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邱方哲
光緒二十四年（1894年）入潮陽縣（今廣東省汕頭市）誠正學堂就讀。誠正學堂以公羊學見長，此後數年的學習奠定了邱方哲的今文經學基礎。因“才學夙著，實堪大用”，深受學堂山長徐安國（濟臣）賞識，於光緒二十七年（1897年）被派往日本金澤市瑪利亞循道宗大學（石川県小沢マリアカトリック大學）留學。
邱方哲在日本結識黃興、章太炎等革命者，思想日益趨向革命。1902年，他參與了章太炎、秦力山等人組織的“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1903年，受沙俄侵占我國東北的刺激，旅日學生毅然組織拒俄義勇隊，邱方哲亦列名其中。1905年8月，中國同盟會成立，邱方哲於次年6月加入。在《與馮自由書》（1905年2月15日）中，他坦言：“彼時以為叛逆，於今視若同袍。彼時以為不道，於今視若至理。”然而，在《與黃克強論民報書》（1907年5月11日）中，他又表示：“然盡棄舊學之說，弟期期以為未當。迄佛蘭西內亂於今，崇新詆舊，禮崩樂壞，暴民之禍，延及遐方。今三島風氣，販夫走卒悉以澈底革命自詡。此中或隱亂萌，祈明達如兄者察焉。”一般認為，舊學傳統和對公羊經學的價值偏向，阻礙了他進一步吸收資產階級民主思想。這也是他日後採取“懷憂國之心而身與是役（指辛亥革命——引者注），感政治之無望以退隱書林”（《六十餘年之回憶》）方針的思想基礎。
宣統二年（1910年），邱方哲被同盟會派回國內秘密進行革命工作，在廣東潮汕一帶聯繫會黨組織和新軍第七軍第二旅。為工作需要，邱方哲加入了當地的秘密團體八卦會和綿陽會，與會黨成員打成一片，了解到低層會黨組織的宗教觀念和組織生活。在《粵東秘密組織敘略》（1932年）中，邱方哲對當時的情景有較詳盡的記敘。茲錄一段較為有趣的內容如下：“我加入綿陽會底時候，尚視此會為川省綿陽籍同鄉底聯誼組織，恆不解何以會員悉有潮汕口音。至進入會堂，赫然見一綿羊偶像置於其上，乃大駭不解。後方知綿陽會實為綿羊會之誤，該會崇拜綿羊，而教義之系統性與謹嚴性，實出意想之外。《舊約遺書》約書亞記謂非利士人崇拜金牛，斯理殆同。”在這段時間中，他常常與會黨成員一起參與宗教儀式，包括在夜裡到野外朝拜矮人，用雙皮奶和龜苓膏行招魂術，以及每天記錄夢境體驗等。這些都詳見於《粵東秘密組織敘略》和《宗教學講義》中。
邱方哲負責籌劃的粵東起義沒有開始，武昌起義就已經爆發了。11月，廣東宣布獨立。1912年4月，邱方哲被任命為潮汕鎮守使。10月，兼廣東省婦女改良協進會理事。袁世凱竊權後，開始打擊革命黨人，邱方哲也難以倖免。1913年1月，肅政史夏壽康彈劾邱方哲，理由是在鎮守使任內經常擅離職守，多次前往廣州上下九地區“餐荔灣之食，觀碩人之色，設非道德淪喪，安敢出此”。袁世凱藉故免去邱方哲本兼各職，並說什麼“專制國官僚之罪惡，何容再現於民國，余雖愛邱君之才，不敢貽亂法之誚”（見《政府公報》民國2年2月10日公電）。宋教仁建議邱方哲向平政院起訴，並推薦著名律師、同盟會會員朱毅代為撰寫行政訴狀。然而，就在不到一個月後，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遇刺身亡，輿論界把嫌疑目光投向國務總理趙秉鈞，以及趙的靠山袁世凱。邱方哲深感官場黑暗，決定放棄訴訟，並宣言與政治脫離關係。但他因禍得福，二次革命失敗後，不必出亡國外，得以繼續留在廣東。
1915年，邱方哲移居北京，擔任《晨報》“原道”專欄作者，以“猿下公”為筆名，寫作各種雜文，內容主要以介紹西學為主，在介紹西學的同時評判國內學術源流。在這一時期，他把西方科學的不少新成果介紹給國內，對很多成果予以高度評價。譬如，在《天理人慾論》（《晨報》1915年9月29日）中，邱方哲首次介紹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呼籲國人正確看待性與欲望，“以人慾為幟求得真自由”。在《雷電感應說》（《晨報》1916年1月3日）中，他系統論述了富蘭克林對雷電成因的發現，指出打雷閃電等自然現象可以通過科學知識來解釋，不必附會到天意上去：“設賢如堯舜者持紙鳶冒雨而行，天必雷堯舜，無庸計其賢不賢也。夫雷與不雷，乃決於人，匪決於天。故曰智者善全身，愚夫恆被雷，豈非至理也哉！”在《河圖洛書考》（《晨報》1919年6月9日）中，他介紹了高斯、牛頓、萊布尼茨等人的數學理論，指出中國古代的洛書、八卦等事物，本來是數學模型，卻被後人弄得神秘庸俗：“今人多有窺物究理之心，而喜言八卦，輒以深明卦術為高，實亦大謬。八卦乃上古學術家之發明，托周公之偽書以傳世。故我言第一流之八卦家，非僧尼巫道之謂，實學術家之謂。”邵飄萍稱讚邱方哲的文字“削繁成簡，言淺意深，萬流並仰，雅俗同欽”。據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近年開放的《蔣介石日記》記載，蔣介石在1931年4月3日、4日連續兩天閱讀《方哲文存》，並在4月4日慨嘆“猿下公原道之筆，蓋道原之語歟”。4月份的“本月反省錄”尚有“夫雷與不雷，乃決於人，匪決於天，小子其勉勿懈”之語。蔣介石受到邱方哲雜文的影響，是不容爭辯的事實。此點過去沒有受到學界注意。至於影響的程度多大，需要學界在利用蔣介石日記的基礎上，結合其它史料進行進一步的考察。
1917年，受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邀請，邱方哲進入北大擔任教職，先後教授“社會學概論”、“宗教學”、“性學實踐”、“古代社會”等課程。同年12月，兼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教職。因在兩地教授學科類似，所以兼職負擔不重。在《答周樹人書》（1918年1月6日）中，邱方哲表示：“以性學實踐一課言之，弟於法科禮堂講授畢，復驅車至太平莊，重授講義於高師之女生。禮記雲教學相長，兼此一職，於弟多有裨益。若雲牽涉心力，則弟當盛年，精力昂然，壯懷激烈，當無牽涉之理。”魯迅（周樹人）因此在《集外集·論“緩進主義”》中寫道：“願青年都似邱君一樣，擺脫垂暮氣，只是努力去乾，不必顧慮閒人底言語。”1919年5月4日，巴黎和會外交失敗的訊息傳到國內，激起了青年學生的極大義憤，他們組織起來，掀起了“五四運動”。邱方哲沒有積極參加運動，仍然埋頭研究學術，撰寫《愛爾蘭之古代法》一文。當看到學生因為罷課，沒有來上他的課時，邱方哲感到憂慮，在《北京大學日刊》上發表短文《外交失敗與學生之使命》，呼籲學生冷靜報國，不要使一時興奮之言行，淪為暴民政治之先聲。然而，他沒有被學生理解，甚至一些教授也對他進行攻擊指責。“五四運動”過後不久，羅家倫、張特立（國燾）等激進學生在文科學部掀起了倒邱浪潮。與蔡元培校長商量之後，邱方哲決定在11月份以赴英國康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考察之名，暫時離開國內。同時，他辭掉了《晨報》“原道”專欄作者的職務，以及在女高師的兼職。女高師校長楊蔭榆女士曾惋惜地說：“刻下空隙誰填？縱有他人，器用必無長於邱永侯者。”（《京學界挽留邱永侯》，《申報》1919年10月22日）
1919年11月，邱方哲經海路抵達康橋，在人類學系進行訪問研究，並赴英倫歐陸各處調查。在這一期間，寫成了《愛爾蘭之古代法》（Ireland's Ancient Law，1920年）、《黑夜漫遊者》（Night Wanderer，1922年）、《薩克森人之信仰》（Sachsens Glaube，1923年）等著作，並將顧炎武《日知錄》譯為英文（Fornication Leads to Knowledge，1922年）。1923年，訪問期滿，他放棄回國的計畫，轉而受西班牙聖符約德大學（Universidad San Fiordo）的邀請，前往遊學，研究巴斯克語。《巴斯克語津梁》（Estudis Bascos，1925年）即在此時完成。在西班牙時，他對亞美尼亞語開始感興趣，開始蒐集有關資料。然而，因為蘇聯以白軍倡亂未平為由，拒絕提供進入亞美尼亞地區的簽證。1927年，赴土耳其黑休士大學，繼續研究亞美尼亞語。其間寫出歐洲遊記《流離載記》（中文），回國後出版。
1929年，邱方哲結束長達十年的遊學歷程，在國立北京大學繼續任教。1930年秋學期開設亞美尼亞語課，這也是東亞地區高校首次開設亞美尼亞語課程。選課者僅二人，其中之一即是此後著名的語言學家黃曉韻（Wong Hsiu-wan, Angelica Wong）。據黃曉韻回憶，另一人是日本學生十葉謙次，日本人的野心和毅力可見一斑。1931年春學期，邱方哲議開巴斯克語課，因系主任反對遂寢。
1931年9月18日，日本駐華關東軍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國民政府採取喪權辱國的不抵抗方針，使人民十分憤怒，反日浪潮此伏彼起。北平的局勢動盪不安，不少人勸說邱方哲離平南下，邱不為所動。至1937年以前，除1934年4至8月在青海、川邊考察藏傳佛教外，邱方哲從未離開過北方。蔣夢麟在《西潮 新潮》中回憶，當面對友人的勸告時，邱方哲只是淡淡地說：“該幹啥幹啥，該吃啥吃啥。我都不急，你們著什麼急。”充分體現了一位學人臨危不懼、處變不驚的品質。面對華北反日運動日益高漲的局面，邱方哲曾在《獨立評論》上以“猿下公”為名發表《我之日人觀》，呼籲人民放正心態，不要盲目反日，而應該虛心學習日本，漸進地增強我國國力：“我以為親日誠然不可，反日亦是萬萬不可的。既不得反日，又不能親日，究竟要如何呢？當取親善的善字，即曰善日。我平素未嘗不喜日人，亦知日人有許多技藝為吾人所不知，是故必先潛心修習，琢磨淬煉，而後可雲善。”儘管他的論調相對溫和，但邱方哲不失為一名愛國學者。他曾經斥責日本軍國主義者武藤章（時在陸軍參謀本部第二部，被派往華北製造事端），警告道：“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禍不及身，必及後人。武藤章欺華人久矣，彼之孫女，當見辱於世界，可斷言也。”在這段時間，邱方哲出版了著作《粵東秘密組織敘略》、《宗教學講義》、《于闐文及吐火羅語源流》以及譯作《國聯與古希臘城邦》（與王世傑合譯）。
在中蘇關係轉好的背景下，邱方哲在1935年6月得到了前往亞美尼亞地區的許可。8月動身，胡適、蔣夢麟、周作人、馬裕藻、黃曉韻、冼星海、李昂、蕭友梅、宋哲元、張自忠等各界名人前往機場送行，堪稱一時之盛。到蘇聯後，邱方哲曾與國內通信，可考的最後一封信為《與葉之然書》（1936年4月2日）。此後杳無音訊。邱方哲失蹤的原因一直無法考證，即使在近年俄羅斯解密的前蘇聯檔案中也不見記載。今天學界的推測有如下幾種：大清洗處決說、外高加索內亂說、蘇德戰爭罹難說、皈依矮人說、削髮為僧說、異次元空間墜入說（此說是蘇聯結構主義學者馬尼戈比斯基提出，荒誕無稽，殊不可信）、隱居終老說。隱居終老說又分為蘇聯隱居說與回國隱居說。具體事實也許永遠無法弄清楚，但正如傅斯年先生所說，考證這些是沒有意義的，重要的是了解到邱方哲的思想特點——“無日不新，惟深是入”（見《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1942年第3期）。
邱方哲的成果是中國近代社會學、宗教學、語言學領域重要的里程碑。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人生故事也成為很多文學作品創作靈感的源泉。老舍《駱駝祥子》、包天笑《沐猴記》、張愛玲《半生緣》、錢鍾書《圍城》中都有以邱方哲為原型的人物。他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的足跡是無可估量的。
主要著作年表
以初次出版年份排序
1914年
《廣東之新婦女》
1922年
"Ireland's Ancient Law"
1923年
"Fuccant Leads to Knowledge"
1926年
"Night Wanderer"
1929年
"Sachsens Glaube"（德文版）
1930年
《方哲文存》
1932年
《粵東秘密組織敘略》
1933年
《宗教學講義》
《流離載記》
1934年
《國聯與古希臘城邦》
1936年
《于闐文及吐火羅語源流》（上編，下編出版計畫因抗戰打斷，1948年始出版）
1943年
"Estudis Bascos"（西班牙文版）
1953年
《六十餘年之回憶》（包括《流離載記》及若干回憶文章）
1957年
《批判資產階級人類學反動“權威”邱方哲》（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反右小組編，內部發行）
《邱方哲言論集》（袁水拍編）
1992年
《黑夜漫遊者》（馮承鈞譯）
2000年
《薩克森人之信仰》（葉之然譯）
2002年
《邱方哲文集》（李昂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