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文殊山石窟群位於酒泉市西南約15公里的祁連山北麓，洞窟依山勢開鑿於文殊山前山和後山的崖壁上，分布於南北1.5公里、東西2.5公里的範圍內。現存窟龕100多個，其中有早期中心柱窟8座，禪窟1座，窟前寺院遺址28處。明、清兩代喇嘛教盛行，同時還有道教也以文殊山為聖地，以致多數的洞窟都加建窟廊或殿堂。據調查，文殊山共有大小寺觀三十多所：屬於道教者約占三分之二，佛教廟宇僅有千佛樓、觀音閣、地藏寺、文殊寺，睡佛寺等十數處。清人《重修肅州新志稿》記載：“山峽之內，鑿山為洞，建屋為寺，俗稱三百禪室，號曰‘小西天'。” 一般認為，文殊山石窟群始建於北涼時期（401～ 433）。現存元代泰定三年（1326）所建《重修文殊寺碑》記：“所觀文殊聖寺古蹟，建立已經八百年矣”。從公元1326年上溯八百年，為公元526年，時在北魏孝明帝孝昌二年。在此以前，酒泉屬十六國前涼統治，後西涼李嵩在酒泉建都，接著又為北涼沮渠蒙遜的屬地。北魏滅北涼後，酒泉即隸屬北魏版圖。所有以上這些朝代，都是佛教盛行時期，文殊山離酒泉不遠，自然有興建石窟佛寺的可能。現根據美術史專家史岩等調查，將文殊山屬於早期石窟造像略述於後。
石窟概況
前山三窟第一窟，原名千佛洞。開鑿於懸崖高處，窟外有清代建築的殿堂式窟廊三間，窟為北朝多見的中心塔柱式，窟室不大，深廣各約4米 ，方塔每面寬約2米 ，每面各雕上下二層單龕像，龕內單身坐佛，龕外左右脅侍菩薩，也是敦煌千佛洞早期造像多見的布局。窟四壁仍保存有類似敦煌北魏風格的壁畫原作，這是文殊山窟群中最值得珍貴的早期遺蹟。
第二窟為塔柱式，造像壁畫已全毀去，窟前壁也已塌落。
第三窟原名萬佛洞，從窟內塔柱式的構造上，可確定為早期開鑿，《重修肅州新志》亦稱文殊山萬佛洞為北魏所造。窟室大小與第一窟相似，中心塔柱各面的龕像布局也大致相同，但所有造像都經過重塑，窟壁壁畫也為後代重畫。
第一窟，原名古佛洞，為中型塔柱式，深廣各約 5 米 ，塔柱中層雕出龕像，龕型和龕楣結構以及蓮花龕柱裝飾，都類似敦煌千佛洞早期形式，全部造像和壁畫為後代改動。
第二窟原名千佛洞，窟內結構大體類似古佛洞，但造像全為清代所改塑。
第三窟殘留有塔柱結構形式，造像壁畫都無存。現存較重要的洞窟有前山千佛洞、萬佛洞、後山古佛洞和千佛洞等，均為穹隆頂、平面近方形的中心柱窟。中心柱上下分三層，下層為方形台基，上面兩層每面鑿圓拱龕，龕內塑一佛像，龕外塑二脅侍菩薩，造像軀體健壯古樸。洞窟四壁及頂部彩繪壁畫題材有千佛、說法圖、七佛、伎樂天、供養人等。窟頂繪伎樂飛天，窟壁上層大面積繪千佛，中部繪一佛二菩薩說法圖，下部繪供養人像。壁畫採用西域暈染畫法，強調色彩的明暗對比和人物形象的立體效果。萬佛洞有西夏時繪製的大型《彌勒經變》畫及“鎮窟四天王”像。
文殊山石窟是中國早期佛教遺存，位於涼州模式石窟的範圍內，是研究十六國時期佛教藝術的珍貴資料，對研究河西地區與西域的佛教建築、藝術關係有重要價值。其壁畫具有河西地區早期洞窟壁畫的布局特點，有些壁畫內容可彌補莫高窟之不足，有些則是敦煌藝術的延續和發展。現存的西夏時期的壁畫是研究西夏佛教及其繪畫藝術的重要資料。
文殊山的地理形勢和名稱
宋、元以前的文殊山，本名嘉峪山。在肅州酒泉西南三十華里。是突起於祁連山主峰北麓坡地的一條支脈，由東南向西北迤邐蜿蜒，崗巒起伏，座落在海拔1600--1700米的傾斜地平面上，全長60華里。其主峰有二，集中在山的中段，西峰遙與嘉峪關城南北相望，海拔1228米；東峰在西二分溝正南，海拔2109米，高出地面500餘米。山的東西兩端，各有一處斷裂地帶，形成東西兩個石峽。
西端的石峽，是由嘉峪關西端的一片崗巒與城西北七十里的黑山（古名金山，又曰鴻鷺山）相連線，中間構成石門，形成河西走廊西部的鎖鑰，是通往新疆的要塞。西漢置玉石障一超級，是因其山古稱玉石山，設關又稱玉門關，今稱為石關峽。關外置縣曰玉門縣。《肅州新志》載：明置嘉峪關西麓，關以山得名。“宋、元以前，有關無城，聊備稽查”。即指石關峽而言。今俗稱黑山峽，，形勢天險，即《漢書》所謂“出酒泉塞”即指此石關而言。歷來為自酒泉通疆要隘。
東端的石峽，古稱嘉峪山口，即今酒泉城西南三十里的文殊山口，有通往祁連山卯來泉的大道，從此山口內穿過，也是歷代防守之要口。其東之山，俗稱鱉蓋山。山陝兩側，山石壁立，似為數萬年前，洪水沖刷的斷崖，形勢頗為險峻。峽內地形，逐漸向西南開闊，南北兩山，層巒疊嶂，溝壑深幽，清泉流水，林木蔥鬱，氣象十分清靜。又有梵寺、道觀，石窟隧洞，石徑、天橋，遍布其間，足為神佛、仙道棲息修煉之所，構成一處天然美麗的峽谷，自古稱之為美峽，或“嘉峽”，其山亦名嘉峪山，以其山中有美峽之故。今人皆稱為文殊山者，是因山峽中有文殊菩薩殿，修造已經年遠，自元末泰定初年，蒙古皇系察合台一支遊歷於河西，其皇太子喃答失重修文殊寺之後，影響極大，男女士庶莫不前來景仰奉祀。延至明、清、民國相繼，肅州遠近數百里之內，各族善男信女，每逢朔望，特別是農曆四月初一至初八日，連續八天，文殊山有佛道盛會，四鄉八堡、山澤草原，各宗教會堂、工農商學，鹹來朝山拜斗。有求佛攀道，了願、算命、乞求兒女、寄託情偶者，各有所施，各有所求。或燒香布施，或虔誠修廟，或獻匾獻戲以示虔誠。藏民則大念黃經、又有頭戴牛頭馬面，扮成天神夜叉、群跳“護法”之神舞。整個山寺，人山人海，香菸繚繞，鼓樂齊鳴。尤其文殊菩薩殿，金碧輝煌，“最有靈驗”，最獲民眾信仰。
文殊山石窟群的創建年代考略
關於文殊山石窟群的創建年代，史書甚少記載，至今山寺已毀，碑碣大部亦佚，壁畫，彩塑，毀之幾盡，匾額題識，不翼而飛，考據甚難。
首先稽考《重修肅州新志》，雖有所記，卻甚簡略。其文曰：“文殊山，在城西南三十里。山峽之內，鑿山為洞，蓋房為寺、曰大士清庵，曰台子寺、曰接應殿、曰亥母洞、曰元覺庵、曰千佛閣、曰觀音堂、曰玉皇閣。古碉無數，舊稱有三百禪室，號曰“小西天”。增廢先後不常，大約皆是唐貞觀中所遺也，歲久俱湮廢，惟台子寺、玉皇閣尚存。今有喇嘛三大百餘人，住持大寺（大經堂）。其西有緇衣僧，募建聖壽寺，內有元太子喃答失重修碑記刊名。兩山南北對峙，中有藥泉水東流。其為乾隆以前山寺概況。但對於創建年代，並未述記，清人亦未曾考其原委。
其次，根據文殊山遭受浩動之後，所倖存的一塊元碑，為“大元泰定三年”（1326年）元太子喃答失所立《重修文殊寺碑》（此碑正面為漢文，背面為回鶻碑文），文內云：“肅州西南三十里嘉峪山者，乃一切賢聖棲神化遠之心，林泉秀美、澗壑寂寥，神光現於長空，石室藏於畔側，爰有鄭善進，睹此祥瑞，發心修蓋文殊殿，已經年遠。今遇喃答失太子……觀文殊聖寺，古蹟建立已經八百年矣……”。據此上朔，正值北魏孝明帝正光、孝昌年間。即公元526年（孝昌二年）前後。說明北魏末期，這裡已有文殊菩薩殿等寺廟建築。但從現在僅存的北魏洞窟--前山千佛洞和萬佛洞的開鑿形制、窟內壁畫的題材內容和繪畫龍點睛技法、風格上來看，也絕非僅始於北魏末期。似乎還要早許多年，當屬早期開窟時之作品。現摘錄甘肅省文物工作隊於七十年代初所作的調查文章《馬蹄寺?文殊山?昌馬諸石窟調查簡報》一文中，關於文殊山前山千佛洞、萬佛洞的記載（文見於《文物》雜誌1965年第三期）。
第三、又據《晉書?寧纖傳》，約在東晉明帝太寧年間（323--326）即前涼張駿太元元至三年間，敦煌人宋纖，遊學酒泉，見文殊山有山川林木之勝，峽谷流泉之美，欣然留住。於是，依崖鑿壁，修石窟，建草堂，隱居此山，苦研經史，修德養性，從事著作。並收納弟子百數十人，講學其間，前後於此數十年，共教出弟子二千餘人。時人稱之為隱士。居山中多年後，至東晉成帝鹹康年間（335--324），前涼酒泉太守馬岌，聞宋纖大賢，親備禮儀，到山前造訪，但，宋纖不願下官府交遊，隧隱而不出。馬岌無奈，乃於石壁題詩，慨嘆而歸。據此可證，前涼張駿時期，文殊山已有人開鑿留居，青年學子，不遠數十里住山授業，並已有山水風景之勝。是為文殊山居人開創的最早記錄。
第四，據《晉書?張駿傳》及《十六國春秋》載：東晉康帝建元二年（公元344年），即前涼張駿二十一年，時，馬岌已任酒泉太守數年，曾給張駿上表建議說：“酒泉南山，就是崑崙之丘的主體，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宜立西王母祠，使我朝廷受到無疆的幸福”。張駿便採納了這項建議。於是馬岌天酒泉南山籌建西王母祠。
崑崙山：按《肅州志?山川》載：“在肅州西南二百五十里，山嶺峻極、仿佛崑崙”。據此里程測之，則指玉門市西南的妖魔山，山峽多紅口子，有安門（石門），山勢高峻，山上有許多窟窿，俗稱窟窿山，或者就是崑崙之轉音。但馬岌所指的“崑崙之丘”，明言是酒泉南山，據《西域考古錄》云：“崑崙山，在肅州西南八十里”。亦稱是馬岌上言所指之崑崙。按此，當即為酒泉正南祁連雪山之主峰所在。今查酒泉南八十里之祁連山，並無石室、玉堂、西王母祠之遺蹟，而城西南三十里之文殊山後山口西側，原先卻有王母宮、王母殿兩處，但已是後期所建，並非珠璣滿目之神宮了。然而馬岌上言之時，在前涼太元二十一年。他說山中已“有石室、玉堂”，並且是“珠璣鏤飾、煥若神宮”，這分明是指文殊山。“石室、玉堂”即今所說石窟，當時已經鑿山為洞，在洞中鏤刻石像，用泥雕塑，施以彩繪，所以才使石窟煥若神宮。這便是文殊山開鑿石窟寺的最早見證。當在馬岌上言之前，即前涼張駿太元年間（公元四世紀三十年代）。
文殊山石窟寺廟藝術的形成
文殊山之所以能形成為佛、道兩家的文化藝術勝境，推其原因，也和河西的幾個重要石窟（如莫高窟、榆林窟等）藝術形成的原因一樣。是因為地居歐亞孔道的絲綢之路的沿線，是東西方文化交流薈萃之所。敦煌鳴沙山，酒泉文殊山，安西榆林窟，張掖馬蹄寺，武威天梯山等都是佛道兩教修寺觀、造窟龕、塑像繪畫之場所。中國在西漢以前僅道教一家，自東漢明帝時佛教傳入中國的後，延至魏晉，繪畫造像之風日漸風靡，即從目前考古證明，古代繪畫，首見於墓葬。僅酒泉1988年至1990年先後發掘清理的24座墓葬中，就有三國（魏）畫像磚三室墓兩座，隋唐模印畫磚墓一座。清水單墩子灘的三國墓棺蓋畫，表現了東王公、西王母娛樂升天圖，墨線流暢、內容古雅。總寨三奇堡三國墓畫像磚內有：騎馬、探親、引路、送殯、推車、羊群等彩繪畫磚，筆調概括簡練，事物特徵鮮明，用色以土紅、黑墨、純白等三色為主。這與丁家閘五號晉墓壁畫相似，人、馬、車、羊、衣飾畫法，基本上是一脈相傳，而丁家閘五號晉墓壁畫，除在色彩上增加了黃、綠、褐諸色外，並在給畫題材內容上更加廣泛，從神話故事到人們日常勞動，生活場景，都在畫壁上有所反映。這些墓室磚畫和壁畫的技法風格，恰與敦煌莫高窟的早期壁畫、酒泉文殊山的千佛洞壁畫，儘管內容題材有所不同，而技法風格，確是前後相承，如也一轍。證明河西走廊眾多石窟的開鑿，最早當始於前涼。雖然現在能見到的莫高窟題記最早為前秦建元二年，文殊山千佛侗已公認是北朝所作，但，早期洞窟因歲月流失，殘毀甚多，隋唐、五代、宋、元等又相繼補修重繪，古洞之面目多有改變而不可窺見其原貌。總之，酒泉古墓葬之畫像磚畫，始於魏晉，而文殊山石窟群的創造，根據本文考證當始於前涼太元，而墓葬壁畫與石窟壁畫之發展，同為十六國後期，昌盛於南北隋唐。這是由於佛道兩家的文化竟爭而形成的。文殊山的寺廟壁畫，同樣也是唐、元、宋、明、清，各代均有增續和發展，而昌盛之時，當屬隋唐五代。從1988年清理的果園鄉西溝隋唐墓的模印畫磚的技法風格來看，這種半浮雕式的主體人物和動物造型，除內容題材更加面向現實，技法更趨純熟外，其風格還與當時西亞波斯國的文化藝術風頗相類似。證明了隋唐之際，西亞文化藝術已在河西酒泉得到交流。因此，石窟寺廟藝術的發展，是與絲綢之路東西文化的交流，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殊山石窟寺廟的分布概況
根據筆者1956年春的初步調查，文殊山東部的山峽，古時稱為嘉峪山口，明、清以來，俗稱曰：“文殊山口”。進山口西南行，南北兩山夾道，約行一里許，路北側的山麓，又分為東西二溝，在東者為紅廟溝，俗稱前山，有佛寺、道觀二十餘院（座）；在西者為後山溝（溝國內又分為南、北、中三岔，中間一岔最長），有庵、觀、寺院五十餘院（座）。宮、觀、庵多為道教所建立，寺與廟多為佛教所奉祀，由於宋代以來，倡導儒、釋、道三教合一，所以信奉者不論道教的神、仙、天尊，還是佛教的佛祖、菩薩，都視為神靈，一概敬奉。總計文殊山的石窟寺廟等古建築群共有七十個余院。一百三十八座，合四百餘間，占地（山崖）約長2公里。其中：
（1）寺廟多數為三開間，少數為單間座，有前後殿式，有三層階梯式，四合頭式等；
（2）也包含有三層木樓六座（前山慧祠宮樓、清涼寺百子樓、魯班樓、太白樓、後山地母殿木樓和百子樓），二層木樓三座（後山雷祖殿南木樓，前山喇嘛寺大經堂之重檐大殿）；
（3）石窟共十八洞，前山紅廟溝有三洞：千佛洞、萬佛洞、太子寺洞（此洞無中心柱）。
後山溝有石窟十五洞（千佛洞、洪鈞洞、古佛洞等有中心方柱，又有觀言洞、文殊寺洞、白衣洞、救苦殿洞、南天門洞、百子樓洞、靈霄殿洞、十王殿洞、三清洞、三官殿洞、閃佛洞、地母殿洞），大部分為後期所鑿，只開圓窟和半圓窟，一般無中心方柱。另外，後山口東側，尚有早期所鑿之小佛龕四個，均已殘毀。其餘全部為磚土木結構的宮觀寺廟及木結構的亭台樓台閣，占絕對優勢。這和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相比，則是一大特色。
前山有高聳雄偉的魯班樓、太白樓、百子樓、大經堂，還有古老壯莊嚴的地母宮、華麗輝煌的太子寺等；後山建築規模較大，繪塑精彩的有地母殿、古佛洞大殿、翠雲宮、牛王宮、五龍宮、娘娘廟、靈宮殿、文殊殿、藥王宮、無量殿、洪鈞洞、成聖樓、救苦殿、南天門（有隧道）。百子樓、三官殿在中岔北坡，門前各有木架天橋，跨山溝而過。雷音寺位居後山溝之西盡頭，位置最高。古佛洞內，中心柱正面一尊大佛，結跏跌坐，壁畫為千佛，儀容肥圓如月；塑像 金碧輝煌，似為唐人所作。同行有《人民畫報》記者張吉年同志，他見多識廣，認為並非盛唐作品，當屬唐末五代時之巨製（張吉年同志，拍攝各寺照片最多，惜未見全登載）。千佛洞、牛王宮壁畫更是豐富多彩。由於當時時間緊迫，僅記其名目，繪其圖形，惜未能一一記其建造沿革、壁畫內容和特色。本擬以後再作考查，沒料想，人遭奇冤，山寺也遭到千餘年末曾有過的浩動，毀之殆盡。
待到撥亂反正，筆者再次來尋求，已是三十年後，只見後山一片殘跡，片瓦無存，只好望山興嘆，落得“可惜”二字。
文殊山石窟寺的修造者和供養經費之來源
文殊山藝術寶庫的修造者，歷來都是全縣各鄉村的農民、小手工業者和部分城市平民 及商號。文殊山寺，從典籍考證，應始於前涼。即從1956年當時所見到的壁畫、雕塑來看，上自北魏、北周，中經隋唐五代，下至宋、元、明、清各代都有增修、重修、補塑和重繪。民國時期也還有新建，繼續維修和繪塑，全縣各鄉村、各渠壩士庶百姓，在文殊山上都有各自地方募捐建置的地廟，各有僧、道“住持”，看守經理日常事務，各寺廟在各村也都有“會首”或香火地。藏民（舊稱番民）所建者，名曰喇嘛寺，以前山之大經堂為最大，清代即有喇嘛二、三百人住寺誦經。每逢節日，漢、藏、裕固、蒙古等各族人民，鹹來參加廟會，香菸繚繞、燈燭輝煌，眾僧、尼、道士，一片誦經念佛之聲，敲打鐘磬、木魚之樂。商號及飲食服務百業，，亦多前來集市，民間工藝，百戲雜耍，任選任購，自由交易。所以，每年廟會，都是與集市貿易相結合，甚是紅火熱鬧。並有九曲黃河燈會，晝夜演大戲，夜間觀燈，有的散在山頂上燒柏斗香，一面敬神出鬼沒求福禳災，一面又是“寓教於樂”的民眾文化活動，這一切，都是酒泉各渠壩、各鄉村的會首主持，人民資助開展的。
（1） 廟會收入：每逢節日廟會及每月朔望，民眾有來燒香拜佛、許願、祈福，丟香錢，上“布施”，供俸祀神禮物等。
（2） 修建該寺廟的渠壩、村民自籌的香火費每年秋收後，由會首籌辦運送到寺里。
（3） 有的寺廟，也有自已購置的一定數量的廟田，也叫“香火地”，由農民租種、納租，供給寺廟“養廉”。也有僧道自己種作少量土地以提供蔬食的。
（4） 若有補修寺廟、繪塑佛像的大宗費用，則由該寺僧道，自己去各州府縣深入城鄉募捐，名曰“給緣”，民眾中多數人都願意捐助禮佛，以修“來世”，願意化給者，名曰“善人”，或曰“信士弟子”，或捐錢，或捐糧，自願報捐，化緣者將姓名數字記在自己所帶的帳冊上。這個帳冊，名曰“緣簿”。化給了，就算結下了“善緣”，“功德無量”，將業廟修成，書寫在寺廟的匾額或碑碣上，以資表彰其功德。
文殊山寺的毀滅年代
文殊山寺，千餘年來，都一直是肅州酒泉縣地境，歸酒泉縣所管。解放前，各寺各歸其村社管理。1951年土地改革中為剷除封建迷信職業者，動員各寺僧、尼、道士，各回各鄉參加生產勞動，分了土地，結了婚。由此，山寺空虛，陷於無人管理，酒泉縣文化主管單位，主動接管了這一片文物古建築和藝術寶庫，進行了巡視管理和宣傳保護，並製作了文物標誌牌，掛置於明顯處，但縣上並未派專人進駐看管。1954年肅南縣成立時，少數民族代表爭要文殊山，當時的酒泉縣領導幹部，不知文殊山是酒泉的藝術寶庫，單純的認為是迷信活動場所，輕易的劃歸了肅南縣。接著，縣文化管理部門無可奈何的將山寺的保護管理工作也轉交給了肅南祁豐區的主管幹部（當時由文化館長馮明義和筆者，--文化科幹部前往面交）至1956年，酒泉縣文化科派筆者陪同《人民畫報》社記者張吉年同志，前往文殊山拍攝石窟寺藝術時，發現山上無人管理，有的寺廟住上了藏民，煙燻火燎，有幾處寺廟成了少數民族的羊圈，佛像損毀尚輕，畫壁之下半部被羊群拭得模糊不清。為此，筆者當時已意識到文殊山寺將有毀滅的危險，遂繪製了山寺分布詳圖，大小寺觀，無一遺漏。後經整理，遂 成為一張不可再得的文殊山全圖，藏之書夾中。四年之後（1960--1961）即面臨經濟困難時期，加之社會運動，祁豐區領導陷於癱瘓，山寺無人保護，遂發生拆廟的事件。所反映，後山百子樓，是一對青年男女，利用百子樓做新房結了婚，因用火不慎，引起火災，竟將一座古建築一火燒了，有的廟宇，據說被拆去修了山上的公房，有的被酒鋼某些工人拆掉，用汽車拉走了。有的寺廟，則是山里一位教師在運動中受整，為了自贖，領著學生用拔河的方法故意拉倒了的，這些僅是傳聞，未曾目睹。但山寺的毀滅，卻是鐵一般的事實。然而，地方領導致點頭默許，民眾誰敢去拆廟。千餘年的藝術寶剎，竟被少數愚味無知者，為了爭發國難財所毀於一旦，又有誰與之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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