錢袋:高利貸
偷時間的人
高利貸者與死亡
錢袋與永生:煉獄
“心也有淚”
附錄
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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