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諱的歷史
我國自周到清，不得寫說君王或尊長的名字，而須加以迴避，以示尊敬，這叫做避；而文化的發展，使人們注重禮俗、文雅，忌諱說一些不祥不雅的現象，這叫做諱。忌、諱始於周，行於秦、漢，盛於隋、唐，嚴於趙宋，直到民國改元，避習漸廢，但諱習從近代到現、當代，雖然在不斷變化，卻從未消失。
大概在秦以前，只避真名，不避嫌名。所謂嫌名，是指與君王尊長名字讀音相近的字，《禮記·曲禮上》：“禮不諱嫌名。”鄭玄註：“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之後，諱法逐漸嚴格，遇有嫌名，也要加以迴避。歷代典籍受此影響，頗多諱字。因而熟悉避諱規律，不僅可便於閱讀，而且能助以判定典籍版本和相關人物的年代。現將常見的避諱方法作一概括歸納。
避諱的方法
代稱法
代稱法就是用另外一個名稱替代本名稱，以體現尊重和忌諱。歷代君王在死後都要上廟號、諡號，就是為了不用其本名而用廟號、諡號稱呼，以體現尊重。例如漢朝提到高祖，就是劉邦；提到世祖，就是劉秀，這是廟號。這種代稱流傳後世，連大臣、名士也都使用，例如包文正，指包拯；林和靖，指林逋。前者是包拯從朝廷得到的官謚，後者是林逋從民間得到的私謚。除了避名，還有諱象。例如忌諱死亡現象，就把君主的死亡叫做崩、薨，把尊者的死亡叫做逝、故，平民的死亡叫做歿、夭。忌諱生理排泄，而稱為如廁、出恭。隨著一些代稱的普及，人們也覺得不雅，例如覺得大、小便不雅，改為“上洗手間”。
在閱讀古籍時，必須了解那些常見的代稱。例如“岐黃”代指醫術，而實際來自於岐伯和黃帝的合稱。黃帝又是軒轅氏的代稱。在三皇五帝和夏商時代，似乎人們還沒有形成避諱的習慣，所以黃帝只能算是軒轅氏的尊稱。夏朝君王有太康、有少康，商朝君王有太丁、有沃丁，有中壬、有外壬，起名完全沒有避諱。只有到了周朝，形成了完整的禮儀制度，開始有了避諱。姬昌諡號文王、姬發諡號武王、姬誦諡號成王、……推廣到諸侯國，也有齊桓公、晉文公之代稱，其實就是姜小白、姬重耳。
秦漢以來，為了避諱，代稱越來越多。例如孔丘，他的代稱就有仲尼（字）、夫子（尊稱）、孔子（尊稱）、至聖（尊號）、文宣王（封號）、大成至聖先師（封號）……明清以後，封建專制變本加厲，一些與帝王名姓衝突的物名、地名遭到篡改，甚至出現了不許殺豬（因明朝國姓朱，與豬同音）、因為“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詩句掉腦袋的現象（因為被懷疑譏諷清王朝）。避諱現象走向了反人性、反理性的極端。
改字法
凡遇到需要避諱的字，就改用與之意義相同或相近的字，叫做改字法。所避之字稱為諱字。改字之例，秦漢典籍常見。司馬遷撰《史記》，為了避秦莊襄王子楚之名諱，遂改“楚”為“荊”。漢高祖劉邦，《漢書》為避其諱，遂改“邦”為“國”。至隋唐，改字之風日盛。如唐高祖名淵，故楊上善《太素》改 “太淵”(針灸穴位名)為“太泉”。唐高宗名治，故劉禹錫《劉賓客文集》卷六《鑒藥》改“治身”為“理身”。不但字須改，甚至連偏旁也要避諱。唐太宗名世民，除了“世”改為“代”，從“世”之字亦改為從“曳”，故《太素》注文“飧泄”改作“飧洩”。到了宋代，避諱的範圍更加擴大。不僅當代君主要避諱，而且中華民族始祖軒轅氏也在避諱之列。以後，又連及孔子、老子，其名字也要避諱。到了政和八年(公元1118年)，宋徽宗更把與皇帝相關的稱號都當作避諱字來禁用：先是禁用“君”、“皇”、“聖”三字作為名字，而後又擴充到“不許以龍、天、君、玉、帝、上、聖、皇等字為名字”（見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七）。
避諱風氣的變本加厲，又累及音同或音近的字。秦漢之前，避諱制度較為粗疏，禮制明文規定不諱嫌名。所謂不諱嫌名，是指可以不迴避與君主或尊長的名字音同或相近的字。而六朝以後，避諱制度逐漸嚴格，連嫌名也須兼諱。如東晉簡文帝名昱，故改“育陽縣”為“雲陽縣”。唐高祖祖父名虎，唐修《晉書》稱南朝梁·沈約先人沈滸為沈仲高。又據陸游《老學庵筆記》載，宋代田登做州官，自諱其名，州中皆謂“燈”為“火”。上元節放燈，州吏貼出榜文云：“本州依例放火三日。”民諺“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即本乎此。這些都是避嫌名的實例。
空字法
凡遇到需要避諱的字，則空其字而不寫，或用空圍“囗”、“某”、“諱”來代替，叫做空字法。如許慎著《說文解字》時把禾部的“秀”字、艹部的“莊”字、火部的“炟”字都空其字而不列，只註上“上諱”二字，這是為了避漢光武帝劉秀、明帝劉莊、章帝劉炟的名諱。今本《說文解字》中這幾個字是後人補上的。《新修本草》的參修者有李世勣，但其書扉署名則作李勣，這是避太宗李世民名諱而刪去“世”字。同書卷十七《葡萄》：“陶景言用藤汁為酒，謬矣。”這是避唐高宗太子李弘名諱而刪去“弘”字。
缺筆法
凡遇到需要避諱的字，就在原字基礎上缺漏筆畫，多為最後的一二筆，叫做缺筆法。這是產生於唐代的一種方式。
上述幾種方法，在同一朝代也可以同時使用。例如清代醫籍中，有把“玄參”、“玄明粉”等改稱“元參”、“元明粉”的，也有把“玄”字寫成缺筆的，並不一律對待。
避諱的範圍
範圍
由於君主與尊長在取名時具有一定的任意性，不可能特意考慮選用易於迴避的字，因此避諱牽涉的範圍也極為廣泛。由於避諱，不僅對於其時事物的名稱要有所改變，甚至對於歷史上事物的名稱也要有所改變。因此，歷代因避諱而改變他人姓名、地名、官名、物名、書名等情況屢見不鮮。
避君諱
各個朝代在位的君主必須避諱；已故的君主七世之內也須避諱，叫做避“廟諱”。其類別大致有：改姓氏、改名字、改地名、改官名、改物名、改書名、改乾支名、改方藥名、改常語。
避家諱
除了避君諱之外，古人還要避家諱。如南朝宋·范曄的父親名泰，其作《後漢書》改稱郭泰為郭太，鄭泰為鄭太。又如蘇軾的祖父名序，其弟蘇洵文章改“序”作“引”，蘇軾為人作序則改用“敘”字，有時又寫作“題首”。六朝之時甚重禮學，甚至有聞諱而哭的習俗。朋友之間晤談，若觸犯對方家諱，聞之者即依禮而哭。《世說新語·任誕》載：東晉桓玄初任洗馬時，有客祝賀，客嫌酒冷，乃頻呼溫酒來，而玄父名溫，玄因客犯其家諱，當席而哭，客掃興而去。
避諱學的套用
避諱的影響
避諱所用改字、空字、缺筆等方法，造成了古籍文字上的混亂，給後人閱讀帶來諸多不便。尤其是人姓、人名、官名、地名、書名、年號之類，因避諱而改字，一改字就亂了歷史事實。如唐代醫藥學家許胤宗，在宋代因避太祖趙匡胤名諱，被改為許嗣宗，至明代又被改稱許允宗，到了清代，因避雍正皇帝胤禛諱，則被寫成許引宗、許裔宗。一個人名如此多變，引起閱讀時的諸多麻煩。避諱制度也從文化上暴露了封建專制的殘暴。在封建時代，不避諱是要判刑的：“諸上書若奏事，誤犯宗廟諱者，杖八十；口誤及余文書誤犯者，笞五十。即為名字觸犯者，徒三年。”(《唐律疏議》卷十《職制篇》)金代醫學家張元素二十七歲時參加經義進士考試，就是因為試卷中用字“犯廟諱”而落第的。明清時期，因犯君諱而引起文字之禍，甚至無辜遭戮的，也不少見。
避諱的套用
避諱也是可以從反面來加以利用的。由於避諱給我們提供了鮮明的時代標誌，因而也可以輔助我們判斷史料的時代，確定古籍的真偽，辨別作品作者的年代，揭示文字的訛誤，具有一定的實用價值。如《黃帝內經太素》一書，撰注人為楊上善，但正史沒有記載其生平。宋代林億、明代李濂、徐春甫等都認為楊上善為隋人。但據該書中只避唐諱而不避隋諱的情況來看，可判定《太素》為唐書，楊為唐人或由隋入唐之人。書中對隋文帝堅、隋煬帝廣的名諱，無論經文、注文，一律不避，而對於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三個皇帝的名諱，則鹹悉避之，連高祖父親的名諱也避，與其他唐書並無二致。例如“淵”作“泉”、“丙”作“景”、“世”作“代”、“民”作“人”、“治”作“理”或“療”等，皆為唐諱。甚至在《太素·四時脈診》“脫血而脈不實不堅難療也”這樣一條包含隋唐兩諱的注文中，不避隋諱“堅”，而避唐諱“治”，可謂佐證確鑿。
避諱學的著作
自宋代以來，研究避諱學的著作很多，其中尤以清人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及《廿二史考異》、近人陳垣《史諱舉例》創穫最多。《史諱舉例》列舉了八十多條例，分析說明了歷代避諱的種類、所用的方法，並涉及諸多有關避諱的情況，是一部關於避諱學的集大成著作，在閱讀古籍時可資參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