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忠君國抗擊滿清
1644年，滿清入關，占據北京城後，又於順治二年（1645年）消滅了明朝遺臣擁立的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的弘光政權，於是有明室血統的明唐王朱聿鍵在福州稱帝，年號為“隆武”。隆武帝封鄭芝龍為建安伯，後加封平國公。鄭芝龍帶著當時21歲的鄭森去拜見皇帝謝恩，在會面中皇帝問起該如何救國，鄭森用南宋岳飛的話說：“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隆武帝很讚賞鄭森的對答，賜姓為明朝的國姓朱，改名為成功，並封忠孝伯，這也就是他俗稱國姓爺的由來。鄭成功22歲任南明隆武帝御營中軍都督。清順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清軍攻克福建，唐王隆武皇帝遇害，在清大學士洪承疇的招撫下，鄭成功的父親認為明朝氣數已盡，不顧鄭成功的反對，隻身北上向清朝朝廷投降。清軍在這時掠劫鄭家，鄭成功的母親田川氏為免受辱於清兵，切腹自盡。
“國讎家恨”之下，隆武二年十二月（1647年1月）鄭成功在烈嶼（小金門）起兵，旗幟上的稱號是“忠孝伯招討大將軍罪臣朱成功”。永曆三年（1649年）改奉南明永曆年號，永曆帝封他為延平郡王，故亦有稱其為鄭延平者。1651年到1652年在閩南小盈嶺、海澄（今龍海）等地取得3次重大勝利，殲滅駐閩清軍主力。後揮師北取浙江舟山，南破廣東揭陽。
順治十二年（1655年），清定遠大將軍濟度率兵約3萬入閩，會同駐閩清軍，進攻鄭軍。鄭成功利用清軍不善水戰的弱點，誘其出海作戰，次年四月將其水師殲滅於廈門圍頭海域。在起義後的16年間，鄭成功據地在現今小金門和廈門（當時為一小島，並沒有和大陸連在一起）一帶的小島，完全控制了海權，以和外國人做生意收集資金，籌備軍力，並且深入內陸廣設商業據點，收集許多有關清軍與朝廷的情報，曾經幾次起兵，也和清朝廷議和以爭取時間恢復兵力。期間，降清的鄭芝龍在清庭的要求下多次寫信給鄭成功招降，清帝亦曾下詔冊封鄭成功為靖海將軍海澄公，鄭成功堅辭不受；順治十四年（1657年），鄭芝龍與鄭成功私信被清廷截獲，以通敵罪流徙鄭芝龍於寧古塔。
順治十六年（1659年），清軍攻陷雲南省城，永曆帝危急。鄭成功與魯王的大將張煌言位牽制清兵，統率水陸軍17萬北伐，次年入長江，克瓜洲、鎮江，圍南京，並收復南京附近及安徽部分地區。鄭成功派張煌言去蕪湖，守住這個南京以西的沿江重鎮，鄭成功自己則帶兵進攻南京城。清朝鎮守南京的是兩江總督郎廷佐，此人非常狡猾，為拖延時間，等待援兵，便使了一個緩兵之計，假意要向鄭成功投降，使鄭成功放鬆了警惕，而暗中派人出城求援。七月二十三日拂曉，鄭成功的軍隊遭到清軍的襲擊，傷亡慘重。鄭成功率領餘部退回廈門根據地。鄭成功撤退後，張煌言在安徽獨木難支，也被清軍殺得大敗，化裝逃回浙江，安徽及南京附近的地方又被清軍占領。雖然在這次進攻中，鄭成功因輕敵而功敗垂成，但它動搖了清朝在東南的統治，也震動了北京清朝中央政府。
順治十七年（1660年），鄭成功在福建海門港（今龍海東）殲滅清朝福建總督李率泰和清將達素所率水師4萬餘人，軍威復振。
鄭成功最重要的盟友——晉王李定國若說鄭成功一生最大的遺憾，，莫過於與西南抗清領袖李定國的關係。
鄭成功的名字可謂家喻戶曉，當世知名度遠在李定國之上。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李定國是他生平最敬重之人，是他最親密的戰略盟友，還是他的至親“老親翁”，一個是南明的西寧王（後封晉王），一個是南明的延平王（後封潮王），地位和影響力尚在定國之下。（成功的侄女嫁給了定國長子，後來清兵大舉進攻雲貴，南明兵敗與丈夫一起被殺）
鄭成功生平最光輝的業績，不是收復台灣而是抗擊清兵，與李定國一個在雲南廣西，一個在東南沿海，頻頻給與清兵致命打擊，支撐南明政權長達二十年之久，堪稱擎天雙柱；逼迫清廷不得不做出讓步，為後來的“康熙之治”打下基礎。
他是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但不只是因為他收服台灣，更是因為他頑強抗擊清兵侵略，為南洋海外華人提供保護，創立“天地會”留下抗清火種，一直延續到數百年後的“同盟會”。
史學界論述李定國與鄭成功關係的文章不少，大多是從他倆都堅持抗清，戰績遠非其他抗清武裝所能比擬，而且又書信往返，締結為姻，故讚揚之詞充塞史著，仿佛二人都是忠貞於復明事業、共赴國難的佼佼者。
但是，就歷史事實而言，會師廣東的計畫是李定國制定的，在1653、1654年（順治十年、十一年）他夢寐以求的就是同鄭成功東西夾攻，邁出收復廣東、重整山河的第一步。然而，這只是定國一廂情願，鄭成功並不想這樣做。原因不是他看不到會師廣東是南明中興的關鍵一著，而是鄭成功把以他為首的鄭氏集團利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研究鄭成功起兵以後的整個經歷，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很有大志的人，在明、清對峙，國土分裂的情形下，他鑒於自身力量不夠強大，在政治影響上也無法同明、清兩個並存的政權爭奪民心（包括官紳），因此，他的策略是明、清兩方誰能讓他獨斷專行，或者說割地自雄，他就奉誰“正朔”。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的理想是做一個“縱橫而所之”的“鳳凰”，不願成為“檻阱之中”的“虎豹”。所以他會說出這樣的話：“清朝若能信兒，則為清人；果不信兒言，則為明臣而已。”總之，只能“遙奉”，不能“受制於人”。這就是他和後來的鄭經一貫提出的“比於高麗”的思想根源。
清廷多次招撫（鄭方稱為“和議”）之所以失敗，正是因為只給他高爵厚祿，決不答應給他以相對的獨立性。在這種條件下，鄭成功只能做一個“明臣”。同樣的道理，他的“始終為明”並不意味著他願意毫無保留地服從明朝廷的調遣，恪守臣節。在東南沿海，隆武帝遇難後，他“始終為唐”（張煌言語），對近在咫尺的魯監國以客禮相待，而且極力設法使原屬魯監國的兵將聽命於己。對永曆朝廷，他的內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希望奉永曆正朔的原大西、大順軍和其他抗清勢力能支撐下去，拖住清朝的大部分兵員，藉以減輕自己的壓力。另一方面，他是很有政治頭腦的，預見到如果應定國之約出動主力東西合擊，必勝無疑，隨之而來的是閩粵兵連一體、地成一片，遙相呼應的局面就要改觀。
鄭成功不會不考慮到自己的相對獨立性將受到很大限制，軍政大事要稟承於朝廷，否則就難逃僭越之議。更重要的是，自己在兵力、爵位和聲望上都略遜於李定國，加以李定國同永曆朝廷的關係比他更密切，這些因素必然在鄭成功的深謀遠慮之中。所以，無論李定國制定的戰略如何正確，也不管定國為了實現南明中興對他怎樣苦心相勸，鄭成功總像一根插在閩海地區的彈性鋼條一樣，外力的大小只能造成他左右搖晃的程度，最後還是我自巋然不動的南天一柱。明清之際最優秀的軍事家李定國的悲劇在於：出滇抗清前期遭到孫可望的嫉恨，無法在湖廣（今湖南、湖北）、江西戰場上施展雄才大略；中期寄厚望於鄭成功連兵粵、閩，會師北上，得到的回報是虛應故事，新會戰敗，喪師失地，南明中興從此無望，他所能做的只是效法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鄭成功對廣東潮州地區一直非常重視，這是鄭氏家族軍糧的主要來源地。鄭鴻逵和鄭成功多次進兵潮州原因就在於此。但他的意圖卻是希望把潮、惠地區據為自己的糧餉、兵員補給地，而在鄭軍和永曆朝廷之間最好是留下一片清方管轄區，打掉這座隔火牆對鄭氏集團不利。於是，他在李定國心急如焚的情況下，一味採取拖延推宕的策略。上面已經說過，李定國部署二次入廣戰役在半年前就已經把預定的會師日期通知了廣東義師，決不可能不通知指望在全局戰略中發揮關鍵作用的鄭成功。
四月間定國在高州派遣的使者到達廈門後，鄭成功正同清方“和談”，將使者軟禁。八月才派李景為使者來到定國軍中，定國的回信中說“茲不穀已駐興邑”（廣東新興縣），據為定國治病的陳舜系記載，他在八月十六日隨定國大營往廣、肇（新興屬肇慶府），可以證明這封信寫於八月十六日以後，信中所說“五月至今，所待貴爵相應耳”，是說他四月派出使者預料五月可得回音，不料等到八月，成功使者才姍姍來遲，帶來的訊息又不明確。定國的回信除了明顯地流露出不滿情緒，仍抱有會師的極大希望，“慎勿然諾浮沉，致貽耽閣。要知十月望後，恐無濟於機宜矣”，真可謂語重心長。
從《先王實錄》中得知，李景和定國使者攜帶覆信返抵廈門不遲於九月初三日，“藩得會師二書，即欲調兵南下勤王。以虜使在泉，令差暫住金門”。然而，他偏要拖過定國信中指定的十月望前（十五日以前）師期，到十月十九日才“遣師南下，與晉王（是時李定國尚未封晉王）等會師勤王。委左軍輔明侯林察為水陸總督，提調軍中一切機宜；委右軍閩安侯周瑞為水師統領”，率兵數萬、戰艦百隻，“克日南征”，同時派官員林雲瓊齎勤王師表詣行在，並持書會晉王等（定國時為安西王），書云：“季秋幸接尊使，讀翰教諒諒，修矛戟而奏膚功，大符夙願。……茲疊承大教，寧忍濡滯以自失事機？奈尊使到敝營時，值南風盛發，利於北伐而未利於南征。……即欲遣師南下，與貴部共取五羊，緣風信非時，未便發師。……茲屆孟冬，北風飆起，即令輔明侯林察、閩安侯周瑞等統領，揚帆東（？）指，雖愧非順昌旗幟，然勉效一臂之力。水師攻其三面，陸師盡其一網，則粵酋可不戰而擒矣。”
鄭成功這次出軍有幾點很值得注意。第一，鄭成功自起兵以來凡遇重大戰役都親臨指揮，這次入粵之戰對南明和清方都關係重大，西線是安西王李定國任主帥，給他的信中又反覆強調了會師廣東的戰略意義，如說“粵事諧而閩、浙、直爭傳一檄”，那么，他為什麼不肯親自統軍西上呢？惟一的解釋是他已有卸責於下的準備。第二，鄭成功在眾多將領中選擇林察出任水陸師正提督可謂獨具慧眼，永曆朝廷初立之時正是這位林察擁立紹武政權，大打內戰，這時讓他統軍接應永曆朝廷的主力在某種意義上確實是“最佳人選”。第三，鄭成功是一位久歷戎行的統帥，在給其弟世忠信中也說自己“用兵老矣”，何況鄭軍同清軍作戰時幾次因救援不及時而失城喪師，他當然明白“勝負之際，間不容髮”的道理，那么，他在九月初收到定國諄諄囑咐的十月十五日為鄭軍到達指定位置的信後，為什麼要拖到十九日才調集官兵“克日南征”呢？第四，鄭成功自上年就已知道李定國東西夾攻，一舉恢粵的計畫，其間定國還再三遣使催促他領兵接應。
在帆船時代里，海上航行受季候風影響較大，無疑是事實。但在這樣長的時間裡鄭成功沒有出兵決不能用“風信非時”來解釋，否則，鄭、李使者又怎么能往來海上？何況，上年（1653年）六月至八月鄭成功曾經率領舟師南下潮州、揭陽；下年（1655年）八月鄭成功又曾派舟師南下廣東，九月占領揭陽、普寧、澄海三縣，證明秋季並不是不可能南征。退一步說，順治十年（1653）李定國計畫次年東西合攻廣東之時，具有豐富海上經驗的鄭成功如有會師誠意，也應當把海上用兵的最佳時間通知李定國，以便定國確定東西會師打響的月日。明眼人不難看出鄭成功的態度曖昧。第五，最引人注意的是，鄭成功派出的援師行動極其緩慢，有大造聲勢之形，無實際作戰之心。
從清方檔案來看，十月初一日鄭成功發牌調集兵將，部署南征事宜；初四日他親臨銅山（今東山縣）視察兵丁、船工，“授輔明侯林察為正提督，閩安侯（周瑞）為副提督，管轄一百艘大船，派往廣東與西部賊兵會合”。十月二十二日，清廣東水師副將許龍報告，“上游有數百隻船集結，閩安侯周瑞、輔明侯林察有率兵南下之勢。蓋於二十三、二十四日起程，有言去碣石，有言去廣東”。十一月十九日，林察部泊於南澳紮營，“商議軍務”。銅山距南澳不過百里，鄭成功信中說“茲屆孟冬，北風飆起”，正值順風，一天可到。鄭成功十月初四日在銅山閱兵命將，一個半月之後才停泊南澳紮營商議什麼軍務。又過了一個星期即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林察等率領的舟師三百餘艘進至廣東海豐磡寨村（當即瞰下寨，在海豐縣南海濱）。十二月初五日，林察領船隻四百餘號、士卒三萬餘眾進抵平海所（今惠東縣平海）。同月十四日林察派出一隊白艚船駛抵大鵬所（與平海隔大亞灣）征輸村寨糧米，在這裡遇著了廣東沿海義師李萬榮、陳奇策的隊伍，據清方偵察，李萬榮曾以豬、酒犒勞鄭軍。十五日，林察等部乘船三百餘艘駛至佛堂門外（在虎門南面二百餘里處，距廣州四百餘里）。
上文已說過李定國在新會戰敗的日期是十二月十四日，也就是林察所遣部分船隻到大鵬所同李萬榮、陳奇策義師相遇的那一天。當時李萬榮等只知新會正在激戰，不可能知道定國敗退，幾乎可以肯定是由於他們的極力勸說，林察才在一天內即從平海進至佛門堂。大約幾天之後，他們必定從廣東義師處得到定國大軍戰敗急速西撤的訊息，在海面觀望了很長時間（其中必有派人向鄭成功請示之事），於順治十二年（1655年）五月返回廈門。
明、清雙方留下的檔案和記載都表明，鄭成功雖然派出了軍隊，卻沒有參戰意圖。清閩、粵兩省高級官員非常注意鄭軍動向，向朝廷報告林察等南下的日期和活動頗為詳細，卻沒有任何交戰之事內容，也就是說林察、周瑞部決不是遭到清軍阻擊不能早日到達定國指定位置；從十月初四日到十二月十四日磨蹭了兩個月零十天才駛抵平海，派出部分兵船去大鵬所村寨徵收糧食，而楊英記載林察、周瑞出兵時，他以戶科身分同忠振伯洪旭“照議”計發行糧十個月，可見也不是由於糧餉不足。剩下的惟一解釋就是鄭成功在命將時即已親授機宜：不可假戲真做。這一判斷不僅可以從上述鄭軍處處拖延時日上看出，從清方檔案和鄭方紀載中也找不到任何作戰痕跡，給人印象似乎是鄭成功組織了一次大規模南海旅遊，對組織這次改變明、清戰局的戰役的李定國採取了虛與委蛇的手段，後果是十分嚴重的。
《台灣外紀》卷四記林察、周瑞返回廈門後報告“舟師次虎頭門（即虎門），偵知李定國戰敗，梧州失守，不敢進兵，還師”。鄭成功玩弄權術，責備林察、周瑞等“勤王入援，君命原無俟駕，逗遛觀望而回，朝典何在？爾等合心畏避，當盡正罪”。隨即下令將周瑞“削職奪爵，解其兵柄，永不敘用”；林察等人降級有差。在給李定國的信里寫道：“客歲蘧使遙來，同仇同袍之訂，甚符夙心。用是敿乾敹胄，大集樓船，方刻程期，而敝員李景復以台命至，展讀再四，知殿下內急君父之憂，外切仇讎之痛；不佞恨不能征帆悠忽，直掃珠江，同挈故土以迎乘輿。詎意船師未到，而大師已先班回數日。有貴部官兵自粵來投者，細訊其故，蓋以驕兵致挫。勝負兵家之常，不足深憂。但敝船逗遛，既不能先期會師，又不能奮圖後援，實與有罪焉。已將水陸各將，審定功罪，乃知依違不前者，閩安侯周瑞，已重行捆責，革職閒住，乃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矣。……”
鄭成功對南征諸將的處理和復李定國書是大有講究的。1654年能否實現東西合擊，奏捷廣東，直接關係著永曆朝廷的前途，是非同小可的一次重大戰略行動。鄭成功作為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統帥決不至於看不到這一點。他的信中輕描淡寫地說“勝負兵家之常，不足深憂”，把關鍵性戰略意圖未能實現等同於一般戰役的勝負，可說是官樣文章。信中首先批評了李定國“驕兵致挫”，然後才談到自己的舟師“逗遛”、“依違不前”，意在把戰役失敗的主要責任歸咎於對方。我們不能說李定國沒有犯過驕傲輕敵的錯誤，但是新會戰役的失敗卻決不能說成是定國“驕兵致挫”。
在人員處理上，鄭成功治軍之嚴，在歷史上很著名，惟獨對這次對南明有決定命運意義的戰役中逗留不進的將領卻輕輕發落了事。林察是南征主將，鄭成功卻把“依違不前”的罪責加在副提督閩安侯周瑞頭上，原因是林察為鄭氏嫡系將領，周瑞原是魯監國將領，親疏之分顯而易見。順便說一下，鄭成功的跋扈自雄在致定國信中也有充分的表現。按明、清制度大將專征時皇帝授予的最大權力僅限於副將以下違反節制可以不經請旨以上方劍處斬。周瑞位居侯爵，成功信中說“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矣”，完全是一國之主的口氣。總之，南征之役無功而返是按照鄭成功自己的意志行事殆無疑義。
綜上所述，1653—1654年李定國策劃的廣東之役，是南明中興的最後一次機會。定國計畫的重點是聯絡鄭成功東西合擊，配合廣東各地義師首先全殲廣東清軍，再展宏圖。在這三股抗清力量中，李定國軍和廣東義師都是全力以赴的，只是由於鄭成功志不在此，終於功虧一簣。廣東義師為了實現定國的戰略意圖表現的積極性頗足稱讚。在定國新會戰役失敗之後負責聯絡廣東義師的明兩廣總督連城璧仍然為這一東西合擊戰略奔走呼號。他在1655年六月給永曆朝廷的奏疏中呼籲：“所望西師迅發，閩帆再揚，而臣與輔臣郭之奇一鼓再鼓，乘敵之疲，用我之壯，粵東不足平也。”次年（1656，順治十三年，永曆十年）七月，連城璧又在疏中說他聯絡的粵中義師“堅處海濱，……枕戈以待王師重來，與閩師期會，收前此未濟之功”。由於李定國在新會戰役中兵員器械損失較大，又急於趕赴安龍迎接永曆帝入滇，顧不上粵東戰場了。大好良機付之東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