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金印：詳細解釋
舊時帝王或高級官員金質的印璽。
太平天國
《賊情彙纂》里說太平軍官服里有金冠、金盔，但都是用竹篾扎、綢緞或紙糊成的，英國翻譯富禮賜也說，雖然太平天國的王爵都有“金冠”，但真正用金子做的他只見到李秀成一頂，“金印”當也可作如是觀，當物資較豐富、天王心情較好時，被封的官員可能獲得銀印、甚至真的金印（如劉裕鳩），更多的時候能弄個木頭的就不錯了——昭王黃文英癸開十三年（1863年）七月三十日就封王，卻到第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才領到一枚木頭官印。李秀成在被俘後曾感慨“我天王封無數之將”，的確，太平天國的官爵泛濫，到了讓人瞠目結舌的地步，而這些成千上萬的王爵、高官，不管有沒有實權、兵權和地盤，一人一枚屬於自己的官印是不可少的。
純金王印
金印按照太平天國早期的制度，王印是用純金製成的，侯爵、國宗的印用銀，天官正丞相的印也用銀（一說國宗以下用銀包木），以下則都是木印；後期雖然沒有明確制度，但所有詔旨中提到王爵的印，都說是“金印”，且庚申十年（1860年）九月三十一日，幼主加封李秀成次子李容發為忠二殿下，詔書中稱賜給“金牌、金頸圈、雉翎、金印”，“忠二殿下”的地位要低於王爵一點，如果李容發的忠二殿下印是金印，那么比他官爵更高的王爵們，照理都應該是金印才是。
義、安、福、燕、豫、侯六等爵是後期才有的，照理不該套用前期侯爵的體制，但1858年勝保曾經奏報，投降的捻首張龍向他呈繳的是一枚象紐銀印，張龍的爵位是鍾天福，一些研究者據此認為，至少福爵和比福爵更高的義爵、安爵，應該用的是銀印。
太平天國僅僅封王的就有2700多人，六爵更是多到數不勝數，如果這么多官印都是金印、銀印，那么清方的繳獲、民間的目擊，應當是個非常龐大的數字才是。
但事實卻正好相反。
剔除不屬於這一級別的天王金璽，除了早期《賊情彙纂》記載了王、侯、天官正丞相的官印質地，並有“金銀印均極薄”的描述外，明確提到金印、銀印的如鳳毛麟角，金印居然一處也沒有，銀印也不過兩處：前面提到的張龍，以及1864年9月20日戰死在浙江開化七都村頭的享王劉裕鳩，左宗棠奏報中提到，享王用的是純銀官印。
這個比例未免太小，以至於人們不禁要問：本應成千上萬的金印、銀印，究竟跑到哪兒去了？
盛巽昌先生認為，這些消失的金印、銀印，是因為清方將領的貪婪，在繳獲後貪污藏私，變成金條、銀元寶之類流通貨了。
極薄官印
但這種說法似乎經不起推敲：太平天國的高級將領隨身都攜帶金鐲、金條脫等貴重金器，以作為緊急時的軍需經費，相比較而言，“極薄”的官印實在沒有多少分量（洪秀全的金璽另當別論）；繳獲官印意味著抓住“叛匪”的一條大魚，清朝對軍功獎賞優厚，上繳一枚金印、銀印所能獲得的物質、職務和榮譽回報，絕對會遠勝過官印那可憐的一點點金銀價值，這筆賬，整天盤算著升官發財的清兵、清將，如何可能算不清楚？
那么，金印、銀印呢？
最明確記載王印是金質的，是《賊情彙纂》，但該書同時也指出，他們看到的太平天國官印，許多並沒有本應擁有的、刻有不同等級的印紐，甚至連方便抓握使用的直紐也沒有。目前保存的唯一一方王印—後期的首王范汝增木印，就沒有印紐，而只有一個裝把的小孔。《賊情彙纂》說，刻有龍紐、象紐的官印都有人見過，卻並沒有說那些印是不是金的、銀的，相反，卻稱國宗提督軍務的印章只是在木頭外面包了一層銀皮。前期高官數量很少，王爵不過7人，侯爵不到20位，國宗、丞相數量也極有限（國宗連閒散的算上也最多幾十個，天官正丞相只有1位，而且因為印章上不刻姓名，就算換人也可以沿用舊印），尚且滿足不了制度所規定的金印、銀印數量，後期、尤其最後期物資匱乏，而獲得高級職稱的官員人數反倒多得驚人，哪兒來這么多真金白銀呢？
由此可推斷，所謂“金印”不過是制度規定。太平天國等級森嚴，不同等級有特定的稱呼，而“金”正是對應從天王到普通王爵各種“用品”的專稱，這些“用品”不但包括實實在在的物品，也包括虛擬的事物，甚至人。如《天父聖旨卷三》提到東王楊秀清的鑼叫“金鑼”（其實是銅的），《太平禮制》前後兩個版本都規定，洪秀全和諸王的女兒叫“金”（如天長金、翼三金等，她們當然不可能是金的），《天朝爵職稱謂》中提到向王爵請安要叫“金安”，王爵下指示叫“金諭”，賞賜東西要謝“金恩”，這些自然也不可能真是金的。因此，但凡是王印都叫“金印”，這個是級別所規定的，劉裕鳩的銀印也好，范汝增的木印也好，在太平天國官方看來，都是“金印”。
金印窯
唐朝開元年間，唐玄宗命人以白瓷造為編磬，供楊貴妃賞玩娛樂。然官窯所煉造的白瓷雖然瑩白細膩，敲擊之音卻渾濁暗啞，貴妃甚為不悅。後有嶺南人不遠萬里獻上白瓷編磬，貴妃敲擊這“類銀類雪，輕且堅”的白瓷編磬，“猶如金振玉聲”，甚為歡喜。玄宗見愛妃開懷遂大悅，賞金千兩並賜御用官窯金印一塊，當時人稱其為金印窯。
金印之謎
古代中日兩國人民的交往，不但有具有嚴肅特點的史書的記載，而且有充滿著遐想的動人的傳說，還有那常年埋藏在地下的最具有說服力的實物。在日本距離中國大陸較近的九州地區，曾經在發掘的日本彌生時代（公元前後）的古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由中國大陸傳去的古器物，主要是銅鏡、銅劍、銅茅等。而中國史書所記載的歷史上漢光武帝授於倭王的那塊彌足珍貴的金印，竟然也在1700餘年之後於日本九州的志賀島奇蹟般地重見了天日。這一重大發現，無疑是反映中日兩國古代交往的一個重要歷史事件。
中國史書關於漢光武帝授金印的記載
金印在中國古代史籍中，最早對日本作出具體記載的是《三國志·魏書》的《倭人傳》。該傳認為在中國漢朝時，倭國已開始遣使交通，“漢時有朝見者”。南朝人范曄撰《後漢書》，其《倭傳》有關倭國列島情況的記載，幾乎全部抄自《三國志》。不過，在談到兩國之間交往時，則有不少增補內容，其中關於漢光武帝賜倭人印綬的記載，便是《三國志》所沒有的。《後漢書·倭傳》中說：“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
建武中元二年，即公元57年，也是東漢光武帝在位的最後一年。《後漢書·倭傳》明確記載了這一年光武帝接見倭國使者，向倭人“賜以印綬”之事。由於在《後漢書》之前問世的《三國志》未載此事，而《三國志·魏書·倭人傳》又是最早系統記載日本列島情況的史書，加上也沒有旁的記載可資佐證，此事的可信度，確實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一直受到一些史家的質疑。
日本福岡縣誌賀島漢金印的發現
1784年陰曆初春2月23日，在日本九州地區福岡縣的志賀島上，一個名叫甚兵衛的農民發現了一件古物——一枚中國漢朝時期的金印。
說起金印的發現，其實是很偶然的。當時志賀島農民甚兵衛正在為防備來年可能出現的旱災而修築一條水渠。在搬動一塊大石頭時，他無意間發現了大石底下一塊與泥巴相裹著的金屬。他並不認識此物，便讓家裡人和近鄰辨識，一個名叫才藏的米鋪主人告訴他這是一方金印，不過這個人也沒有認識到此印章的價值。後來訊息傳到地方官那裡，金印便逐級上交到了管轄這片土地的黑田藩主的手中，他賞給了農民甚兵衛五枚白銀，又將此印送給藩中一個很有學問的名叫龜井南溟的儒者鑑定。龜井南溟經過仔細鑑定後告訴黑田藩主，這方上面刻有“漢委奴國王”三行五個字的金印，便是中國《後漢書》里記載的漢光武帝所賜印章。黑田藩主知道這方金印的價值後，便將它作為傳家之寶珍藏起來。據近代變法人士黃遵憲《日本國志》記載，他當時做駐日本公使時，“嘗於博覽會中親見之”。印是“蛇鈕方寸，文曰‘漢委奴國王’”。現在此金印收藏在福岡市立美術館中，被日本政府指定為國寶。當年發現金印的地方，早在1922年就樹立了一塊刻有“漢委奴國王金印發光之處”的石碑，以作紀念。
志賀島漢金印的真實性問題
那么，志賀島上所發現的金印果真是《後漢書》中記載的、被人們傳說已久的漢光武帝所賜日本委奴國王的印章嗎？龜井南溟的鑑定究竟是否可靠？經過中日雙方的學者的長期考證和一些新的考古發現，證實金印的形制是符合漢制的，它的真實性完全可以確定。
志賀島漢金印後來經過實測，它的重量是108克左右，印面呈正方形，2.3厘米見方，高約2.2厘米，蛇鈕高1.3厘米，陰文篆書。根據漢制，賜予諸侯王的金印大不逾寸。而這塊金印每邊長為2.3厘米，正好符合東漢建初銅尺的一寸，可以說在尺寸上是符合漢制的。
不過，漢代的印章是等級分明的，一般從質地來講，天子是玉印，諸王和宰相是金印，九卿是銀印，蠻夷則為銅印；從印鈕來講，諸侯王為駝鈕，列侯為龜鈕，將軍為虎鈕，蠻夷則為虺鈕。從這兩方面看，學者認為志賀島上所發現的金印並不完全與漢制符合，所以當初龜井南溟鑑定此印時，也說與漢制有一些出入。不過，龜井南溟認為蛇鈕倒是可以解釋得通，因為蠻夷之地多虺、蛇，虺、蛇同類，蛇鈕應該同於虺鈕。這個問題隨著1956年中國雲南省晉寧縣石寨山古墓群的東漢金印出土，得到了明確的解釋。在這次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刻有“滇王之印”的蛇鈕金印。這個發現證明了這樣一個事實：東漢所賜蠻夷的印章，並不完全依照漢制；金印駝鈕本為諸侯王印章，蠻夷一般為銅製印章，但也有用金印蛇鈕的。
金印與中日的早期交往
自從金印發現後，中日兩國學者對它進行了長期的研究。那么，為何一枚金印會受到中日兩國學者如此的重視？它在古代中日關係史上究竟有何重要意義？
首先，日本九州志賀島漢金印的發現，證明了中國古代史籍記事的嚴謹，一條看似不經意的記載，卻決不是憑空而來，它一定是有所依據的。
其次，漢光武帝賜予日本委奴國王金印，說明早在公元57年時，日本列島已經有國家向中國漢朝奉貢朝賀了；而光武帝之所以賜給委奴國王蛇鈕金印，以諸侯王的規格相待，說明漢皇朝對於委奴國遣使的高度重視，廣言之，也就是對於與日本列島交往的重視。
再次，金印是古代中日兩國友好往來的標誌和證據。古代中日之間的往來，最早要追溯到舊石器時代；在先秦時期，更有一些中國難民經過朝鮮半島來到日本列島，也有少數直接從海上到達日本，關於這些被日本稱作“渡來人”的中國流民，在中日兩國特別是日本的早期史書和其他書籍中都有很多的記載。相對而言，在公元前後日本彌生時代中日相互間的往來可能更加頻繁一些，這一點從考古發掘中已經得到證實，同時史籍中的記載也可為佐證。就在《後漢書·倭傳》記載光武帝賜金印之事後，又接著記載了漢安帝時日本倭國遣使的情況：“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永初元年，即107年，這與上次委奴國遣使相距剛好50年。這裡所獻“生口”，一般認為是奴隸，也有學者認為是派來學習的，近似於後來的遣隋使、遣唐使。不過無論哪種說法，從“百六十人”這個數字可見，這次的遣使規模確實是很大的。將此兩件事結合起來看，說明日本彌生時代，也就是中國漢朝時，日本遣使往來不但比較頻繁，而且規模也比較大。由於比起書籍記載，實物更具有直觀性，從這個意義上講，金印無疑是古代中日友好往來的最好的見證。
最後，隨著中日兩國自古以來不斷的民間往來，以及日本多次遣使朝賀，先進的中國古代文化也因此而源源不斷地輸入到古代日本，這對於古代日本社會的進步、生產力的發展以及政治制度的建立，特別是離中國最近的九州地區的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無疑產生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