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理大概約說——醫論》--- 清· 劉止唐
醫論醫道雖多。不外乎氣血。氣。血之主。而神。又氣之主也。故補血必補氣。氣行則血行。無補血法也。至神。則心之靈。尤非可以藥補。但審其病從何起。如用心太過而神耗。則宜靜養。用寧神之藥。色慾太過。而水不濟火。則宜用滋水之藥。然皆必自加靜攝。非可專恃藥餌。故愚嘗謂心為身主。人必養心。以為生神之本。病不可治。皆心未養而神離身也。疾之不可以藥治者甚多。惟風寒暑熱。藥可以療。七情內傷。則必調平性情。冤孽魔祟。則必修德祈禳（ráng）。陰陽二宅沖犯。則必改造培修。醫書專言方藥。實多不效。要在神而明之。變而通之。不可拘一以求也。且精氣神三者。有先天后天之別。先天之強弱不同。後天之戕養各別。三者還相為宮。不可以強弱分。一強則俱強。一弱則俱弱。古人所以重攝生。不其以此歟。
至於傷寒。古有成書。然冬三月。方為正傷寒。窮苦人。無衣。無火。少食。少酒。又多勞苦。故多染此疾。治之者。審其強弱。詢其起居。當培者培之。當清者清之。不可一概而施。但未有不先去其寒而可遽（jù）培補者。或火與寒太重。即弱者。亦必先汗吐下矣。此惟兼四診之法。以參明之。乃不致誤。今人偏於不補。豈知補瀉兼施。傷寒亦不可廢乎。
五行以水火為主。火乃人身生化之源。無火。則不能運化。火有陰陽。為病者陰火也。欲靖陰火。必貴清源。然藥太寒涼。則傷胃氣。胃氣傷。則飲食難。反傷大命。必謂火宜降瀉。而不知培水制火。保胃以生津。其害不淺。且水與火之陰陽。與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此造化之妙理。豈淺人所知。功夫一事。以養自身神氣。其實與醫理通。果馴至乎洞達陰陽。庶可瞭然。難以遽明也。
天以陰陽生萬物。而人為最靈。靈於心。實靈於其理。理。氣之主也。心依於理。理宰乎氣。而保養作善。祛病延年之法密焉。人不知保養作善。但求功於藥物。又不明天理。不信明人。故醫道難行也。夫醫本大道。而以意可會其理。特理不難會。而意則不易能真耳。非靜養元氣不可。故能醫者。必不可舍卻根本也。
醫者理也。醫者意也。陰陽五行之理。爛熟於心。而又以意訊息之。其庶幾乎。即如診脈。自來所重。然四診已足。而亦不能偏廢。而望以審其形狀。精神。色澤。方可考其臟腑之患。以形氣相參。得其強弱虛實之真。此尤為先。但不可刻舟求劍耳。五運六氣。古書雖傳。其實。乃名人不得已。示下學以入手之法。天地氣化。豈人所能測度。人身受病。亦豈盡屬氣運所為。當以活法參之。乃少有誤會。況氣化頗不易明。何得單執五運六炁耶。一年之病。半由大寒大熱而生。冬傷於寒。春夏發焉。夏傷於暑。秋冬發焉。其傷之甚者。則發之速。當細審其致病之由。並以天時人事參之。細心斟酌為佳。
中醫的醫理
“凡欲為大醫，必須諳《素問》、《甲乙》、《黃帝針經》、《明堂》、流注十二經脈、三部九候、五臟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藥對》、張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東陽、張苗、靳邵等諸部經方，又須妙解陰陽祿命、諸家相法及灼龜五兆、周易六壬，須精熟。如此乃得為大醫。若不爾者，如無目夜遊，動致顛損； 次須熟讀此方，尋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於言於醫道者矣。又須涉獵群書，何者? 若不讀五經，不知有仁義之道； 不讀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讀諸子百家，則不能默而識之； 不讀內經，則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 不讀莊老，不能任真體運，則吉凶拘忌，觸塗而生。至於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須探微，若能具而學之，則醫道無所滯礙，而盡善盡美者矣。”（孫思邈:《備急千斤要方》）。由時空對應的本體論和陰陽對應和中的中國哲學可知，“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
“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黃帝內經素問·上古天真論篇第一》）、《周易·繫辭》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上述的這些論述都說明了中醫學本身即是關於“道”的學問，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學思辯，才能具體把握中醫學，但由於自在的思維方式所決定,中國哲學在歷史上並沒有象西方哲學那樣從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學，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維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體性上把握，因此，一個有貢獻的中醫學者，必須象孫思邈所論述的那樣，非達到群書博覽，涉獵百科而得“道”莫屬。因此，舉凡歷史上的名醫，無一不是對“道”有深刻的體認的得“道”者，從而使其“醫道無所滯礙，而盡善盡美者矣。”而在完成對中國的文化外化為哲學之後，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也將以自為的思維方式指導中醫學的研究，中國哲學的自為的形式將對中醫學的發展帶來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質性的進步。
易學與中國醫理
究竟《易經》的道理與中國醫理有多大關係？這是一個很奇妙的問題，要說起來，醫理與易學是沒有太大的直接關係。諸位一定會說，既無什麼太大的關係，還研究什麼呢？這就要說到道家了。
在秦漢以前，春秋戰國時代，道家有所謂“方士”之流，他們講求修道煉丹。這些丹道派思想的發展，是由《易經》的原理演繹出來的，也就是說，他們的思想是與《易經》配合的。
到了漢代以後，中醫的哲學思想，也經過演變，外加道家的影響，而使得醫理以《易經》的道理來詮釋了。也就是說，透過間接的關係，中國醫理哲學思想，卻建立在《易經》的基礎上了。
中國文化的特色是偏重於抽象，偏向於玄妙，這正是智慧之學，但也在學習研究及了解方面，增加了許多的困難。
中國五千年的醫學歷史，許多學派發展下來愈來愈為神奇，似乎是走入純哲學的範圍，但其實際套用的價值，卻很令人懷疑。
所以，我們可以說，易學與醫理之間，只是形而上的哲理的關係，至於形而下的法則方面的運用，卻是大有問題的。
道家與中國醫理
如果要問什麼與中國醫理關係最密切的話，道家方術思想對醫理影響的重大遠遠超過易學的。談到這個問題，我們又不能不承認中國上古文化的特殊氣質與雄偉氣魄了。
上古中國文化的特點是：敢於假想，敢於追求。
道家認為所謂“人”這個生命，是可以經過修煉，使肉體的人身長生不死，而達到神仙的境界：“與天地同體，與日月同壽。”
試看，這種想法是多么的雄壯，有多么大的氣魄與胸襟。不論人類是否真正可以達到與日月同壽的目的，僅僅是這種假想，已夠得上偉大了，除了中國人，世界上又有哪一個種族敢作此想呢？
是的，西方文化宗教中提到了“永生”，但那仍是精神的、死後的事，與道家的假想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道家的這種想法，正是像他們自己所說的：“宇宙在手，萬化由心。”
事實上，道家並不只是想，並不只是敢於說說而已，他們真正致力於方法的尋求，真要征服人類的軀體，真要控制人類的生命，在他們努力的過程中，所得到的成就，與中國醫理關係至為深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