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大鵬[原政務院情報總署署長]](/img/3/c2f/nBnauM3X3IzN0kjMzMjN0ETN1UTM1QDN5MjM5ADMwAjMwUzLzYzLxY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鄒大鵬[原政務院情報總署署長]")
人物簡介
1945年，鄒大鵬（左2）鄒大鵬（1909—1967），遼寧遼陽縣首山鎮後三塊石村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中央晉綏分局處長、中共中央東北局社會部第二部長、長春特別市市長、中共中央社會部秘書長。建國後，歷任政務院情報總署署長、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副主任、對外友協副會長。是第二、三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四屆全國政協常委。
鄒大鵬青年時代即投身於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他積極從事學運工作。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他在北滿一帶深入民眾，組織進步力量，建立並發展進步組織，參與組織領導了哈爾濱著名的反日築路運動。1936年後，他在白區複雜的鬥爭環境下，建立了從陝北到華北敵占區的秘密交通線，為安全護送中央負責同志出入做出了特殊貢獻。
抗日戰爭期間，他積極努力建立晉綏膠東地區的地下組織，為開闢平津和東北地區的情報聯絡工作，做出了重大貢獻。日本投降不久，鄒大鵬帶電台從膠東渡海，首先進入東北與黨中央建立了聯繫，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讚賞。與此同時，他在東北組織收繳敵偽武器物資，擴大發展人民武裝，建立地方政權和發展黨的工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不畏艱險，兩次深入虎穴，取得了重要情報，對我軍解放東北起到了有力的配合作用。1948年長春解放後任長春特別市市長。
建國後，鄒大鵬擔任政務院情報總署署長、中央軍委聯絡部部長等職務。“文革”期間，鄒大鵬遭到林彪、“四人幫”的殘酷迫害，於1967年4月不幸逝世。
1979年2月，黨中央為鄒大鵬平反昭雪，恢復名譽。1979年8月27日在北京市政協禮堂，為鄒大鵬召開了追悼會，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挺進東北
1945年2月，蘇、美、英三國首腦舉行雅爾達高峰會議，蘇聯和國民黨政府制定《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一致達成共識：東北在蘇軍撤出後只能由國民黨接管。根據這個協定，中國共產黨和他所領導的軍隊不但不能對日軍受降，也不能接受蘇方援助，連能否進入東北都成了很大的疑問。
緊急關頭，中央迅速命令正在膠東的鄒大鵬組成“臨時東北工作委員會”，鄒任書記，呂其恩、於克、柳運光、程光烈為委員，帶領一百多名情報、城工幹部和一支精幹的武裝部隊，攜帶電台，於1945年8月26日跨海東征，立即從煙臺衝破美軍海上重重封鎖，強渡渤海，率先從遼東莊河縣登入，摧毀敵偽警察部隊和偽政權，並與蘇聯紅軍建立了聯繫。站穩腳跟後，經過深入調查，向中央發電，系統、詳細地報告了解放莊河縣一帶的經過和了解到的東北的情況。當時蘇軍只占領大城市和鐵路沿線，其他廣大地區仍由日偽掌握。漢奸、土匪猖獗，社會情況混亂，廣大人民在水深火熱中渴望解放。雖然雅爾達會議限定將來東北地區由蔣介石接管，但國民黨鞭長莫及，其軍事、政治力量短期絕難到達，蘇聯紅軍在東北對我方的活動採取默認的態度，並給予積極的幫助。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正是我方乘虛而入、開發東北的大好良機。這些重要的情況和建議反映到延安後，引起中央的特別重視。根據鄒大鵬及其他各方面反映的東北的情況和全國的形勢，經過慎重研究，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重要戰略方針，對原先的部署進行了調整,決定抓緊千載難逢之機，以疾雷閃電之勢挺進東北，要建立背靠蘇聯、連線蒙古的強大根據地。1945年9月15日中央決定成立以彭真為書記的中共中央東北局。陸續派出部隊30萬，幹部兩萬多，包括中央委員20人、候補中央委員10人，分頭進入東北。並令林彪轉赴東北統一領導東北的軍事工作，成立了東北軍區。在國民黨主力到達之前，早已雄據東北，形成以逸待勞、請君入甕之勢，取得了完全的主動。
圖冊鄒大鵬及其“東北工作委員會”是我黨首先突破雅爾達會議在東北所劃“禁區”的先遣隊，他的電台也是最早進入東北的電台，他反映的情況對中央這次重大戰略決策的調整起了重要的、決定性的參考作用，因而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高度讚揚。
再試牛刀
1945年9月成立中共中央東北局社會部。鄒大鵬任第二部長，分管情報工作，先後充實了幹部，健全了機構，逐步發展了敵區情報組織，陸續取得重大成就。
東北社會部成立不久，鄒大鵬便派重要情報幹部田琛秘密進入長春，在敵人統治下主持和部署情報工作。他選派白山、田羽利用偽滿軍校時一些同學、師生關係打入駐防長春的敵軍第四縱隊。經過考察，又吸收了楊元甲、解德全、齊振等參加工作，潛伏在敵軍城防主力第二縱隊的司令部參謀處。1946年初我軍決定在蔣正規軍尚未到達前解放長春。鄒大鵬早就布置了田琛抓緊蒐集了不少敵軍動向和城防情報，要他們按所掌握的資料繪製成《長春防守部署要圖》，將敵防區劃分、陣地布置、防守重點、火力配備等，一一標記清楚。鄒大鵬因解放長春事關重大，為萬無一失，以高度負責的精神，在敵區情報人員的掩護下，親自化裝潛入長春，把有關的情況和材料，就地進行了解、核對，現場視察後，將情報安全帶回哈爾濱，報送東北局和軍區領導。根據所提供的情報，4月14日東北解放軍一舉解放長春，全殲守敵兩萬多，繳獲大量裝備、武器彈藥。這是我軍進入東北以來取得的一次重大勝利。對蔣軍打擊沉重，對我軍民是極大的鼓舞。“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第一次解放長春戰役能速戰速決，取得輝煌的戰績，主要得益於事先取得準確而詳細的情報。為配合戰爭，鄒大鵬在緊要關頭，不顧個人安危，深入虎穴，冒險犯難，充分表現了一個情報工作者大無畏的氣魄。這次情報工作受到表揚，鄒大鵬被任命為長春特別市市長。
1947年10月，遼南形勢很好，但戰略要地營口尚未解放，我遼南軍區部隊曾強攻不下。東北社會部和大連社會部經研究決定，對該市駐軍主力、敵暫編58師師長王家善進行策反，任務主要由遼南站情報站長石迪執行。第一次解放長春後，石在俘虜中物色一名政治條件較好的少校參謀廉政，經鄒大鵬談話教育派回暫編58師，因與王家善有師生關係，被任命為中校作戰科長。廉政發展了幾個關係，建立了情報小組，通過與王接觸，施加影響，對促使王起義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王家善因受國民黨的歧視和鉗制，早有不滿情緒。經過反覆做工作，王決定棄暗投明。1948年2月23日我方派遼南軍區司令吳瑞林和大連社會部副部長馬次清、石迪與王部代表在大石橋進行了正式談判，達成協定，於25日率部八千餘人宣布起義，營口和平解放，逮捕了52軍少將副軍長鄭明新、營口市市長袁鴻奎、交警縱隊隊長李安及警察官員38人，協助我軍消滅交警縱隊3000多人，對東北戰局有相當的震動。
幕後決戰
1947年底，中國內戰進入決戰階段，並從東北開始。
大決戰必須有情報工作的有力配合。鄒大鵬在東北社會部所確定情報工作方針是：“長期內線，精幹隱蔽，以內線為取得情報的主要手段，以配合解放戰爭取得軍政戰略情報為主要目的。”因為有正確的指導思想和明確的目標，工作發展很快。到1948年已經形成基本能控制東北全局的情報網，對蔣軍在東北的幾個兵團的情況和動向都很清楚，情報準確、迅速，有時敵人的布置還沒有下達，我方的對應措施已經布置下去，取得了戰場上完全的主動權。
錦州戰役後，東北戰局急轉直下，瀋陽的衛立煌已是惶惶不可終日。中央考慮瀋陽是歷史名城，工業基礎好，下令必須和平解放，以減少破壞。這項重大任務主要交給了東北社會部。鄒大鵬預見到瀋陽工作的重要性，早就把一個擔任策反任務的重要內線情報人員王鳳起派到瀋陽。王是遼寧人，黃埔軍校畢業，少將軍銜，有正義感，陳誠任東北行轅主任時，他任行轅高參。王的夫人富平是閻寶航和高崇民的好友，到東北後夫婦私下到哈爾濱探望高崇民，經高介紹給鄒大鵬，鄒親自接待，談話教育，面授機宜。王接受任務回瀋陽後，首先發展了黃埔同學秦祥征，幫助秦通過王的朋友關係擔任了蔣軍新建的瀋陽守備第二總隊總隊長，王擔任了副總隊長兼參謀長，牢牢掌握了這個師級建制的部隊。王又爭取了53師師長許庚揚。王了解到5 3軍副軍長趙國屏尚持猶豫觀望態度，由鄒大鵬派趙的世交、中學同學李述笥帶著呂正操、於毅夫的親筆信去找他，勸他伺機起義，趙也欣然同意。
鄒大鵬又通過高崇民爭取了高的舊友、回到東北的國民黨接收人員、軍統局少將設計委員、東北鐵路警察局局長王化一，遼寧糧食管理局兼東北剿總糧食管理委員會副主任胡聖一，他們也很痛快地表示願與共產黨合作。王化一還通過朋友關係爭取了國民黨116師師長劉德裕、130師師長王里寰、東北剿總軍法處執行分監部中將主任趙毅。胡聖一爭取了國民黨新編東北騎兵軍軍長王照琨。在瀋陽解放前夕，王、胡成立了“和平解放瀋陽委員會”，秘密召集同意與我方合作的主要將領邱立亭、趙毅、王里寰、劉德裕、許賡揚、秦祥征、張如彬(301師師長)等開會，商定大家共同為和平解放瀋陽而努力，並討論了活捉衛立煌等軍事首腦的問題。準備在10月30日衛立煌召開軍政首腦緊急會議時，由王鳳起率部採取“武裝逼宮” 的辦法，迫令衛宣布守軍全部起義。不料秦祥征大發“善心”，很快把扣衛的計畫告訴了好朋友、瀋陽市長董文琦，要他和大家一同脫離蔣幫，立功受獎。沒有想到董老奸巨猾，徉裝高興，滿口答應，轉身就去告訴了衛立煌。衛見大禍臨頭，和董倉皇跑到機場，坐最後一架飛機溜之大吉。10月31日解放軍兵不血刃進入了瀋陽，王鳳起、趙國屏、許庚揚等在鄒大鵬的安排下同進城解放軍接上頭，命所有國民黨軍隊放下武器，開赴指定地點待命。東北社會部在各方面配合下，終於勝利完成了黨中央交給的和平解放瀋陽的重大任務。
東北大決戰的勝利，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三大戰役的開端，大大加速了蔣介石反動統治的滅亡。鄒大鵬領導的東北社會部的情報工作對配合東北大決戰、和平解放瀋陽起了重大作用。劉亞樓對東北的情報工作一直備加讚揚。東北大決戰取得勝利後，連心高氣傲的林彪也不得不帶著欽佩的口氣，特别致電給中央社會部李克農，對東北社會部及時、有效的情報和策反工作表示了衷心的感謝。
解放戰爭時期的鄒大鵬對外情報
解放戰爭初期，根據當時的形勢，鄒大鵬預見到解放戰爭的勝利所需時間不會很長，對以美帝國主義為主要目標的國外情報工作必須早做考慮。向中央社會部提出有關的建議，經同意後，1946年1月派吳誠去大連建立市委社會部(又名大連情報局，後遷至天津，改為天津情報局)，派馮鉉去任部長，馬次青、吳誠任副部長，繼而又派去柳峰、侯洛等領導骨幹，並集中了一批精幹的、有對外工作條件的幹部，把開展國外情報工作列為該部主要任務，該部成立後，廣泛物色了一批適合外派的幹部和外國人，進行秘密個別培訓，並抓緊利用當時大量遣僑的機會，陸續派出。並經調查研究，運用迂迴曲折的辦法，繞過第三國，通過各種合法、非法的多種途徑，打破了美蔣海上的嚴密封鎖，開闢了多條海上和陸地交通線，打通了對國外情報關係的交通聯絡，從而在重要目標國家和地區初步建成了有領導、有骨幹、有深入敵人內部的情報員、有通信聯絡、很配套、很完整的情報組織。由於鄒大鵬的政治遠見和得力的組織領導，在東北亞方面的國外工作開展得最早，也取得很好的情報效果。周恩來在有關會議上，曾不只一次地肯定了他們走在了前面，要其他方向的工作也要向他們看齊。
第一屆政協會議東北解放區的全體代表全國解放前夕，鄒大鵬調到中央，協助李克農充分利用沿海和邊沿地區的有利條件，建立了各地情治單位，全面推動了國外情報工作的開展。
國外情報工作的開展，首先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對在朝美軍的番號、駐地、部署都獲得過重要情報。 1951年，因為日、美反動派對日共進行整肅，日共領袖崗野進和德田球一的人身安全處於極危險之中。中共中央承擔國際主義神聖義務，決定幫助兩位日共領袖經秘密途徑來華，加以保護。這時中央情報機關已改成了軍委聯絡部，中央便將這一非常重要而艱巨的任務交給了軍委聯絡部。由於日美的嚴密封鎖、他們又是經常拋頭露面的公開活動的著名人物，使偷渡的難度非常大。但事關重大，為萬無一失，經鄒大鵬與天津聯絡局領導馬次青、吳誠等同志多次精心研究、周密布置，克服許多困難，迂迴曲折，經過秘密交通線各個環節的巧妙掩護和對接，終於勝利完成了這項特別重大的任務。中央軍委給具體經辦此事的主要領導馬次青、吳誠兩位局長記了大功，中央軍委聯絡部又為負責具體工作的潘清平、石志純等9人記了大功，中央領導同志周恩來、朱德、聶榮臻還分別寫信祝賀、題詞表揚。鄒大鵬和地方領導專門召開慶功大會，給大家極大的鼓舞。
新中國成立後，陸續和許多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國外情報工作有了更廣泛的發展，為保衛社會主義祖國、配合國際鬥爭做出了許多重要貢獻。但在國內戰爭時期便高瞻遠矚、披荊斬棘，最早著手開展國外情報工作，有所突破，獲得重大成績的領導同志是鄒大鵬。但他有功不居，從來不自我表白。而且不斷提醒有關同志，不要吃老本，要跟上形勢繼續發展，爭取突破制高點，攀登最高峰。
鄒大鵬、王蘊華夫婦與收養的2個烈士遺孤。含冤自殺
鄒大鵬清高自愛，剛強正直，不肯和不正派的作風同流合污，在王明“左傾”路線時被開除黨籍，“文革”中又被康生打成“大特務”。
1931年鄒任共青團北滿特委書記時期，王明推行的“左傾”路線，批評鄒大鵬右傾，先撤職，後開除黨籍。據在東北長期和他一起工作的原中紀委常務書記韓光同志證明：“鄒在東北地下工作時，對立三路線和後來清算立三路線的一些作法有牴觸情緒，但工作一直是積極努力的，勇敢堅決的。鄒1931年清算立三路線鬥爭中被開除黨籍，是王明‘左傾’路線執行宗派主義、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結果，王明左傾路線的作法，早已被認定是錯誤的。鄒與黨失掉關係後仍然積極為黨工作，先後參與鄧鐵梅和馬占山的抗日義勇軍活動，宣傳黨的主張，努力從事抗日鬥爭，做了不少革命工作。縱觀他的全部工作、全部歷史，應考慮恢復他的黨籍，從1926年算起。”1945年5月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也明確指出：在王明“左傾”路線時，“一切被錯誤地處罰了的同志，應該根據情況撤消這種處分，得到昭雪，恢復黨籍。”但是這個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
鄒大鵬在“文革”中又被康生和他的追隨者打成“大特務”。康生1946年離開中央社會部，去了山東。1948 年中央任命李克農任中央社會部部長，1949年鄒大鵬從東北調回中央社會部任秘書長。
康生離開中央社會部並非自願，而且是很不甘心的。後來中央社會部幾經變遷，改為中共中央調查部。“文革”期間，康擔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聲勢顯赫，極力利用職權，插手部里的事務，一再流露要重新控制這個部的強烈欲望。“文革”初期，部長孔原作為“走資派”被揪出來後，其他副部長靠邊站，周總理指定鄒大鵬任部業務領導組負責人。康生認為必須首先排除這個“障礙”，說他是“東北反革命叛黨集團”“高老莊”(指曾任法務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高崇民，被誣陷為東北反革命叛黨集團的領導人)的重要成員，一面開大會批鬥，同時於1967年4月28日的深夜，康生親自打電話給鄒大鵬，追問他的歷史問題和“反革命叛黨集團”關係，長達一個多鐘頭，逼得鄒大鵬夫妻雙雙自殺身亡。
鄒大鵬夫婦的問題是由康生等製造的、是原中央調查部最悲慘的頭號大冤案。在中央決定為“文革”中被迫害的老同志平反前，1975年8月還給他寫了一個“結論”，由康生批准，保留了五條政治尾巴。
1979年2月，中共中央在政協大禮堂為被迫害致死的鄒大鵬、吳溉之等五位老同志補開追悼會，由李先念主持，胡耀邦致悼詞，宣布給他們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