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撰經歷
鄭珍、莫友芝著手修志，始於道光十八年（1838年）。此時上距萬曆年間遵義知府孫敏政修纂《遵義軍民府志》（簡稱《孫志》已逾二百多年。《孫志》二十二卷，刻本已佚，僅留前半部抄本藏民間，鹹、同間毀於戰火。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詔令修志，遵義知縣陳瑄代替因公赴省的知府督修《遵義軍民府志》（簡稱《陳志》），迫於時限，《陳志》三十二卷，倉促成書（只三個月），幾乎盡抄《孫志》，實為搪塞之作。其後一百五十多年毫無記載。修志之難，於此可見。當時的鄭、莫亦茫然無所措手足。鄭珍後來回憶說：“議之始，蓋茫然無刺手處。留心一年，始知有《孫志》、《陳志》及各州、縣《草志》而 得之。又一年，乃悉發荒碑仆碣及各家所遺舊記、事狀。知不可復得，乃始具稿。稿蓋數月間事耳（賀長齡《遵義府志序》）。據此可知，鄭、莫得到的現成資料極少，絕大多數資料是從“荒碑仆碣及各家所遺舊記、事狀”中重新蒐集來的。為使資料準確可信，鄭、莫又徵引近四百種圖籍進行考訂，耗去的時間已經兩年多了，動手寫稿的時間僅幾個月而已。編務如此繁重，時間如此短促，鄭、莫及其同仁的辛苦程度不言而喻。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冬，史貫二千餘年，共設四十八卷、計字八十萬言的《遵義府志》成書，一方之全史得以問世。
鄭珍成就與特色
內容詳博，考證精審
鄭、莫花兩年多時間蒐集了大量資料，由於蕪雜零亂、真偽莫辯，二君又花極大精力窮源究委，詳加考證，從而去偽存真，去粗取精，以適錄用。
不襲故習，體例新穎
《遵義府志》和體例不專仿一家，獨能隨事發凡，篇目據實設定，以總括一府之歷史與現狀而定。
重視經濟，關懷民生
以往的一些方誌，重人文而輕經濟，對與民生密切相關的農工、商業記之甚略，往往以“食貨”統而記之，語之不詳。有的甚至失記，而于田賦則唯恐有所漏落。這是為官府的征
遵義府志實事求是，不畏非議
以往一些史家，常沉湎於所謂“三代盛世”的讚美之中，認為那才是“理想之國”。鄭、莫根據遵義的歷史實際，確認古代遵義地域並無“盛世”痕跡，而是地道的“蠻貊之邦”，一切都處於落後狀態。
品評人物，重德重績
凡對百姓做過好事者，不論官職高低，一概錄載其人其事。鄭、莫記述其事，於字裡行間流露出對遭叵運清官的同情和對髒官的憎恨，客觀上也揭露了封建刑法的殘酷。
文筆典雅，敘事生動
鄭、莫二人，既是詩人，又是散文高手，兼因學殖深厚，諳熟前朝掌故，所以寫起志文來，左右逢源，得心應手。文筆典雅，敘事生動，總能令人得到美的享受。
總體評價
由於時代的局限，《遵義府志》也難免錯訛之處。但瑕不掩玉，《遵義府志》仍然是一部學術價值極高的史學著作，在全國八千二百餘種地方志乘中，堪屬上乘佳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