邳州大墩子文化遺址

那時，我國考古學還不發達，儘管史學界不同意此說，然而找不出地下文物的依據。 它與山東大汶口出土的文物一致，都體現出東夷文化的特徵。 的關係就不明確了，缺少黃帝族與東夷族文化的紐帶關係。

邳州像只展翅翱翔的雄鷹。肥沃的土地養育著163萬人民。稻麥瓜蔬銀杏苔乾聞名世界，山青水秀，鳥語花香，誰不熱愛這塊土地！
你可知道？6000年前邳州祖先就在這裡創造著中華民族的文明！
我們國家，有文字記載號稱5000年 歷史 。可 法國 考古家 摩爾 根，卻說我國文 明史 是從商代開始的。那時，我國考古學還不發達，儘管史學界不同意此說，然而找不出地下文物的依據。1920年我國考古學家在河南澠池縣仰韶村首次發現了新石器晚期遺址，出土了大量紅陶、彩陶、骨針、石斧以及繪著各種牛、羊、人形的生產和生活器具，這些地下文物經過鑑定，為 黃帝 族 文化 ，距今約6000年。有力地撥正了 摩爾 根對我國文 明史 3000年的錯誤結論。此後考古學家相繼在西安半坡村、山西西陰村、武功縣趙村等地發現了與仰韶同期的 古文化 遺址上千處，考古界把這些統稱為仰韶 文化 。
1928年在山東龍山城子崖、廟底溝等地又發現了4000年前的黑陶，這為夏代 文化 。它與山東大汶口出土的文物一致，都體現出東夷文化的特徵。1951年在江蘇淮安青蓮岡發現 古文化 遺址，出土的文物不同於仰韶 黃帝 族文化，也有異於龍山東夷族文化，距今約5800年左右，從時間上填補了 黃帝 時代到夏代的時間空白。文物特點，介於黃帝族文化和東夷族文化之間，具有仰韶文化向龍山文化過渡的雙重特徵。但是用它來分析魯南與蘇北 古文化 的關係就不明確了，缺少黃帝族與東夷族文化的紐帶關係。同年，在邳北戴莊鄉劉林子發現一處新石器晚期遺址，出土的石斧、石鏟等文物，勾畫出了5000年前社會基本面貌，反映父系氏族階段和私有制萌芽狀況。由於文物單純，表現的社會階段短暫，分析黃帝族和東夷族文化關係也不全面系統。1960年在邳北四戶鎮竹園村東一里許發現大墩子古文化遺址，這是個方圓80餘畝的小土丘，高4.5米。從1960年到1976年南京博物院、南京大學和廈門大學考古隊先後三次前來發掘，挖掘墓葬554座，獲得6000餘件器物，經測定為距今4500年～6000年之間。全面反映了遠古先民各時期社會狀況和發展脈絡，不僅是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之間文化關係的依據，對分析蘇北和魯南的黃帝族文化與東夷族文化關係更起到戶樞作用。考古界稱之為中原文物寶庫。
大墩子遺址古文化堆積層厚達5米，分上中下三層。下層為青蓮岡期。出土文物以夾沙紅陶和泥質紅陶為主，有少量單色彩陶，全是手工製品，器型簡單，缽為平底。還有石斧、石 匕首 、骨針、魚形標、鹿角鐮、石鎬、骨鏃等；出土大量牛、羊、豬、狗、鹿、雉的遺骸，狗的遺骸最多，並用整狗作殉葬品。這說明早期母系氏族時期，農業、漁獵生產已見端倪。另有兩種藝術品特別引人注目，一是出土一隻伏窩生蛋的陶雞模型，雞的形狀與現代雞形相差不遠；二是出土三件陶房模型，陶房有圓有方，正面有門，兩側有窗，戧脊出檐，與山西趙村出土的半穴式凸字形房屋相比有明顯進步，又別於東夷高腳樓不砌牆的風格。更奇特的是屋頂四面坡壁用淺線刻出狗的形體，這是黃帝族文化罕見的。中層為劉林期。這一層葬墓中出土的陶器仍以夾沙紅陶為主，其次為泥質黑陶和泥質紅陶，有少量彩陶，陶器造型比下層的均勻，手工制坯後用慢輪修整。表現為向龍山文化發展的一個過渡，對研究蘇北同魯南古文化關係有重要作用。上層為花廳期(新沂市花廳古文化遺址)。這一層彩陶居多，其中帶角狀把手三足小口罐，從中層過渡而來，與花廳出土的實足規相同。這層出土的彩陶可分兩類：其一施白底繪紅黑二彩，或施紅底繪黑白二彩，皆三色組成，圖案美觀，器形和彩繪風格與中原廟底溝類型的仰韶彩陶極為相似，甚至完全相同。另一類施紅底，繪黑色直線和曲線，表現出濃厚的地方色彩，並有東夷族網紋圖案，具有夷族文化風格烙印。
墓葬以豬、狗隨葬為主，墓主人仰身直肢，頭向西北，頭上方放狗或豬；也有用人殉葬現象，為中國最早的人殉葬例。以狗隨葬為東夷族的葬俗，人殉則是黃帝族的習俗，大墩子先民兼而有之。隨葬品有多有少，多的達100多件，少的僅兩三件，貧富現象相當明。葬品中特別的是出現大陶尊(劉林遺址出土5件、大墩子出土件)、為仰韶文化所少見(全國也不多，僅大汶(wen)口出土4件、龍山1件皆在夷人文化中)。陶尊不是生活用品，為禮器，多在權貴、富人墓中放置，常與狗頭另置一處，也不與其他陶器混放。大墩子這件陶尊的墓主30多歲，隨葬品相當豐富，可能是個權貴或富人。
男女合葬墓劉林子發現8座，大墩子發現兩座，表明一夫一妻制當時已經形成。並掘出一陶罐粟，聯繫古籍所載：黃帝教人民種五穀，人民開始吃粥飯。證明6000年前大墩子先民已從遊獵為主向農耕為主的生活邁步。
大墩子遺址，考古界認定它是江北典型古文化遺址，它使仰韶文化化與大汶口、龍山文化得以銜接，使蘇北同魯南文化體系進一步明確，它是中原古文化遺址的一顆 明珠 。
大墩子遺址發現與發掘記
一、飛來的信息
1961年冬的一天下午，我剛從水利工地運文物回來，館內一位同志轉送給我一隻石斧，並介紹：“此物是四戶一位醫生出診時發現一個小孩拉著玩，就買了一些糖塊換下來的。他聽說你考古，特送來給你考考。”我仔細審視著這物件：它是一枚磨光牛舌樣的穿孔石斧，正是原始社會新 石器時代 的生產工具。見了此物，喜出望外，饑渴疲勞早飛到九霄雲外去了。我真應該好好地謝謝這位醫生！四戶為什麼出現這稀世古物？我決心揭開這個謎。一夜翻來覆去未能入睡，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踏上了去四戶的征途。
二、艱苦的尋覓
當時，四戶還不通車。我買了兩個窩窩頭，背著工具包，提著兩隻小蒲包，步行上路。剛出縣城，天不作美，彤雲密布，朔風勁吹，眼看著要有一場大雨雪。我不顧這些，一路跋涉，當天下午很晚才趕到劉溝。從這兒下路，還要向西北方向奔波二十餘里泥濘小路才能到四戶鎮。這時，四處無人，我又累又餓，走進一個屋頂已拆除的屋框內背背風，啃了一個窩頭。天色垂幕，雨雪下了起來。面前是一望無邊的邳蒼分洪道，羊腸小路連著一片片水窪。我壯壯膽，不顧一切地向前趕路。穿過一段荒地，雪雨更大了，雨水落地立即結冰，一會兒，我全身披上了一層冰雪的"鎧甲"，走動走來，發出"咔嚓咔嚓"的響聲。沒走多遠，一隻鞋底被泥濘“粘”住，一用力，鞋幫與鞋底“分家”了。無奈，脫了鞋子赤腳走。腳踏冰水，疼痛穿心，蘆根砂礓刺腳，沒一會，兩腳鮮血直流，再一會兒，雙腳便凍僵麻木了。我趔趄著，滾爬著，一步一步在黑暗中向前摸索，當夜，我終於趕到了四戶鎮。敲打四戶公社大院的門，一位年過半百的老炊事員給我開了門。他見我是個冰人，泥人，連忙把我領進屋，點上燈，給我燃柴取暖，端來溫水，叫我洗洗，又忙去燒薑湯，做飯。換衣，吃飯後，他詢問我來這兒乾什麼？為什麼這么急？我如實相告。他感慨地說："你這個小伙子真有股韌勁！別說是天黑又加上這孬天氣，就是 白天 ，晴天，這兒有塊寶，叫一些人來拿，說不定還不來呢！俺這地方太荒僻了啊！"當夜老同志挽留我與他“通腿”，我就在那兒住下了。睡下不久，即發起了高燒，頭痛得厲害。我知道是雨雪淋凍患了感冒，老同志忙起床又給我燒薑湯發汗。第二天10點鐘，熱方稍退，我就邁著疲憊的步履到各處查找石斧的“娘家”。在竹園村我望見村東一二里處，有一隆起的高丘，方圓足有有百畝。這地方平原廣闊， 田地 如砥，如何有這一個高丘？它引起了我的注意，挖出的全是紅燒土，到處都是獸骨和一些陶鼎殘片。下到山芋窖內一看，文化層規程很清楚。再仔細尋覓，丘上被雨水淋出的紡輪、網墜、石斧、鹿角也很多，不一會，我就揀了兩小蒲包。我高興極了，這就是石斧的“娘家”？這就是藏珍蘊寶的古文化遺址嗎？當天，我背起了“戰利品”，返回縣城，餓和累都忘了，立即寫了一封長信，向我的老師南京博物院尹煥章教授報喜，請他們立即來考察，揭示這一寶庫的秘密。
三、三次發掘
南京博物院十分重視這一發現，決定對大墩子遺址進行探掘。1963年11月12日由南京博物院尹煥章領隊，紀仲慶、張正祥、黎忠義隨從，來邳發掘這一“寶地”。當時正是國民經濟困難時期，僅在當地找了20多位男女半勞力，組織了發掘隊伍。我負責後勤，又負責民工領隊，還兼著一個探溝的發掘。發掘工作是一個科學性較強的工作。每一地層發現每一器物，都需繪圖照像、分析、寫記錄、登記造冊、對比研究。野外風日吹曬，每天工作都是八個 小時 以上，晚上還得看管值班。專家老師都在小油燈下默默地對每件物品進行清理研究。同時，經常召開現場分析會，並請南京醫學院專家對每具人骨架進行分析。生活每天是八大兩糧食、營養不足，早上起來臉常浮腫，因為每天都有新的發現，一切艱苦全都忘卻了。發掘工作進行了36天，發掘部位在遺址中部，開了5條探溝，每探溝南北寬2米，東西除了T5長9米外，余為10米，發掘總面積計98平方米。
出土石器56件，角、骨、牙器168件，陶器197件，發現墓葬44座，隨葬品206件。其中，彩陶為江蘇省地區省次發現。文化層為早、中、晚三期，經碳化測定距今約4500-6000年之間，有青蓮崗、劉林、花廳三個類型，為進一步研究這一文化內涵的各類特點以及其相互關係等問題提供了一批重要資料。發掘報告發表後，引起了國內外 歷史 界考古界的極大反響。
南京博物院為了獲得更多的資料，在尹煥章教授帶領下於1966年3月17日-5月5日，結合廈門大學 歷史 系考古組畢業班學生實習，又對大墩子進行了第二次發掘。
這次發掘共開12個探方，位置仍集中在中部，總面積540平方米，發現墓葬300座，出土3025件文物。
1976年南京博物院配合南大歷史系二年級考古班學員開門辦學，由南博考古部主任紀仲慶同志領隊， 一行 16人再次來邳發掘。發掘五個探方計250平方米，發現墓葬211座，平均1.24平方米就有一座。出土器物1500多件，較重要的有玉雕豬頭和獸頭，禽身陶塑象等數件。鹿角鐮也是這次重要的發現。
先後三次發掘，獲得了6000餘件器物和554座墓葬資料。通過實物資料，弄清了大墩 子遠 古先民各時期社會性質和發展，是江蘇的重要發現，是研究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之間文化關係重要依據，是沿海地區和中原文化之間相互關係的例證。由於它的發現引起了歷史界考古界的關注，全國有關專考古專家學者寫出報告論文30餘篇，出土文物多次出國展出，並列入歷史年鑑和編入大學歷史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