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
青銅鑄器。它的用途大約相當於後世的罈子，既可盛酒又可盛水。《漢書・楊雄傳》顏師古註：“瓿，小罌也”。它的形狀是圓腹、斂口（口向內收）、圈足、有蓋。也有方形的。現存多為商、周遺物，戰國以後的極少見到。
銅瓿
西漢長信銅瓿考略
【內容提要】北京安峰堂收藏的一件西漢有銘銅瓿，前後兩次分別刻有鑄造官署、官員、容量和重量及對銅瓿的檢校記錄。它的發現對研究西漢宮廷的祭祀制度、職官設定以及度量衡檢校制度等問題，都具有重要價值。
【關鍵字】西漢 長信 銅瓿 職官 度量衡
北京安峰堂藏有一件西漢時期的有銘銅瓿，據說是20世紀40年代從陝西西安市古董市場購得的。本文謹就這件銅瓿銘文的釋讀及其相關問題，略作考述。
銅瓿的形制為侈口、短頸、圓腹，平底。鑄造精整，造型古樸，典雅厚重。通體遍布淺綠色繡，間以深紅色銹斑。底部飾有雙十四角紋。銅瓿口徑10.3、腹徑24.2、底徑10.8、通高20.3厘米，重2.4公斤（圖一：1、2）。
在銅瓿的肩部沿著順時針方向，陰刻銘文2行，總計40字（圖二：1、2）：
長信私官，容二斗九升，十斤八兩。
五年宜奠，芻丞福，庫線，工冬潰繕。今左槽，二斗九升，十斤八兩，第卅二。
這兩行刻銘均具有西漢早期隸書的基本特徵。它的外圈和內圈上半段銘文的字型均纖細廋長，勻稱秀美，排列整齊。而內圈自“今左槽”以下銘文的書體，則顯得結體扁平疏鬆，筆畫粗細相兼，富於變化。可見這則銘文顯然是由前後兩次刻寫而成的。
銅瓿是戰國秦漢時期盛貯水酒、醬萊的小瓮。《漢書·揚雄傳》：“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顏師古註：“瓿，小甖也。”《廣雅·釋器》：“瓿，缶也。”瓿是由商周時期的銅罍演變而來，流行於戰國秦漢之際，西漢中期後漸趨衰落。這件銅瓿當是西漢早期用來祭祀神靈的禮器。
茲將這件銅瓿的銘文釋讀如下：
“長信”：指長信宮，是西漢皇太后居住的宮室。《史記·孝景本紀》載中元六年（前144年）更命“長信詹事為長信少府”。《集解》引張晏曰：“以太后所居宮為名。長信宮則曰長信少府，長樂宮則曰長樂少府。”“長信宮”是漢景帝為其母竇太后設定的宮室。《三輔黃圖》卷三載：“長信宮，漢太后常居之。按《通靈記》：‘太后，成帝母也。後宮在西，秋之象也。秋主信，故殿皆以長信、長秋為名’。”《漢書·外戚傳下》載因趙飛燕姊弟得寵驕妒，班“婕妤恐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西漢景帝母竇太后、宣帝時的上官太后等都居住在長信宮裡。可見自漢景帝母竇太后以降，西漢歷代皇太后大都居住在“長信宮”里。
“私官”：讀如食官，是管理太后、皇后或太子膳食的機構[1]，這裡指主管太后長信宮膳食的長官。
“二斗九升”：是指銅瓿的容量為二斗九升。我們對這件銅瓿的容量進行了實測，容水5915克，即5915毫升。若以“二斗九升”折算，則一升約合171.6毫升。西漢時一升的標準值為200毫升[2]，二者之間的差值應屬鑄造誤差所致。
“十斤八兩”：是說銅瓿自身重十斤八兩。經實測這件銅瓿重2.4公斤，折合一斤約228.6克，與西漢時期一斤的標準值250克[3]較為接近。
“五年”：是這件銅瓿的鑄造年代。因該瓿是長信宮裡使用的禮器，故“五年”當在漢景帝時期。稱“五年”而不用年號，必在漢武帝建立年號即建元元年（前140年）以前。而漢景帝有初元“五年”（前152年）和中元五年（前145年），長信宮裡的禮器又多鑄於該宮的初創時期。故這裡的“五年”當是指漢景帝初元五年，即公元前152年為宜。
“宜奠”：“宜”，祭名。《詩·鄭風·女曰雞鳴》：“與子宜之。”毛傳：“宜，餚也。”《爾雅·釋言》：“宜，餚也。”李巡註：“宜，飲酒之餚也。”《禮記·王制》：“宜乎社。”鄭玄註：“宜，祭名。”《詩·魯頌·閟宮》：“是享是宜。”馬端辰註：“宜本祭社之名。”杜預《左傳·成公十三年》註：“宜，出兵祭社之名。《說文·丌部》：“奠，置祭也。”“宜奠”是用酒肉祭祀土地神的意思。
“芻丞福”：“芻丞”，官名。《呂氏春秋·季冬》：“供寢廟之芻豢。”高誘註：“牛羊曰芻。”《大戴禮記·曾子天圓》：“宗廟曰芻養。”鄭玄《周禮·天官·大宰》註：“芻秣，養牛馬禾穀也。”牛羊是宗廟祭祀的犧牲，飼養牛馬的草禾叫做芻。“芻丞”就是西漢皇宮主管飼養宗廟祭祀犧牲的長官，“福”是其私名。
“庫線”：“庫”指主管皇宮物資庫藏的長官，“線”是其私名。
“工冬潰繕”：“工”指工師，是皇宮主管器物鑄造的技術官員。“冬潰繕”，“冬”是其姓，“潰繕”是其名字。
這則銘文的大意是說，長信宮主管太后膳食機構里使用的酒器，容量為二斗九升，重量為十斤八兩。它是漢景帝初元五年（前152年）鑄造用來祭奠的禮器，由皇宮主管飼養宗廟祭祀犧牲的長官“福”、主管皇宮物資庫藏的長官“線”和主管皇宮器物鑄造技術的官員“冬潰繕”共同負責鑄造的。
“今左槽”：“左槽”是指銅瓿放置的位置。傳世有兩件西漢宮庭有銘銅鐘：一是十五年右槽銅鐘：
十五年，大官容八斗，重一鈞，第五百四十二，右糟。今元年右糟第三百一十，重一鈞，容八斗[4]。
這裡的“十五年”指漢文帝前元十五年（前165年），“今元年”指文帝後元元年（前163年）。可見這件銅鐘是漢文帝前元十五年鑄造，經後元元年檢校的。“左槽”與“右槽”相對，都是指器物存放的位置而言。二是西槽銅鐘：
西糟，容一鈞二十四斤，百一十九。今一鈞二十六斤，重五十七斤[5]。
“西槽”是銅鐘存放的位置，“容一鈞二十四斤”是指銅鐘初鑄時測定其容納穀物的重量，“百一十九”是銅鐘的編號。“今一鈞二十六斤，重五十七斤”則是指檢校後銅鐘的容量與重量[6]。故銅瓿銘“今左槽”當是指對這件銅瓿檢校時存放的位置。
“二斗九升，十斤八兩”：是指檢校時測得銅瓿的容量和重量。
“第卅二”：是銅瓿的使用編號。西漢王朝自文帝（前179年－前157年在位）、景帝（前156年－前141年在位）以降，隨著劉氏政權統治地位的日益穩固，宮廷禮儀制度也逐漸完善，這就使宮庭禮器的數量也大量增加，為了便於區分，就產生了在銅器上刻鑄使用編號的習俗。1981年陝西省興平縣西吳公社豆馬大隊茂陵一號無名冢一號從葬坑中出土的K1：025銅鼎蓋編號“第十二”；鼎腹編號“第十七”。它的“蓋與器並非原來成套之物，而是補配的”。這些“陽信家”銅器主要是西漢武帝時的器物。銅鼎蓋和腹部上的銘文“第十二”、“第十七”均為器物的編號，表示為第十二或第十七件銅器之義[7]。因此，“第卅二”表示這件銅瓿是存放在左槽的第三十二件銅器。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檢校銅瓿“二斗九升，重十斤八兩”，與該瓿初鑄時的容量和重量相同，只是增加了銅瓿存放位置的編號。這則銘文提供了當時對銅瓿進行檢校的真實記錄。我國古代度量衡的檢校制度，經歷了一個起源、形成和成熟的漫長過程。它萌芽於原始社會末期，形成於西周春秋時期，成熟於戰國秦漢時代[8]。然而，關於漢代度量衡檢校制度的文獻記錄和實物資料均較匱乏。這件西漢有銘銅瓿的發現，也是研究西漢度量衡檢校制度的珍貴資料。
綜上所述，這件銅瓿及其銘文，對於研究西漢宮廷的祭祀制度、職官設定以及度量衡檢校制度等問題，都具有重要價值。
寧鄉商代獸面紋巨型銅瓿
2001年6月16日，寧鄉縣文物管理局接黃材鎮政府報告，當地出土青銅器，文物工作人員當即趕赴現場進行調查。黃材位於寧鄉西部，實為黃材盆地，四面環山。盆地中央為沖積平原、周圍分布著一些低矮的山丘。黃材河、塅溪、勝溪等幾條小河從西、北、南三面匯合，形成溈水，衝出山口在盆地西部匯合、經過黃材集鎮，出盆地東口與楚江合流始稱溈江。自1938年以來，黃材出土、發現了四羊方尊、象紋大銅鐃、人面紋方鼎等青銅重器。
銅瓿全景照該件青銅器發現於黃材溈水河河床中央，為商代獸面紋巨型銅瓿。
銅瓿高61-62.5厘米、口徑57-58厘米、腹徑86-89厘米、圈足徑55.6厘米，胎厚0.3-1厘米，重61.9公斤、口沿斜折，口稍斂，短頸，圓肩。腹下收，圈足，圈足下有四個方形扁足；肩部有四處鑄造時留下的痕跡，原來應是準備鑄接四個犧首。腹部和圈足上有四個方道矮而薄的扉棱，圈足上部有四個方形鏤孔。頸部有三周凸弦紋，肩部飾夔龍紋，以雲雷紋為地，腹部和圈足上飾獸面紋。此瓿是目前所見銅瓿中最大的瓿。
此器的紋飾很有特點，肩部有夔龍紋主紋和雲雷紋地紋，腹部和圈足上僅有主紋。腹部的主紋與陝西城固出土的尊腹部紋飾相似。但其差別也很明顯，城固出土銅尊的獸面紋眼球凸起，角狀紋飾規範。寧鄉出土獸面紋的眼球沒有凸起，角狀紋飾不如城固銅尊上的規範，但從整個紋飾看，又比城固銅尊上的紋飾要規整。從形制方面看，圈足上的方形穿孔，在盤龍城出土的銅器上較為多見。矮而薄的扉棱，也是二里岡時期的特點。但此器形制較大，肩部外擴較多，腹部下收，圈足上有扁形矮足，這種扁形矮足在岳陽等地發現的銅器上都有。特別是肩部的犧首，應鑄而未鑄，顯然不是鑄造技術方面的原因，而是鑄造者對器物認識方面或別的方面的原因。綜合以上情況，在形制和紋飾方面，具有二里岡時向殷墟時轉變的某些特點。但出土銅瓿的地點距黃材炭河裡遺址約1公里，此器物歷史位置應在溈水上游，後被河水多次沖刷至此。2001～2005年，炭河裡遺址曾經大規模的考古發掘，所出土器物的時代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同時，發掘證明該遺址為西周早期的一個地方方國都城所在地。此瓿與遺址之間應有密切的聯繫，再從銅瓿形制的高大和紋飾的規模以及寧鄉出土銅瓿的角度考慮，此器的時代應在商晚期。
據統計，寧鄉已出土商周時期的銅器近三百件，其中有重達二百多公斤的銅鐃，鑄造難度極高的四羊方尊，許多器物都有自身特點，而且集中在寧鄉的黃材鎮炭河裡遺址的周圍，這裡應是商周時期青銅文化比較發達的地區之一，是湘江流域青銅文化的重心所在。此件銅瓿的出土，又為“寧鄉銅器群”和“炭河裡文化”的研究增添了新的資料。
此銅瓿現藏寧鄉縣文物管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