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原籍福建省長樂縣。然而，他卻出生在浙江省永嘉縣（今溫州市）。他是否回過故鄉，他和故鄉有什麼關係，他的鄉情在其生活和創作中又有哪些表現和影響？由於他在1958年10月17日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翌日因飛機失事突然遇難殉職，生前未及一一談及。這些問題，我們和許多讀者一樣感到興趣，因而加以探索。
青年時代曾回故鄉
首先，要探索的是，鄭振鐸在青年時代是否回過故鄉？ 鄭振鐸雖然生長在溫州，後來升學到北京，從鐵路管理學校畢業後到了上海，長期在商務印書館工作，但是，他和故鄉親人卻是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並且回過故鄉。茅盾在1921年10月15日致啟明（周作人）的信中就曾提及“振鐸回鄉葬祖去了”（見《茅盾書信集》，文化藝術出版社1988年出版）。據研究鄭振鐸的專家陳福康博士考證，這次經福州到長樂葬祖的時間有一個多月。這裡的“回鄉葬祖”，自然是回到祖籍地長樂首占村老家了。1995年初冬，長樂首占村為紀念鄭振鐸徵集有關的文物，徵集到一件珍貴的資料———首占鄭氏殘缺的“訃告”，在一張八開紙上，尚能見到具名者共36人，其中有“緦服侄曾孫振鐸”等字樣，分析起來，這是鄭振鐸的曾伯祖或曾叔祖喪葬的“訃告”，這正印證了他有“回鄉葬祖”之行。另據首占鄭氏族親追憶，那個年代，首占“岱陽鄭氏宗祠”內懸掛有許多反映鄭氏先輩事跡的匾額和介紹，正中掛有明嘉靖名臣、刑部尚書鄭世威（1503－1584年）親書的“世培忠厚”的祖訓……這一切，使鄭振鐸對先輩的業績和可貴的品質有了更多的了解，對故鄉增添了深厚的感情。因此，他雖然長期在異鄉生活、學習、工作，但是，他卻始終是關心和熱愛故鄉的。
與故鄉人民心連心
1919年五四運動的訊息傳到福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福州，各校學生曾先後兩次集會聲援北京學生愛國運動，追悼被反動軍警毆打致死的北京大學閩籍學生郭欽光；在廈門，青年學生舉行集會示威遊行，後來又發展成為有各界人士參加的國民大會，憤怒聲討軍閥政府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五四的烈火，在八閩大地燃起，然而，日本帝國主義者卻先後派軍艦到廈門、福州，實行武裝威脅，在福州甚至開槍逞凶。在北京的鄭振鐸聞訊，就積極參加組織旅京福建省學生抗日聯合會，成為該會領導人之一。他參加編印《閩潮》，奔走呼號，聲援故鄉的反帝愛國運動，始終和故鄉的人民心連心。原籍福建長樂的著名作家冰心，當時就讀於北京協和女子大學預科，她就是在這次聲援活動中認識鄭振鐸的。時隔60年，冰心對他的愛國愛鄉熱情和感慨激昂的發言，還有深刻的印象。
熱情接待故鄉學子
鄭振鐸雖然長期在京滬一帶任職，但，凡是故鄉有人來訪，他總是熱情接待，並仔細了解故鄉的情況。由於歷史上長樂屬福州府轄，所以從概念上說，故鄉的範圍自然是比較大的。1939年夏天，福州一位文學青年———三山中學高中生陳洪海（“青青文藝社”社員），因為聽說暨南大學文學院在院長鄭振鐸主持下，教授陣容很強，他很想越級報考該院。經當時在福州供職的著名文學家郁達夫（1886－1945年）介紹，到上海去拜訪鄭振鐸，受到其熱情的接待。鄭振鐸看完介紹信之後，先了解郁達夫在福州的近況，接著又詳細問及：陳儀（1886－1949年）主持福建省政府有些什麼“措置”？省教育廳廳長鄭貞文（1891－1969年）在治理教育方面有哪些成績？因為那時正值鄭貞文進行本省教育改革，省立縣立學校停換教員校長的時候，他從報紙上已看到一些報導。他認為“鄭貞文也有鄭貞文的苦衷”，他特別關切地問：日本帝國主義者在福州橫行的表現、福州的建設、文化事業進展、故鄉失業人數和民眾生活的情況怎樣？……陳洪海介紹了有關情況之後，他感慨地說：“大概民國十七八年時代，福建人最來得樂觀！”最後，鄭振鐸說，曾在福建出版的一本文學雜誌上看到陳洪海的作品，頗為讚許。故鄉的文學青年往訪鄭振鐸，當然不止一個，黃駿霖先生在《憶西諦鄭師》（載《榕花》1981年第一期）一文中，也談及他在燕京大學求學和上海執教期間，受到這位“大同鄉”親切接待和關懷的情況。這些事例說明，鄭振鐸當時雖然沒有到福州，但對故鄉的情況卻有所了解，並且極為關切。當然，他對故鄉情況了解的渠道也是多方面的。
不忘故土鄉情深厚
鄭振鐸不忘自己祖輩生長的故土，還表現在他的鄉情上，他總是公開標明自己是福建長樂人，有時撰稿編書，還特意署上“長樂”二字，例如《清人雜劇初集跋》結尾時，就署“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本集印成，長樂鄭振鐸跋”他編的一本書名就是《長樂鄭氏匯印傳奇第一集》，在此書的序文後，也署名：“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長樂鄭振鐸序”，甚至在他的印章中，也使用“長樂西諦”。“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直至他遇難的前十天，在“最後一次講話”中，還說“我是生長在溫州的福建人”。
鄭振鐸雖然自幼生長在溫州，但因家庭生活環境關係，卻能說福州方言，他和家裡人日常談話都是用福州話。1931年冬，鄭振鐸在《紀念幾位今年逝去的友人》（載清華大學《文學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文中，提及他和胡也頻（1903－1931年）在上海會面的一些情況時寫道：“他和我見面的時候不少。他那生疏的福州話，常使我很感動，我雖生長在外鄉，但對本地的鄉談，打得似乎要比他高明些。”這就是說，他們二人雖然長期在外地，但是鄭振鐸的福州話，要比胡也頻說得好些。在飲食愛好方面，鄭振鐸也是保留著家鄉的特色，以富有家鄉風味的閩菜，招待文朋好友，顯然，這是鄭振鐸所感到自豪的。他宴請魯迅、冰心等人，席間吃的就是其母親親手烹調的福建菜。鄭振鐸還很喜歡福建的水仙花，曾把家鄉人送去的水仙花特意贈給魯迅。
鄉情流露在作品中
我們從鄭振鐸的文學作品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對故鄉感情之深。1926年，鄭振鐸到莫乾山避暑期間寫的散文《月夜之話》，通過月下乘涼的絮語，非常自然地流露出他對福州民歌的喜歡和讚賞。高夢旦先生向他介紹了三首福州民歌，他都一一抄錄下來，並把福州方言民歌譯成國語，加以解釋，通過自己的作品介紹給讀者，的確像《真鳥仔》這樣的福州民歌，“恐非‘非福州人’所能了解”，鄭振鐸因為懂得福州地區方言，才能夠把原意譯出。
1927年“四·一二”蔣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工農民眾和革命知識分子。鄭振鐸被迫遠走歐洲。他擷取了赴歐途中的一個生活片斷，寫了《海燕》。他憑藉對故鄉的了解，用工筆的手法描繪家鄉在萬物崢嶸、春意盎然的景象中，由南方回來的逗人喜愛的小燕子，任情地橫掠斜飛，飛倦了就返回一年前的舊巢安身。他寫道：“燕子歸來尋舊壘”，“這便是我們故鄉的小燕子，可愛活潑的小燕子。”在“離家是幾千里，離國是幾千里”的海路上，“不料卻見著我們的小燕子”。他從內心抒發了浪跡天涯的遊子對祖國和故鄉魂牽夢縈的思念之情。
綜上所述，鄭振鐸長期在異鄉，卻能夠鄉音不改，在生活、飲食、愛好等方面，保持福州的特色，甚至反映到其作品之中，不但是從其家庭長輩接受了影響，還因為他和閩中文化人士常有交往。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5月，他到商務印書館工作之後，得到該館編譯所所長高夢旦的賞識，並於1923年與其小女高君箴（蘊華）結婚，感情十分融洽。高夢旦（1870－1936年），原名鳳謙，常用筆名崇有，籍貫也是福建長樂，他是26歲才離開故鄉的，老家就在與鄭氏祖居地首占一田之隔的龍門鄉，這樣，鄭振鐸的一家仍然保持著家鄉的某些特色，也是很自然的。而高夢旦學識豐富，諳熟閩中民間文學、方言和風土人情，也使鄭振鐸得到不少教益。
還寫了《別了，我愛的中國》抒發了自己不捨離開祖國的情懷。
福州之行收穫巨大
新中國成立後，鄭振鐸曾回到福建。1954年春，他在文化部任職期間，參加“全國人民慰問人民解放軍代表團”於2月27日到達福州，慰問駐福建前線三軍。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他作為慰問總團代表之一，曾在前線某部大會上講話慰問駐軍並作過報告，以具體的事實，生動地說明了祖國在總路線照耀下四年來各方面建設的輝煌成就，給廣大指戰員以極大鼓舞；他和代表們登山越海，深入前線進行親切的慰問活動，受到指戰員的熱烈歡迎，在此期間，他還和文藝界人士舉行座談，進行了參觀活動。他對福建發展的大好形勢，有著很深的印象。3月4日，他在給友人劉哲民的信中寫道：“福州市面很繁榮，土特產不少，因為交通不大方便，有的東西便無法運到外面推銷。像漆的筷子，最為精良，但運到外邊的卻不是上等貨，紙張也很好，水果極多，將來當能大大交流也。”信中還提到“工作很忙，不能有時間寫信；但有些故事是應該寫出的，不知在什麼時候寫？回北京後，又要大忙，恐更不容易動筆了。”4月1日，他在信中又寫道：“這一月多的慰問，收穫甚大，或將寫幾篇文章出來，正在仔細打腹稿；不知能否寫好？”的確，他此行收穫很大，故鄉的山山水水，許多生動感人的事跡，在他腦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素材。然而，由於他返北京後公務繁忙，終未能及時動筆。1957年他又因公來福州，關心問及清道光年間福州才女李桂玉所作的長篇評話《榴花夢》收集的情況。這部巨著，全書360卷，483萬字，比《紅樓夢》長4倍，他親自查閱此書，建議由福建省文化廳，福建師大圖書館、福建省圖書館珍藏。令人惋惜的是，鄭振鐸雖然對故土情深，但終因身負重任，工作繁忙，對外文化交流又多，不僅在來福建慰問一個多月里，他以公務為重，未曾回過長樂首占。1957年來榕以後，也未能再回故鄉！
愛國愛鄉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事實說明，鄭振鐸對故鄉的感情很深，但這種鄉情並非出於狹隘的家鄉觀念，他不論到哪裡，總是積極投入於當地的愛國運動。他不論是在溫州、在北京，或者在上海，他總是和當地文化人士一起，提倡新文化，並且積極投入反帝鬥爭和抗日救亡運動。他雖然能講福州話，但與家鄉來訪的文學青年陳洪海等人談話時，卻是講“國語”（國語）。在上世紀30年代中期，他就主張“中國之知識界應一律說國語，如知識分子一直因循下去說他的方言，則國語永無普遍的一日。”顯然，他雖熱愛故鄉，但他總是從整體來考慮，把對祖國的愛擺在前面的。而他為祖國的早日富強而忘我工作的精神，永遠值得後人追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