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鄭孝胥前半生評傳《鄭孝胥前半生評傳》從一個文化精英從政、從戎、從商、從事外交活動的視角，評述其參與變法維新、督兵靖邊等，至1932年“落水”出任偽“滿洲國”總理大臣前的前半生。
目錄
序 忻平
徐臨江君是我第一批博士生之一。我對他的了解始於他讀碩士研究生時。印象最深的是他對專業的熱愛和刻苦治學的精神。這次徐君在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加工而成的專著出版，邀我作序，作為導師和朋友，謹就我對本書的了解略作一些說明。
關於本書之價值，我認為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做了史學界迄今為止尚無人做的一件事——釐清了鄭孝胥生平的基本情況。鄭孝胥晚年附逆落水，所以即使是史學界也無人願意涉及，因此對鄭孝胥的研究尤其是對他前期的研究在海內外都幾乎是一個空白。作者選擇鄭孝胥這樣一個極少有人問津的人物做研究，而且是從一個文化精英從政、從戎、從商、從事外交活動這一特殊視角進行透視，揭示了鄭孝胥與李鴻章、張之洞、盛宣懷、岑春煊、翁同穌、張謇等主要歷史人物的複雜關係，把鄭孝胥參與外交、變法維新、參與洋務、督兵靖邊、領導民間立憲運動的種種鮮為人知的活動展現在讀者面前，這對於揭示那個特殊年代歷史人物的複雜性、豐富性和生動性，對於了解鄭孝胥後半生的政治走向與生活軌跡，其意義都是不言而喻的。
另外，徐君把傳主和同時代的相關人物放在一起進行比較研究，顯示了作者比較廣闊的歷史視野。譬如徐君將鄭孝胥的日本觀，與同時代的黃遵憲、章太炎和孫中山所持有的日本觀進行比較，分別指出他們的日本觀所獨具的時代內涵；在論述鄭孝胥督兵靖邊時，將鄭孝胥和當時的兩廣總督岑春煊進行比較，指出鄭孝胥之所以能夠幾乎是兵不血刃地平靖積年戰亂的龍州邊地與他實行休養生息政策之間的必然聯繫；指出鄭孝胥採取的發展經濟生產和發展文化教育事業並舉，改造民生和改造民心並舉而輔之以武力威懾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措施與他所受的系統儒學教育、與內聖外王的文化精英觀念之間的必然聯繫。作者把鄭孝胥以休養生息為主、以武力威懾為輔的靖邊政策和岑春煊的窮兵黷武、嚴刑濫殺政策進行的比較分析，尤其發人深思。
談到本書特點，記得博士論文答辯會上就有老師稱讚徐君之文筆。我也有同感，試看徐君評說傳主日記的一段文字：
其意境之高潔，情調之雅致，行文之靈秀，直逼
蘇軾的《記承天寺夜遊》。所謂“不知身在何處”，其
實正是鄭孝胥最得意之處——作者整個身心已然物
化在張孝樣、蘇軾等先賢那纖塵不染的精神世界裡
了，與張孝祥《念奴嬌》之“不知今夕何夕”，與蘇東
坡《前赤壁賦》之“不知東方之既白”諸境界，實有異
曲同工之妙。
書中諸如此類的不少地方都能反映出作者比較深的中國傳統文化素養。又如，作者在行文中往往只用一兩句話評說傳主政略、武略與孫子兵法以及道家思想的淵源關係、評說林則徐與近代福建名人之關係、評說傳主少年壯志與杜甫“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精神的淵源關係、暗示傳主帶兵靖邊與曾國藩、王守仁的精神關係等等，大多數都能一語中的，顯得要言不煩。
書摘
近代福建人文薈萃的一個直接因素是近代教育事業的興旺發達。當地的土紳對家族成員教育之重視及其結果上文已經有所述及。除此之外，在福建為官的士紳也為福建自從朱熹大興教育事業所形成的尊師重教重道風氣所薰染，因而對福建的文化教育事業極為重視。根據方彥壽的《朱熹書院門人考》所記載與朱熹有關的書院達到67所。其中朱熹創辦的有4所在福建。朱熹講過學的書院共有47所，其中在福建的有16所。還有朱熹題過詞或者題過詩、題過匾額的書院共13所，在福建的有5所。在朱熹所創辦的4所書院中，朱熹的及門弟子共有276人。根據何綿山的統計，可以考證清楚的朱熹及門弟子共有511人。在宋元時期的福建，朱熹及其弟子的活動足跡到處可見。諸如書院、碑刻、題詞題詩題匾額、徒子徒孫事跡傳說，更是遍及於福建的城市鄉村。所以福建人以讀書為榮、以辦教育為神聖的觀念更是根深蒂固。根據鄭孝胥早年的日記，僅僅福州市區的書院就有鰲峰書院、越山書院、蒙泉山館、致用書隨、風池書院、蒼霞精舍等、其中最為著名的是鰲峰書院。
下面是應沈瑜慶之請寫於1892年4月20日的《夜識亭記》：
沈文肅公晚在金陵，常有退志，從容語僚屬曰：士君子之操行，惟以不貪為主，則所持者簡而易全，所取者淡而易置。以吾所見，當世功名之士，類皆嗜多務進，莫知所止，其於事為行止之間，坐是潰決而不竟，其出而不收者，眾矣。某之去江西，行李囊橐一如始來時，非矯以取名也，亦卿以檢制吾心使不得放云爾。見今世卿大夫家居，率得有園林亭榭之樂，使某遂得請歸，亦欲買小園，茸木為亭，植忍冬覆之，而取杜詩“不貪夜識金銀氣”之語，題之曰“夜識”，庶以粗完平生之意。然未幾薨於任，奉旨建祠於福州會城，因就烏石山許氏之濤園以為公祠。光緒十八年，叔子愛蒼於金陵以語孝胥，且曰：“濤園有隙地，將如先子言，茸亭其中，吾子其以為之記。”閩中偉人，道、鹹以來海內所推服者，林文忠公及公而已。文忠恢傑綜博，而公簡遠峭深，議者或疑視林為隘，其實不然。夫規模之闊狹，政視其人之意理耳。公
以不貪為旨，則於世俗所趨尚者遺棄不務，專以擴其堅剛之氣，茲乃所以成其大也。世之巨公，或縱濫無制，或紛擾無度，自謂宏廓，跡其所營者，裁取驚悅流俗耳目，斯不亦猥瑣也哉。味公“夜識”之義，其足愧夫日暮途遠鐘鳴漏盡之徒，又足以悟君子晚節“戒之在得”之道。昔楊億謂閩士輕狹，而章得象獨深厚有容，知為公輔器。今日輕狹之風蓋猶是也，學者必法公之不貪，乃可幾於章公之深厚，此則孝胥之持論，未知其果有合於公否也。忍冬藤《本草》亦曰金銀花，胥既為之記，仍篆書“夜識”二字遺愛蒼，以懸於亭。
與黃遵憲不同的是，鄭孝胥在日本似乎不像黃遵憲那樣注重考察日本的制度體制的變化。這大概是因為有些個性強悍，喜歡特立獨行的人在他們的潛意識層面上不大重視制度規則一類的東西。雖然鄭孝胥在日本由於身份的關係，還算是留心口本政局的變化，但是他對日本
明治維新成就的敏感，對日本明治維新後的政治制度的考察研究，比較他對中國聖教儒學的陶醉和痴迷卻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這雖然原因複雜，但是對制度維新的忽略，大概是他個性方面的原因之一。
下面這個例子可以很有趣地說明這一點。1892年8月9日，鄭孝胥記了一篇很長的日記。日記一開始，先是用了大約700多字的篇幅寫他讀《夢溪筆談》的摘錄和體悟。然後又用幾句話記錄他這一天讀到的《日本新聞》中日本政局變化的情況。對鄭孝胥而言，日本政局的這次變化不能算是小事，否則就不會在讀《夢溪筆談》時記上這一筆了。然後，鄭孝胥又去記錄他讀《夢溪筆談》的內容，這段文字大約長達1500多字。這一天，鄭孝胥記載他閱讀《夢溪筆談》的文字總量高達2200多個字，但是記錄到日本政局變化的內容卻只有寥寥幾行。通過這篇日記對政局和中國典籍孰輕孰重的態度，我們不難發現日本新政和中國傳統文化在鄭孝胥心目中的不同地位。
因為上述原因，鄭孝胥不像康有為、梁啓超們那樣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政治制度和行政體制的改革維新上，而是放在比較容易見成效的路政、軍政和學政上。
縱觀辛亥革命以前的鄭孝胥，軍政似乎對他一直具有不平常的意義。從人幕之前第一次面對張之洞談論日本以及西方現代常備軍的建設，到此後多次建言建立士官學校，制定陸軍章程以及作為湖北全省營務處總辦和武建軍監操官運用西方洋操的新式練兵，再到戊戌變法中向光緒皇帝面奏練兵強國，再到親自率領湖北新軍中的八營武建軍5000餘人鎮守西南邊疆，在中國政治風雲變幻十幾年的時間裡一直與軍政改革有著不解之緣。
到此為止，我們可以看到，在全國國會請願運動的推動下，在鄭孝胥周圍那些留學生和其他一些激進分子的影響下，鄭孝胥的思想正在悄悄地發生著變化。他不僅主張儘可能早地召開國會，而且主張“刪改列國完全之法度”。更為可貴的是，他主張由下議院決定上議院的制度，由法學專家研究各國的法律制度提請國會研究會會員討論，在充分“各表意見”的基礎上，“歸於一是”，形成草案。這已經很有點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味道了，雖然這個民主肯定是限制在“上等國民”範圍之內。
鄭孝胥關於預備立憲的目標進一步明確了，他就要通過種種領導手段使之變成預備立憲公會的目標。
6月27日，鄭孝胥經過一個月的準備後，為預備立憲公會擬定了一份致憲政編查館的電報，請求速開國會。
在這兩份致憲政編查館的電文和《速成國會草案》中，鄭孝胥都強調了召開國會的緊迫性。他所強調的主要理由只有一個，那就是，如果遲疑不決，或者故意拖延，那么“內憂外患”，“乘機並發”，內外敵人，將不會等待我們慢慢地準備立憲。對於這一點不僅鄭孝胥、湯壽潛、張謇他們看法一致，持有這種看法的在1908年就有十萬人左右，而且這個數字還只是在請願書上籤了名字的人數。
鄭孝胥起草的這些電文中請求速開國會的主張，通過京城官員們的傳播，特別是通過當時發行量已經很大的報紙的傳播，和當時正在興起的國會請願運動中要求速開國會的潮流交匯在一起，形成了1908年夏天國會請願運動的第一次高潮。同時，鄭孝胥和他的同道們的活動，也擴大了上海預備立憲公會在全國的影響。如前所述，預備立憲公會的核心人物之一雷奮，在國會請願運動中，在資政院的請求速外開國會提案活動中表現突出，在第一次資政院會議上發言176次，遠遠超過其他議員的發言次數。而且，雷奮“工於演說，對於院章及議事細則剖析毫芒，聞者稱善”。他發言之時，“態度極其從容，言論極其透徹，措詞極其清晰而且婉轉，等他發言之後，所有極難解決之間題，就得到一個結論，而付之表決了。因此，該院的議員，無論屬於民選的，欽派的，一提及雷奮，就異口同聲，表示欽佩”。這話雖然出自於雷奮的一個
朋友之口，但是考諸其他材料，此說基本屬實。另外一個預備立憲公會的核心人物在國會請願運動中大展身手的是孟昭常，孟昭常在資政院第一次常年會上的發言次數為61次，位列前十名之第七，任特任股員的次數則為第二。
第一，他們雖然都不同程度地對清政府的現行政策嚴重不滿，不斷地要求維新、改革，但是他們更加相信文化的力量，政府的力量，國家機器的力量。他們認為，如果這些力量在他們手上，改革就會沿著理性的方向發展。所以他們自始至終把目光盯在國家權力的最高層，只注
意運動最高權力機構中的核心人物，主觀地放大了朝廷和權要的能量，而忽視了作為國家現代化主體的中下層人民的地位和作用。從社會歷史觀的角度考察，他們認為，歷史基本上是一些英雄創造的或者說是聖賢精英創造的。在清末時期的中國，人民民眾只是一些被教育、被改造、被拯救的對象。叫他們只配被動地接受歷史，參與創造歷史的資格還不夠。
第二，這些人都是當時的社會貴族階層。他們絕大多數都通過科舉取得了相當高的社會地位。他們雖然也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為榮，但是他們總是把自己擺在天下人的精神導師的高貴地位。他們習慣於社會給予他們的尊貴地位，習慣於享受那種彬彬有禮、井然有序的精神生活。他們期望在他們這些人的教養下成長起一批又一批的社會棟樑，支撐起未來國家的大廈。他們所構想的理想社會是一個由文化精英作導引的社會。這既不是令他們擔驚受怕的極端專制的權力社會，也不是令他們感到極端恐懼的無知愚民肆行無忌的暴民社會（這些人對義和團的一致看法是暴民橫行，雖然他們大多數人對義和團的反帝表示同情，但是他們都堅決反對義和團的做法）。無論是改革還是建設，他們都希望在文化精英們設計好了的圖紙上有秩序地進行，有條不紊地進行。
第三，從所處的利益格局看，他們是當時社會道統和社會政統的最大受益群體之一。他們顯然不希望在他們看來沒有受過正統教育（雖然這個正統教育已經在深刻地變化著）的人來重新分配他們既得的精神資源。從鄭孝胥對躁進不已的林旭等維新派“新進人士”的鄙夷、批評和愛護，從他對親自資助留學日本的青年在日本的抗議活動的不滿、批評和愛護都可以看出這類文化精英對蔑視社會秩序的人（即使是受過很好教育的人）的矛盾情感。他們雖然在許多情況下能夠超越自己的物質利益，不受物質利益的誘惑，但是有時候卻很難超越他們自己精神領域的局限。這是文化精英面臨的最大問題。當認為屬於自己的精神領地受到挑戰的時候，他們往往是不能容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