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觀[明代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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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柏真可(公元1543—1603),明代四大高僧之一,晚號紫柏。吳江(江蘇)人。明代南直蘇州人,俗姓沈,法名達觀,中年後改名為真可,號紫柏老人,後世尊稱他為紫柏尊者,為明末四大高僧之一,因為陷入東林黨爭,在第二次妖書案中,被東廠拷打,傷重圓寂。

出家

紫柏年少時,性格剛烈勇猛,貌偉不群,慷慨具俠義氣。十七歲辭親遠遊,本欲立功塞上,途經蘇州閶門,因大雨不能前進,投宿虎丘雲岩寺。一日,行至蘇州閶門,忽遇大雨,不能前進。當時,虎丘僧明覺禪師在蘇州辦事,偶然見到他,壯其偉岸,知是法器,遂以傘蔽之,並邀請真可禪師同歸虎丘雲岩寺,共進晚餐。那天晚上,真可禪師聽見寺僧唱誦八十八佛名,心大開悅,即將腰間所纏十餘金,贈給明覺禪師,並請求出家。明覺禪師遂予落髮 。

受具足戒後,真可禪師曾在嘉興東塔寺,碰到一位僧人在抄寫《華嚴經》,心生恭敬,便跪在一旁觀看,嘆道:“吾輩能此,足矣!”於是,他便來到武塘景德寺,掩關三年。出關後,真可禪師便回到吳門雲岩寺,辭別明覺禪師,決志策杖遊方,以究明生死大事。

一日,真可禪師無意間聽到一位僧人唱誦張拙秀才的悟道偈,至“斷除妄想徒增病,趨向真如即是邪”這兩句時,忽然生起大的疑情。從此以後,真可禪師每至一處,都要把這兩句話寫在牆上,時時提撕,以至廢寢忘食,頭面俱腫。後來,終於有一天用齋的時候,真可禪師豁然大悟。他感慨道:“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若何!”

真可禪師悟道後,即遍歷禪席,居無定所。他曾經到過廬山,一度深究法相精義,後又朝五台山,不久又游京師,參禮燕京大千佛寺真圓遍融禪師。遍融禪師是一代華嚴宗匠。

禪學

明代的佛教以禪宗最盛,但是宗風卻極端的衰微。對於晚明禪宗密室傳帕、冬瓜印子的宗風,真可、德清等人就感到相當的不恥。有鑒於宗風的衰敗頹廢,有志之士發憤振興,提出禪淨雙修、禪教一致的口號。佛門僧侶幾乎都兼修各宗各派之學,就連禪門也不例外,禪淨法門不二、經教不廢等觀點也出現在禪僧的語錄中。諸宗融合成為明末佛教的特色之一。這不僅使得禪學有了復興的跡象,同時也帶動了整個佛教復興的浪潮。對於這股風潮的推動,明末的四大師功不可沒。四大師一致認為沒有經教做為背景,便無法獲得真正的禪悟。他們從實踐到理論,都有促進佛教融合復興的傾向,指引出禪宗入清以後的發展方向。以真可而言,他一生視復興佛門、振興曹溪法運為己任。有鑒於叢林空講自心佛性,徒以冬瓜印子相為印可的劣陋。身為禪者,真可不僅力振禪門風氣,同時強調“文字般若”的重要,特別揭示經教在禪修中的功能。而他對於唯識學的重視,也激起晚明研究唯識學的風潮。

明末思想界中,普遍存在三教同源的思想,佛門的高僧多兼通外學。明末四大師都與儒學有著密切的關係:蓮池袾宏原是個儒生,憨山德清年少時“習舉子業”,蕅益智旭也有援佛入儒的著作。同樣,紫柏真可也主張三教同源,在他的文集《長松如退》序言中就自稱出入於儒釋道之間。

紫柏真可主張儒、道、佛一致,不執守佛教的一宗一派,融會性、相、宗義,貫通宗、教。德清大師曾稱讚紫柏:“予以師之見地,足可遠追臨濟,上接大慧之風。”紫柏主張佛、道、儒一致,他融和佛教的五戒與儒家的五常,提出:“不殺曰仁,不盜曰義,不婬曰禮,不妄語曰信,不飲酒曰智。”並寫有五首偈頌,對照佛、儒二家五種人倫道德。

紫柏對佛教各宗派思想主張調和態度,“不以宗壓教,不以性廢相,不以賢首廢天台”。同時認為文字經教是禪僧得悟的先決條件,不通文字般若便不能契會實相般若。其《石門文字禪序》道:“夫自晉宋齊梁學道者,爭以金屑翳眼。而初祖東來,應病投劑,直指人心,不立文字,後之承虛接響,不識藥忌者,遂一切峻其垣,而築文字於禪之外,由是分疆列界,剖判虛空,學禪者不務精義,學文字者不務了心。夫義不精,則心了而不光大;義精而不了心,則文字終不入神。”可見紫柏深入文字般若與實相般若,並能貫通融會,交相套用。又紫柏所訂“禮佛儀式”,除發願禮拜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外,還教示禮拜西天東土歷代傳宗判教並翻傳秘密章句諸祖,此亦調和各宗的具體表現。

開悟

紫柏真可大師銅像 紫柏真可大師銅像

一日,聞一僧誦秀才張拙的開悟偈,至“斷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內心大疑,四處書此二語於壁上,苦思不得其解。一日齋時,忽然大悟:“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若何?”自是氣宇超絕諸方。不久,參雲谷禪師,叩華嚴宗旨。後至匡山,深究相宗奧義。

萬曆元年(西元1573),紫柏轉至北京法通寺,親近華嚴宗匠遍融和尚,又從禪門耆宿嘯岩、暹理等禪師參學。兩年後,至嵩山少林寺參謁大千常潤法師。不久,南徙至浙江嘉興,密藏道開法師欽仰紫柏的風範,特來訪謁,紫柏留他為侍者。

嘉興楞嚴寺原為宋代名僧子璇著經疏處,然已荒廢甚久,紫柏遂發願重修,太宰陸五台願為護法,道開任幹事,陸五台之弟雲台施建禪堂,五楹既成,禮請紫柏作聯,紫柏刺血書之:“若不究心,坐禪徒增業苦;如能護念,罵佛猶益真修。”

紫柏真可禪師悟道因緣白話解說

徑山紫柏達觀真可禪師,俗姓沈,江蘇吳江灘缺人。真可禪師少時性格雄猛,卓爾不群,坐若熊蹲,行如象步。十七歲時,欲立功名,辭親仗劍遠遊。一日,行至蘇州閶門,忽遇大雨,不能前進。當時,虎丘僧明覺禪師在蘇州辦事,偶然見到他,壯其偉岸,知是法器,遂以傘蔽之,並邀請真可禪師同歸虎丘雲岩寺,共進晚餐。那天晚上,真可禪師聽見寺僧唱誦八十八佛名,心大開悅,即將腰間所纏十餘金,贈給明覺禪師,並請求出家。明覺禪師遂予落髮。

受具足戒後,真可禪師曾在嘉興東塔寺,碰到一位僧人在抄寫《華嚴經》,心生恭敬,便跪在一旁觀看,嘆道:“吾輩能此,足矣!”於是,他便來到武塘景德寺,掩關三年。出關後,真可禪師便回到吳門,辭別明覺禪師,決志策杖遊方。

一日,真可禪師無意間聽到一位僧人唱誦張拙秀才的悟道偈,至“斷除妄想徒增病,趨向真如即是邪”這兩句時,忽然生起大的疑情。從此以後,真可禪師每至一處,都要把這兩句話寫在牆上,時時提撕,以至廢寢忘食,頭面俱腫。後來,終於有一天用齋的時候,真可禪師豁然大悟。他感慨道:“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若何!”

真可禪師悟道後,即遍歷禪席,居無定所。他曾經到過廬山,一度深究法相精義,後又朝五台山,不久又游京師,參禮燕京大千佛寺真圓遍融禪師。遍融禪師是一代華嚴宗匠。

初到大千佛寺,遍融禪師便問:“從何來?”

真可禪師道:“江南來。”

遍融禪師又問:“來此作么?”

真可禪師道:“習講。”

遍融禪師道:“習講作么?”

真可禪師道:“貫通經旨,代佛揚化。”

遍融禪師道:“你須清淨說法。”

真可禪師道:“只今不染一塵。”

遍融禪師便令真可禪師脫掉外衣,施給旁僧。

真可禪師遂依旨奉行。

遍融禪師於是回頭看著真可禪師,說道:“脫了一層還一層。”

真可禪師一聽,便微笑點頭,於是決定留在遍融禪師座下學習經教。

此外,真可禪師還參禮過禪門大德笑岩、暹理等禪師。九年後,真可禪師又重新回到虎丘,並於松江閉關百日。

明神宗萬曆三年(1575),真可禪師前往嵩山少林寺,參禮大千常潤禪師,請求印可。剛到少林寺,正趕上常潤禪師上堂說法,為大眾講解禪宗公案。真可禪師以為常潤禪師以口耳為心印,以帕子為真傳,遂感嘆道:“西來意固如是耶?”於是決定不入參請,旋即回到南方。

在嘉興,真可禪師看到古楞嚴寺久已荒廢,被當地的大戶人家占用,變為園亭,心生感慨,曾作詩詠道:“明月一輪簾外冷,夜深曾照坐禪人”。於是他四處活動,發心修復。在五台居士的護持下,古楞嚴寺很快修復一新。真可禪師後應五台居士之弟雲台居士的邀請,撰聯云:“若不究心,坐禪徒增業苦;如能護念,罵佛猶益真修。”

真可禪師曾經感嘆法道陵遲,綱宗墮地,自誓要以荷擔大法為己任。他認為,以往所刻大藏經,卷帙浩大,不便於普及,於是四處奔走央告,寡資招賢,雕刻方冊大藏經,以便流通。真可禪師在世時,此藏尚未完成。後人秉其遺願,繼續雕刻,至清初才完成,是為《徑山藏》。

真可禪師與憨清禪師交往甚為密切。二人曾商定共修明代《傳燈錄》。後因憨山大師被告以私建寺院之罪,被捕入獄,此事終成泡影。萬曆二十八年(1600),南康知府吳寶秀因拒絕執行朝廷徵收礦務稅的命令,被彈劾逮捕,其夫人哀憤自縊而死。這兩件事對真可禪師的刺激甚大。他曾經感慨道:“憨山不歸,則我出世一大負;礦務不止,則我救世一大負;《傳燈》未續,則我慧命一大負。若釋此三負,當不復走王舍城矣。”

此語後被傳到宦官的耳朵里,他們欲置真可禪師於死地。萬曆三十一年,真可禪師因“妖書”事件,遭誣陷被捕入獄,幾經拷問,始終不屈。後來雖查無實據,但是執政者仍不放過他,將他定為死罪。真可禪師聽說過,遂說偈云:

“一笑由來別有因,那知大塊不容塵。

從茲收拾娘生足,鐵橛花開不待春。”

又云:“世法若此,久住何為!”

於是,真可禪師便索湯沐浴,囑咐侍者性田道:“吾去矣,幸謝江南諸護法!”

性田侍者聞言,痛哭不已。真可禪師呵斥道:“爾侍餘二十年,仍作此去就耶?!”

當時,有位姓吳的讀書人亦在場。吳生向真可禪師請問大法。真可禪師遂作偈云:

“事來方見英雄骨,達老吳生豈夙緣。

我自西歸君自北,多生晤語更冷然。”

說完,便端坐而化。

御史曹學程聽說真可禪師已坐化,急忙前來探視。他撫摸著真可禪師的手說:“師去得好。”

真可禪師又張開眼睛,向曹御史一笑而別。一時獄中香氣不絕,六天之後,真可禪師顏色如生。春秋六十一歲。

雕經

明神宗萬曆初年,紫柏至大雲寺參訪雲谷禪師,在場的法本法師談起袁了凡居士慨嘆梵夾本大藏經,卷帙重多,不易流傳,希望改為方冊,俾使藏經得以廣為流通,紫柏當下贊同,發願作刻藏的旗鼓,同時撰“刻藏緣起”,陳說刻藏的利益,鼓勵募刻全藏,得到陸光祖、馮夢禎、曾同亨及瞿汝稷等人的熱心贊助。

紫柏命道開負責開雕方冊藏經事宜,法本協助參與刻藏工作,並於萬曆十四年,與道開東訪僻居東海牢山海印寺的德清大師,德清特由京城回訪,二人相見恨晚,暢談達旦。為刻藏之事,兩人曾多次出入京城竭力奔走,當慈聖皇太后得知刻藏之舉,本欲發內帑下令詔刻,紫柏卻不願接受,表示“宜令率土沾恩”,言明此事應讓全國民眾共同出資營辦,普沾法益。

方冊藏經的開雕,歷經多年辛苦籌備,終於在萬曆十七年創刻于山西五台山妙德庵,以明代北藏為基本,對校明代南藏,由紫柏門人如奇法師等主持。後因山中苦寒,不便刻經工作,再加以地處偏僻,材料運送十分費事,四年後即南移至浙江杭州徑山寂照庵續刻,故以“徑山藏”(明藏萬曆版)稱之。其後又在嘉興、金壇等處開刊。門人吳用先修復徑山下院化城寺,作為貯存經版之處,並施資刻經數百卷。後因各版皆在嘉興楞嚴寺印行,故又名為“嘉興藏”。

德清

萬曆二十年,紫柏五十歲,北游房山雲居寺,朝禮隋代高僧靜琬和尚所刻石經,於石經山雷音洞佛座下得和尚所藏佛舍利三枚。慈聖皇太后得知紫柏已至京城,命近侍陳儒備辦齋供,供養僧伽黎。紫柏辭謝道:“自慚貧骨難披紫,施與高人福更增。”太后遂恭請佛陀舍利入宮供養三日,並賜內帑造大石函,將舍利重藏於石窟。

靜琬和尚刻石藏經處,像設擁蔽,石經薄蝕,而琬公塔院也早已被寺僧所賣,紫柏於是以太后所施齋銀將塔贖回。適巧德清來訪,二人便共往石經山禮讚,紫柏請德清為舍利的發現及琬公塔院的復興,撰寫<復涿州石經山琬公塔院記>及<涿州石經山雷音堀舍利記>,紫柏則撰寫<房山縣天開骨香庵記>。

其後,紫柏與德清兩人在都門西郊相對暢談四十晝夜,共議復修明朝《傳燈錄》,並相約前往曹溪,復興法脈。萬曆二十三年,紫柏在廬山等候德清一同前往曹溪時,卻獲知德清弘法致難的訊息,於是獨自先行。紫柏行至京師,才知德清被謫戍雷州,便在江滸之地等待。時值嚴冬,兩人相見於下關旅泊庵,紫柏握著德清的手說:“公不生還,吾不有生日!”並發願為德清誦《法華經》百遍,祈求佛力加被。

蒙冤

明太祖的佛教政策,對於明朝的佛教發展起了決定性的影響。明太祖規定所有的僧侶分為禪、教、講三類,除了從事瑜珈事業的教僧之外,禪、講諸僧只能在叢林中專事於禪修與經教的研習,使得僧侶多被限制于山林之內,斷絕了與世俗之間的來往。這應該也是明中葉以前,歷史上極少有高僧住世之相關記載的主要原因。

這種嚴格的僧俗隔絕規定,也是在妖書事件發生時,真可被詢以“如何不在山中修行”的主要原因。這種“離群索居”、“經懺佛教”的佛教型態,與明太祖的佛教政策有著極大的關係。明成祖永樂因受僧人的幫助篡奪帝位,一改太祖對佛教嚴統的態度。成祖對佛教的尊崇,帶動了以後各朝的佛教發展。各朝的帝王,幾乎都好佛。由於帝王對於佛教的崇信,無論是在藏經的刻印,寺院的興建,都有很大的幫助。王室支持的態度,對於明末僧人佛教事業的推動有極正面的影響。如紫柏真可與憨山德清在復寺與刻經的事業上,就都得到曾慈聖皇太后的贊助。然而帝王的崇信佛教,對於教團的發展也絕非只是正面的影響。朝廷錯誤的宗教政策,使得僧團過度的發展,導致僧侶素質的低落,這也是造成明末佛門衰敗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

萬曆二十八年,朝廷徵收礦稅,宦官乘機擾民,南康知府吳寶秀拒不執行徵稅命令而被逮捕,夫人憤死。紫柏多方調護,授以毘舍浮佛偈予吳寶秀:“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諄囑其誦十萬頌,當可出獄。紫柏憂心忡忡地感嘆道:“老憨不歸,則我出世一大負;礦稅不止,則我救世一大負;《傳燈》未續,則我慧命一大負。”

紫柏慷慨激昂的言論,終於引起朝廷的側目,門下弟子與德清等人皆力勸他儘速離京。不久,謗言四起,忌者乘機誣陷他濫用公帑,乃朝廷內部傾軋,匿名“妖書”的造作人,紫柏遂蒙冤被捕下獄。

萬曆三十一年十二月,執政法司定罪論死,紫柏以世法如此,久住何為?即說偈云:“一笑由來別有因,那知大塊不容塵。從茲收拾娘生足,鐵橛花開不待春。”言畢,端坐安然而逝,世壽六十一,法臘四十一。遺骸浮葬於西郊慈慧寺外,後移龕至浙江餘杭徑山寂照庵,萬曆四十四年於開山前文殊台荼毘立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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