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適

鄒原名仕恬,啟蒙時學名鄒伯驥,後因仰慕胡適的文學,定名為鄒適。 數年後,學有所成,回水頭就教於文源學校,與逕頭朱念民共事。 翌年,得到族中祖嘗的資助,到中山大學讀書,朱念民、黃觀雲二人也一同就讀。

簡介

原國民黨中央委員、廣東省參議員鄒適,系佛岡縣水頭區王田村人。生於1900年(清光緒二十六年),1980年1月在香港病逝,享年81歲。其父鄒國霄早年走北路(過去,本縣小商人隨身攜帶貨物到翁源、曲江等地販賣,稱為走北路。以水頭人為多)謀生,稍有積蓄後,在翁源壩仔開設就生棧,經營藥材洋貨生意,至解放前夕歇業。鄒原名仕恬,啟蒙時學名鄒伯驥,後因仰慕胡適的文學,定名為鄒適。鄒排行第四,族人尊稱為四叔。他性聰慧好學,弱冠時隨父到翁源就讀,拜老貢生包寶魯為師。鄒在包寶魯門下的第一篇作文則被批有“潖江巨擘”四字,可見他得到包老師的青睞,並非偶然。數年後,學有所成,回水頭就教於文源學校,與逕頭朱念民共事。兩人遂成為莫逆之交。翌年,得到族中祖嘗的資助,到中山大學讀書,朱念民、黃觀雲二人也一同就讀。其時,3人思想都很激進,相繼加入中國共產黨。鄒改名朴夫,朱改名冷夫,黃也有一個“夫”字名號,但已忘其全名,當時人稱“佛岡三夫”。他們頗致力於社會活動,相與發起組織“佛岡留省同學會”。在省留學的佛岡學生如劉禮復、劉健芸、范桂霞、范桂箋、廖鑒明等都是該會會員,共有20餘人。鄒、朱2人任理事,不斷地傳送進步書刊給各會員閱讀。中大畢業後,鄒被保送到蘇聯“孫文大學”(中山大學)深造,戴笠、蔣經國也在該校學習。鄒受託洛茨基學說的影響甚深,成為托洛茨基的信徒。回國後,向原配黃英多提出離婚,改與中大時同學羅麗梧結婚。其時正當國共分裂,國民黨認為鄒是共產黨員,傳令通緝。而共產黨卻目鄒為托派,被清除出黨。鄒走投無路,不敢露面且達二年之久,曾多次藏匿於廣州鄒有生家。可能因與戴笠、蔣經國有同學的微妙關係之故,為戴所羅致,發給純粹學生證,隸屬“藍衣社”組織,並加入中國國民黨,授職廣州市郵電局局長,掛中校銜。僅數年,鄒便升至國民黨中央委員兼廣東省參議員。

廣州淪陷後,隨省府遷至韶關。這時,鄒的公開職務是省參議,實質是中央派駐華南的特務總指揮,專搞日偽情報工作。當時朱冷夫公開職務為“粵桂區監稅督察”,黃觀雲任省府觀察員,同屬“藍衣社”一線。黃觀雲家屬仍在上海,因急於接眷,未經上級批准,便擅自經穗潛往上海。在穗碰到國民黨師長王質文,由王提供方便得以順利接眷返韶,黃王在穗會面情況為暗探攝入鏡頭,向上告發,以嚴重觸犯特務禁例,批示立即槍決。鄒與黃感情雖好,亦不敢代為說情。可見特務組織的紀律極為嚴明,雖至親好友亦無人情可講。據所知,在鄒的一生中,從無安插過任何親友在特務圈內,亦無提拔過任何親友在官海波濤中,想亦為此故。 本文來自佛岡線上網站

日寇投降前一年,鄒出任西江抗日游擊縱隊司令,授中將銜,總部設在蘆苞,對日偽打擊甚力,偽軍聞風走避,稱之為“高佬鄒”。此期間,他與北江游擊司令莫雄過從甚密,兩人極為投機,以兄弟相稱。莫曾勸他歸任佛岡縣長,鄒不答允,只推薦黃祥光、鄭鏡初2人為候選。

鄒自離開佛岡以後,從未返過家鄉一次,似乎對家鄉無甚感情,事實上他對親人的關懷卻頗具至情。早在20世紀30年代,鄒移居香港時,即接其母到港贍養,直至返穗定居,才送其母回鄉。其親侄華駿、華傑、華烈、華釗、華林等讀書學費,均全部由他負責,每年年初就派人全數送回,十餘年從無間斷。黃英多雖已離婚,仍留在鄒家不走,鄒對此頗受感動。六七十年代,多次托人輾轉捎帶衣物食品給黃。改革開放後,還按月郵寄港幣200元為黃的生活費。1985年黃病故時,又寄港幣3000元為殯殮費(鄒死後,均由其子女執行遺囑照辦)這些都是他對親人的關懷事實。

鄒在曲江時又與朱冷夫發起組織“佛岡旅韶同鄉會”,其宗旨系解決同鄉的糾紛和維護同鄉們的權益。當時日寇盤踞廣州,對外水陸交通斷絕,內地所需食鹽均由淡水運至龍門,然後由龍門挑運至湯塘,裝船北運韶關,發售到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在一次鹽運當中,駐軍為補充兵源,強拉潖江運鹽民夫80餘人。事情傳到同鄉會,鄒毫不猶豫地派崔百揚拿著他的名片到駐軍防地交涉,全部民夫很快獲得釋放,這是他為同鄉們辦的一件好事。廣州光復後,鄒返穗任行轅公署辦公室主任,將旅韶同鄉會遷穗易名“佛岡旅穗同鄉會”,繼續主持會務。當時黃汝新等幾個在知用中學讀書的同學,受到白色恐怖的威脅,行動不得自由,極為危險,黃汝新托人到同鄉會找到鄒適,討了一張名片作護符,才能過關脫難。在廣州,鄒還搞些商業投機,廣州四大酒家都有股份,在紅棉、廣州、蓮香等酒家樓上設有專房,專門接待客人,此中奧妙則非局外人可知,雖至親叔侄亦不許涉足其間。其公開的活動則是與袁美光、鄒葵等人合辦輪船數艘,取北江航道,來往於廣州曲江兩地,船上掛著“適記”招牌,各地大天二(土匪、惡棍之流)不敢動其毫毛。顯示出他控制黑社會的力量還是相當大的。船上執事多用戚友充當,如鄒君華、林四、鄒君孟等人都曾做過船上的帳房,其照顧親人只此而已。

廣州解放前夕,莫雄大義凜然地起義回響南下大軍,對徹底解放廣東的革命事業起到很大的助成作用。此事對鄒的心理衝擊極為震動,此後在港蝸居30餘年並非無因。鄒於1949年避居香港。初到時,不知是由於生活條件問題或者政治失敗的原因,曾懸掛針灸醫師招牌為別人針灸治病約一年多。後在香港大同中學任教至1978年。據熟悉他的人士說,幾十年來,他有沒有和台灣人士接觸,不得而知,但從未見他去過台灣。他全家十多口人,全部轉入英國國籍,所培養出來的四子一女,連四個媳婦合計,除大媳婦系護士外,其餘8人均在教育界供職,無一人去台灣做事的。從多方面的事實來看,晚年的鄒適似已厭倦於宦海浮沉了。儘管鄒適一生所走過的道路是曲折的,神秘的,甚至是不可捉摸的,心理上充滿了矛盾,不能自解,但他對於抗日救國的立場,卻始終沒有動搖過,這是值得嘉許的。至於對母妻侄等的關懷,對被害鄉親的救護,對革命後輩的保護,還是可以稱讚的。

附記:鄒前妻黃英多,育子女二,長榕華,適本縣東壁村鍾姓。次有帶,早夭,幼字黃君平。鄒與黃在港相逢仍以翁婿稱。

後妻羅麗梧,鄒的中大同學。育四子一女,先鄒二年卒。其次子華正,在“劍橋”大學獲碩士學位,早年移居加拿大,在某英文大學語言系任教授。曾於1984年1985年回北京講學兩次,於1986年末在加拿大以肝癌病故。長子華藻,畢業於“台大”,卻回香港任教。三子華堅,四子華成,女蒲玲,均獻身教育事業,在港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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