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遼代佛教是公元916—1125年間契丹族統治著中國北部地區建立耶律王朝時代的佛教（耶律王朝初號契丹，於公元947年改號遼，後曾一度復號契丹）。
契丹族
原無佛教信仰，唐末，契丹族中一個部落主耶律阿保機統一鄰部，擴大經略，即有意吸收內地文化，以收攬漢人。據說唐天復二年（902），遼太祖始置龍化州（西拉木倫河上流今內蒙自治區翁牛特旗以西地方）即已有開教寺的創建。到了太祖天顯二年（927），攻陷信奉佛教的女真族渤海部，遷徙當地的僧人崇文等五十人到當時都城西樓（後稱上京臨潢府，今內蒙自治區林東），特建天雄寺安置他們，宣傳佛教。帝室常前往佛寺禮拜，並舉行祈願、追薦、飯僧等佛事，這樣，佛教的信仰就逐漸流行於宮廷貴族之間。到了太宗會同元年（937），取得了燕雲十六州（今河北、山西北部），這一帶地方原來佛教盛行，更促進了遼代佛教的發展，而王朝利用佛教的政策亦益見顯著。其後諸帝，都對佛教特加保護，在聖宗、興宗、道宗三朝（983—1100）中間，遼代佛教遂臻於極盛。聖宗除增建佛寺，施給寺院以土地和民戶以外，還注意加強統制，禁止私度僧尼以及當時盛行的燃指供佛的習俗，這就使遼地佛教更有發展。他又撥款支持房山雲居寺續刻石經的事業，並派僧監督。興宗繼位，歸依受戒，鑄造銀佛像，編刻大藏經，並常召名僧到宮廷說法，優遇他們，位以高官。當時僧人中正拜三公三司兼政事的達二十人，大大提高了佛教在社會上的地位。道宗則通梵文，對佛教華嚴學有造詣，尤精《釋摩訶衍論》，並好建築佛塔。遼塔在建築藝術上創造了獨特的風格。又曾於鹹雍七年（1071）置佛牙舍利於燕都西山的畫像千佛塔中。他還重視戒律，於內廷設壇授戒，開講習律學之風。又以國家的力量蒐集、整理佛典，督勵學僧加以註解，刻行流通。他完成了契丹藏及房山石經的《涅槃》、《華嚴》、《般若》、《寶積》四大部及其他重要經典的刻事，對於佛典的校訂作出了貢獻。
遼代佛教由於帝室權貴的支持、施捨，寺院經濟特別發展。如聖宗次女秦越大長公主舍南京（析京府，亦稱燕京，今北京市）私宅，建大昊天寺，同時施田百頃，民戶百家。其女懿德皇后後來又施錢十三萬貫。蘭陵郡夫人蕭氏施中京（大定府，今內蒙大名城）靜安寺土地三千頃，谷一萬石，錢二千貫，民戶五十家，牛五十頭，馬四十匹。權貴、功臣、富豪亦多以莊田、民戶施給寺院，遂使寺院多領有廣大的土地和民戶。這些民戶原來都以向國家交稅數額的一半繳於領主，施給寺院以後，即將這半數稅金改交寺院，因此有寺院二稅戶的特殊制度，更增加了寺院的收入（史載道宗大安三年即公元1087年，海雲寺一寺所捐獻的濟民錢即達十萬，可以想見大寺經濟的富裕）。民間對於寺院佛事，也時常發起團體性的支持，盛行著所謂“千人邑社”的組織。這是地方信徒為協助寺院舉辦各種佛事而結成的宗教社團，隸屬於寺院，由寺內有德望的長老領導，下設都維那、維那以及邑長、邑證、邑錄等職。社員就是當地居民，分別量力儲資於寺庫，以供寺用；並依興辦的佛事而有種種名稱，如燕京仙露寺的舍利邑，專為安置佛舍利而組織；房山雲居寺的經寺邑，則為鐫刻石經和修葺寺院而組織等。此外，更有永久性的供塔鄧邑、彌陀邑、兜率邑，以及每年一度紀念佛誕的太子誕邑等組織。寺院印置大藏經，也多組織邑社來舉辦。這樣，寺院由於得到更多的資助而佛事愈盛，並且通過邑社的民眾支持使佛教信仰更為普遍。當時民間最流行的信仰為期願往生彌陀或彌勒淨土，其次為熾盛光如來信仰（遼東寶嚴寺閣上有熾聖佛壇），藥師如來信仰（燕國長公主舍宅建藥師院，民間通稱她為藥師公主），以及白衣觀音信仰（相傳太宗移幽州大悲閣觀音像於契丹族發祥地木葉山，建廟供奉，尊為民族的守護神）等。他如舍利和佛牙的信仰亦盛，且於釋迦佛舍利外，更有定光佛舍利的流傳。至於由佛教影響而成的習俗，突出的為婦人喜以黃粉塗面，稱為佛裝；人名以三寶奴、觀音奴、文殊奴、藥師奴等為小字等。
遼代帝室優遇僧人，同時又通常以經律論三門考選僧材，其學業優秀的授以法師稱號。更於各州府選有德望的沙門為綱首，指導後進，就講（講解）、業（修持）、涌（諷誦）三方面選習專攻，一代名僧即多出於其中。由於有這些培養考選制度，就促進了佛教教學研究的發展。遼代最發達的教學是華嚴，其次是密教，再次為淨土以及律學、唯識學、俱舍學等。遼西京大同府所轄的五台山，原為華嚴教學的中心，這對遼境各地佛學有很大的影響。如上京開龍寺圓通悟理大師鮮演，即以專攻《華嚴》著名，撰《華嚴懸談抉擇》六卷以闡揚澄觀之說。
遼帝道宗對華嚴學也有理解，撰《華嚴經隨品贊》十卷等。遼代密教學的代表人物有燕京圓福寺總秘大師覺苑和五台山金河寺沙門道碩。覺苑曾師事印度摩尼三藏，究瑜伽奧旨，有盛名，撰《大日經義釋科文》五卷（已佚）、《演秘鈔》十卷，發揮一行學說。道碩通內外學，兼究禪、律，後專弘密教，撰《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二卷。兩人都據《華嚴》的圓教思想以融會密義，他們雖祖述善無畏、一行所傳的胎藏系，而按其內容，由於會通於《華嚴》，反而和不空所傳的金剛系密教為近。另外，有沙門行琳輯《釋教最上乘秘密陀羅陀尼集》三十卷。又關於密典的傳譯，有中印摩竭陀國慈賢三藏所譯《大佛頂陀羅尼經》一卷，《大隨求陀羅尼經》一卷，《大摧碎陀羅尼經》一卷，《妙吉祥平等觀門大教王經》五卷，《妙吉祥平等觀門大教王經略出護摩儀》一卷，《妙吉祥平等瑜伽秘密觀身成佛儀軌》一卷，《如意輪蓮華心觀門儀》一卷。其時民間風行的密法還有《準提咒》、《六字大明咒》、《八大菩薩曼陀羅經》等（大寧故城白塔第二層各楞即雕有八大菩薩像）。和《華嚴》思想及密教義學有關的，為中京報恩傳教寺論圓通法大師法悟撰《釋摩訶衍論贊玄疏》五卷，又《科》三卷，《大科》一卷；
燕京歸義寺純慧大師守臻撰《通贊疏》十卷，又《科》三卷，《大科》一卷（已佚）。醫巫閭山通圓慈行大師志福撰《通玄鈔》四卷，又《科》三卷，《大科》一卷，形成《釋摩訶衍論》傳習的熱潮。遼代弘揚淨土的名僧有上京管內都僧錄純慧大師非濁（？—1063），撰《隨願往生集》二十卷（已佚，他還著有《三寶感應要略錄》），他的活動歷興宗、道宗兩朝，影響極大。又某師著《漢家類聚往生傳》二卷。沙門詮曉撰有《上生經疏會古通今新鈔》、《隨新鈔科文》（現存殘卷）。詮曉通唯識學，撰《成唯識論詳鏡幽微新鈔》十七卷，《科文》四卷，《大科》一卷及其他著作六種（都已佚）。遼代治俱舍學的有燕京左街僧錄演法大師瓊煦，他校了趙州開州開元寺常真所撰《俱舍論頌疏鈔》八卷。治律學的有守道，曾應道宗召於內廷建置戒壇。又有志遠，應召主持內廷戒壇。非覺（1006—1077）住薊州盤山普濟寺，以律行聞，任右街僧錄判官。其弟子等偉（1051—1107）於壽昌三年（1096）在慧濟寺講律，為三學殿主，名重一時。又有法均，清寧年間（1055—1056）校定諸家章鈔。其他律學撰述，有燕京奉福寺國師圓融大師澄淵，撰《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詳集記》十四卷；思孝撰《近住五戒儀》、《近住八戒儀》、《自誓受戒儀》各一卷，《發菩提心戒本》三卷，《大乘懺悔儀》四卷（都已佚）。思孝博通諸經，據高麗《義天錄》所載，他對《華嚴》、《涅槃》、《法華》、《寶積》、《般若理趣分》、《報恩奉盆》、《八大菩薩曼陀羅》諸經都有註疏和科文，並輯有《一切佛菩薩名集》二十五卷；近世還發現有《法華經普門品三玄圓贊緼E》一卷。此外，在燕京一帶，原來有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和五代石晉可洪《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等總結性的巨著在流行，影響遼代學僧也歡喜從事於音釋的工作。著名的作品有崇仁寺沙門希麟所撰《續一切經音義》十卷，幽州沙門行均於五台山金河寺所撰《龍龕手鏡》（鑒）四卷，都對於遼地經典的寫刻校訂提供了很好的參考資料。遼代對於佛教經典的編刻，亦有其獨到的成就，這就是契丹藏的雕印和房山石經的續刻。契丹藏的倡刻，乃由於聖宗太平元年（相當宋代乾興元年，即公元1022年）得著宋刻蜀版大藏經的印本所引起，實含有和宋版競勝的政治意義。他和宋版不同的特點，在內容上儘量補充宋版所缺少的寫本，特別是《貞元錄》入藏諸經，又在形式上行格加密，並改變卷子式為折本。全藏在燕京刻印，共五百七十九帙。因為它刻版始於興宗重熙年間（1032—1054），完成於道宗清寧八年（1062），這一時期遼代已恢復了契丹國號，因而通稱此藏為契丹藏。它的印本未傳入南地，但曾送到高麗，給麗藏再雕本的校補訂正以很大影響。另外，涿州房山雲居寺附近的石經刻造，始於隋代，以後相繼增刻，到了唐末中絕。遼聖宗太平七?年（1027），州官韓紹芳奏請續刻，聖宗即撥款支持，並派沙門可玄主持其事。到興宗時，更施給多額內幣，進行大規模的續刻。道宗復於完成《涅槃》、《華嚴》、《般若》、《寶積》四大部之後，續刻其他經典四十七帙，其底本都和刻本藏經有關，後來大安九、十年間（1093—1094），又有沙門通則和他的弟子善定等，於雲居寺發起授戒大法會，募集民間資財，續刻石經四十四帙，約五千片。契丹藏印本現已全部散佚無存，但由於大量續刻石經的遺留，使後代藉以考見契丹藏編刻的大概，它的工程和價值，同樣值得重視。
遼代的佛教藝術，殘存建築較多。現遼寧、河北、山西諸省都保蹲有一些遺構。比較著名的寺院，有河北薊縣獨樂寺的觀音閣和山門，系聖宗統和二年（984）再建，天井和勾欄多保留唐代的建築法式。寶坻廣濟寺的三大殿，聖宗太平五年（1024，一說太平九年即1028）建。大同的下華嚴寺，道宗清寧二年（1056）建，寺中薄伽教藏系重熙七年（1038）建；上華嚴寺，清寧八年（1062）建；都系遼代的巨型佛教建築。其他如遼寧義縣奉國寺，聖宗開泰九年（1020）建；河北易縣開元寺的毗盧殿，天祚乾統五年（1109）建；也都是有代表性的建築。至於佛塔，則有木造和磚造的兩類，如山西應縣佛宮寺的木塔，傳系道宗清寧二年（1056）建，八角六層，高達360尺，為現存木塔之年代最古者。磚塔有內部可以升登和內部閉塞的兩型。可登的有內蒙自治區林西白塔子的磚塔（八角七層），河北涿縣的雲居寺塔等。內部團塞的塔基壇大都有佛龕天蓋等浮雕，為全塔精華之所在。二層以上，則有作多檐斗拱式的，如房山雲居寺南塔。有不用斗拱的，如北京天寧寺塔。更有一種變形的磚塔，如房山雲居寺的北塔。此外，遼代亦曾開鑿石窟，現可考的有內蒙赤峰靈峰院千佛洞，遼寧朝陽千佛洞和後昭廟石窟。
雲崗方面也發現有遼代的石窟。遼代經幢，北方亦有殘存，以八角形石柱居多，幢身多刻《尊勝陀羅尼》，或佛傳故事，或刻多數小佛像（名千佛經幢）。幢下部是有雕刻的八角或四角的石台，上部冠以八角屋檐形天蓋。這些遼代佛教建築，給繼起的金代以決定性的影響，所以通常都將遼、金兩代的佛教建築視為一系。[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