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內容
文化交流是世界文化進步的一個重要條件，也是推動文化全球化和多樣性的內在要求。而中國從春秋戰國開始，已經開始了文化交流的進程，隨著時代的發展，這種交流日益加深，最終成為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一部分。而在現代，這個經濟全球化和區域集團化日益加深的時代，文化的軟實力作用越加突出，在國際競爭力上的作用日益突出，所以加強中外文化交流也就成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
目錄
內涵簡述歷史沿革雜誌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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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簡述
位於亞洲大陸東部的中國，隨著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逐漸由近及遠地與別國接觸聯繫，進行文化交流。它包括人員的往來，物產的移植，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等風俗習慣的相互影響，思想、宗教、文學、藝術等的傳播。交流的途徑多種多樣，如政府使節、留學學生、宗教、商業與商人、手工工匠等，甚至戰爭與俘虜，也曾為文化交流提供渠道。中國與各國之間文化交流的深度廣度各有不同，彼此所受對方影響深淺及產生的結果，也因國家與時代而異。但中國與各國之間文化交流是歷史的必然，而在與各國交光互影的漫長過程中，總的來看是中外雙方相互受益。
編輯本段歷史沿革
先秦時期
秦代及秦以前，和外國的接觸很少，文化交流今天所知者不多。相傳殷朝滅亡後箕子曾入朝鮮，傳播了中國的教化。統一的秦王朝聲名遠播，古代印度稱中國為秦，至今西方許多國家的語言裡，中國的名稱來源於秦字。
1-2世紀傳到義大利的中國戰國時期表銅器
漢代時期
漢朝國勢強盛，張騫、班超先後活躍於西域；絲綢之路的開通，使遠在西亞的各國與中國的文化交流成為可能。葡萄、石榴、胡麻、苜蓿等植物移植到中國，大宛（蘇聯中亞費爾乾納）的名馬得以引進，黎軒（當時屬羅馬帝國的埃及亞歷山大里亞）的雜技魔術在漢武帝劉徹（前157～前87）朝廷上表演。中國的絲綢成為羅馬貴族衣著所用的奢侈品，備受珍視。當時西方對中國的稱謂之一即來自絲字。中國的絲、紙和鋼傳入印度。印度的佛教在東漢時通過不同渠道傳入中國。有的學者認為，江蘇孔望山摩崖石刻，是中國最早的佛教石刻。佛教在中國歷經盛衰，延續至今兩千年。朝鮮北部和越南北部，在漢代都已不同程度地濡染了漢文化，奠定了以後與中國進一步交流的基礎。
魏晉南北朝時期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的分裂時期。各個政權需要鞏固與發展，海上及陸路交通條件也有改善，這四百年間與外國的文化交流遠較秦漢時期發達，而佛教成為中國與許多外國文化交流的紐帶。佛教在中國南北廣泛傳播，鳩摩羅什、真諦（499～569）等印度、中亞、南亞的僧人來華並譯出許多重要經典。法顯到印度求得經律回國。道安（312～385）用中國目錄學方法，綜理編譯佛教經典，提出初步的譯經理論。隨著佛教的傳播，淵源於印度以至犍陀羅的開鑿石窟、繪製壁畫、雕塑佛像等佛教藝術，自西而東傳入，在新疆、甘肅、山西、河南等地逐漸與中國傳統藝術相溶合，成為中國古代藝術的瑰寶。佛教從中國向東傳入高句麗、百濟，由高句麗傳入新羅，又經由百濟傳入日本。在朝鮮、日本流行千餘年的佛教，許多方面都有中國烙印。大批自稱秦人、漢人後裔的中國人，經過朝鮮移入日本，帶去了農業、手工業生產的各項技術，促進了日本社會經濟的發展。日本、朝鮮、越南長期使用漢文作為記錄工具，而日本這時開始用漢字表達日語的聲音，以後發展成沿用至今的兩套假名。孫吳致力于海外交通，遣使朱應、康泰到扶南（今高棉）。扶南僧人不斷攜帶佛經佛像來到南朝。北朝經陸路與經濟文化繁榮的薩珊朝波斯相聯繫，波斯人東來經商，陝西、河南、山西、河北、青海、內蒙古、新疆以及廣東等地，都曾發現不少薩珊錢幣。中國織錦採用了薩珊朝流行的聯珠圈內對禽對獸圖案。波斯商人信仰的祆教，也傳入中國，建立寺廟。據傳波斯僧侶曾用空心竹杖把蠶卵偷運到東羅馬，從此蠶絲業傳入歐洲。朱應、康泰和法顯留下了中國人關於海外國家的最早記錄。
隋唐時期
經過政治上的大分裂和各民族的大融合之後，隋和唐又建立起中央集權的統一的王朝。唐太宗李世民不僅對境內諸少數族採取兼容並包政策，成為前代漢族帝王所未有過的“天可汗”，而且對境外各國採取開放政策，極為有利於中外文化交流。有唐一代和外國在文化上的交流與相互影響，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以至於首都長安成為國際性城市。唐朝接受不少外國青年來長安學習，他們回國後傳播唐文化，推動了本國各方面的發展，如日本的南淵請安、吉備真備（693～775）等。有的學生長期留在中國，出仕朝廷，如日本的朝衡（698～770）、新羅的崔致遠等。留居唐朝的外國人後裔，如印度人後代瞿曇氏一族供職於司天台，大食人李彥升進士及第，四川“土生波斯”李珣作品被選入《花間集》並以詞人著稱，堪稱文化交流的燦爛成果。來自緬甸的驃國樂舞，來自中亞石國、康國的胡騰舞、胡鏇舞、柘枝舞等，都曾在長安表演。唐代僧人所制三十六字母，畫家所用凹凸法，敦煌的壁畫，唐代興起的新文學體裁變文，以及其他許多方面，都看出印度的影響。印度醫藥著作和醫術，在唐代也頗為流行。唐代中外貿易空前繁榮，橫貫東西的陸上“絲綢之路”以外，海上“絲綢之路”也興起。廣州設有市舶司，不少波斯和大食商人聚集於廣州、泉州和江浙沿海港口，山東沿海一帶則多新羅商人活躍其間。宗教上的交流廣泛而深入，尤其體現唐代對外的開放性。有名的高僧玄奘和義淨到印度和南海諸國求法，翻譯攜回的經典，從事傳播。他們的遊方記錄，成為研究這些國家的重要史料。印度僧人不空（705～774）等傳入密宗，一度頗為興盛，其影響遺留在後來的西藏與蒙古的佛教中。唐以後佛教在中國開始出現中國化的各種宗派，號稱南朝時傳入而實為中國本土形成的禪宗，也在這時繁榮起來。唐代在長安、洛陽等地有波斯及中亞商人信奉的祆祠，景教、摩尼教、伊斯蘭教等各種不同信仰，也在這一時期先後傳入中國。公元751年，高仙芝在怛邏斯戰役中為大食所敗，唐的戰俘把造紙術傳入撒馬爾罕，以後經由大食傳入歐洲，廣泛流行，對世界文化的發展起了巨大作用。公元770年日本以雕版印刷佛教陀羅尼的作法，當亦源於中國（見雕版印刷術）。印刷術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化的又一貢獻。中國的綾錦紡織技術，也於唐代傳入阿拉伯國家。在大食留居十年的杜環，返國後留下了中國人最早關於伊斯蘭教的記錄。
北宋時期
北宋政權的北面有遼，西北有西夏；南宋則北方先後有金及蒙古，中原與西域的絲綢之路交通不象唐代那樣暢通無阻。但宋代社會經濟發展，文化繁榮，海上貿易興盛，自印度支那半島、南洋群島，遠及阿拉伯半島。廣州、泉州、明州、杭州、揚州等城市設市舶司，對進出口商船檢查抽稅，市舶所入在國庫所占比重很大。南宋偏安，對外貿易的興旺過於北宋。11世紀末，宋人航海已使用水針羅盤，可能不久即為阿拉伯航海家所仿效採用，又傳入歐洲（見指南針）。以後日本制旱針盤，16世紀其法傳進中國。有宋一代制瓷業發達，瓷器繼絲織品之後成為對外貿易交流的主要商品，越南、緬甸、印度尼西亞、馬來亞都曾有許多地方出土過南宋瓷器殘片，印度、波斯灣沿岸遠至非洲的埃及、索馬里海岸，也都出土過宋瓷，11世紀埃及工匠還曾仿製中國瓷器。宋代印刷術已大為發達，印本書籍廣泛銷行於使用漢文的日本、朝鮮、越南。北宋時，中國畢升發明木活字，受其啟發影響，到南宋時，朝鮮開始製造金屬活字（見活字印刷）。宋朝的銅錢，在日本、印度尼西亞等地流通。海外輸入的貨物，以香料、象牙、犀角、珠寶等為主。日本的木材頗受歡迎。越南的占城稻種耐旱易長，在宋代中國由南而北從福建到河南得到推廣。這時番商以大食人為多，他們之中有的久居中國，廣州、泉州、揚州都建有清真寺，泉州還有大食人公墓。宋代有僧人赴印度求法，也有印度僧人來華，但當時所譯經典國內外影響都不大。宋代流行的禪宗與理學，對外發生了重大影響。南宋僧人東渡日本，傳播了禪宗，以後在日本興盛起來。程朱理學也於宋代傳入朝鮮，產生了深遠影響。朝鮮還在五代末接受中國科舉制，以選拔官吏。
元朝時期
元代中外文化交流呈現出新局面。大蒙古國地跨歐亞，不僅經過中亞通往波斯、阿拉伯各地的陸路交通得到恢復，來往更頻繁，而且範圍更加擴大，向西直達歐洲。聯繫南海及印度洋沿岸各國的海上絲綢之路，也在宋代基礎上更繁榮活躍起來。蒙古國及元朝統治者對於宗教只求其為大汗降福，採取兼收並蓄政策。教皇為防止蒙古向西侵略，又想聯合蒙古抗擊伊斯蘭勢力，1245～1342年，一百年中多次派遣教士東來，要求結好，並設教堂布教。1307年，孟特戈維諾被教皇任命為大都及東方總主教，接受其洗禮者達六千人左右。歐洲教士也兼營商業，從事貿易，波斯、阿拉伯以及歐洲的商人更是接踵而來，馬可·波羅一家最為有名。他們大都留下了遊歷記錄，有助於歐洲人了解東方，馬可·波羅的書對以後歐洲人東行
13-14世紀時，中國運往埃及的藍色錦緞，其花紋圖案帶有阿拉伯特色，埃及阿扎姆墓地出土。
探險啟發尤大。中國與波斯、阿拉伯人之間的文化交流，通過伊利汗國廣泛開展。中國的天文曆法、醫藥之學、鈔法及雕版印刷術、驛傳之制，以及算盤，都傳入伊利汗國，有的更向西傳播到歐洲，而印刷術可能在此以前已從其他途徑傳入阿拉伯國家。中國的火藥於13世紀傳進伊斯蘭國家，火藥的主要成分硝，波斯人稱為”中國鹽”，阿拉伯人稱為“中國雪”。西方語言中的茶字譯音，一是從福建方音傳去，另一則由蒙古西傳的北方讀音。西方的天文曆法、數學、醫學知識等，也隨著大批東來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傳進中國，相互起了促進作用。蒙古統治者雖與周邊諸國有過戰爭，但高麗、日本、緬甸、暹國、爪哇等國商船貿易從未中斷。元朝原在七處港口設市舶司，後經裁併，只留慶元（今浙江寧波）、泉州、廣州三處。中國與高麗之間文士的往來，與日本之間禪僧的往來，都極為頻繁密切。制瓷技術也在此時傳入暹國。中國旅行家周達觀（見《真臘風土記》）到了高棉，汪大淵（見《島夷志略》）泛海直抵非洲東岸，這時關於非洲的知識又勝於宋代。非洲摩洛哥人伊本·拔圖塔到過泉州、廣州。他們的遊記，成為元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寶貴史料。
明朝時期
中外文化交流到了明代，就方位而言，東方日本、朝鮮，南方南亞、東南亞諸國，西方遠達西歐國家，或官方，或民間，都有交往，遠遠超過昔日。政治使節、商業貿易、學習、傳教、移民以至戰爭，各種渠道無不起過作用。明代的交流涉及精神文化與物質文化的許多方面，中外雙方都大有受益。朝鮮、越南長期使用漢字作為記錄和表達的工具，這時開始創製表達本國語言的標記。而他們的標記符號，都是與中國文化交流的結果。朝鮮1446年頒布字母“諺文”，沿用至今。創製者參考了中國音韻之學，創製過程中還曾請教過明朝學者。13、14世紀之交，越南以漢字為素材，運用其造字方式，創造出自己的文字“字喃”，一直沿用到被拉丁字母所代替。同時，朝越兩國仍用漢文修撰史書，漢文文學依舊為兩國文人所喜愛。朝鮮古典文學作品《春香傳》中膾炙人口的譏刺朝貴的四句話，就來自明人詩句。明代中日禪僧往來頻繁，有的僧人充任使節團長。雪舟（1420～1506）入明學畫，遨遊山水，作品取得極高成就。明末朱舜水（1600～1682）東渡，促進了儒學的傳播和水戶學的形成。中日兩國通過頻繁貿易而互相交流的具有各自特色的物品，極為豐富多彩。豐臣秀吉發動的侵朝戰爭，意外地為中朝日三國某些方面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渠道。南海方面，菲律賓、馬來亞、印度尼西亞在明代都曾有國王率宮眷朝臣來華，而這些地區又移住了大量中國人，皆前代所未有。鄭和七次率船隊下“西洋”，直抵非洲東岸，更是中外貿易往來與文化交流的盛事（見鄭和下西洋）。歐洲耶穌會士東來，目的在於傳播天主教，但同時帶來了西方天文歷算等科學知識以及測繪、機械等技術。1620年法國耶穌會士金尼閣（1577～1628）從西歐各國募集的七千餘部西文著作，為中國提供了新的知識來源。利瑪竇在傳授西方科學知識的同時，還向西方初步介紹了中國的儒家學說。
清朝時期
隨著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各國之間的聯繫日益密切，中國與各國的文化交流也不斷進展。清朝政府在鴉片戰爭之前基本上採取鎖國政策，並未能阻擋交流的勢頭。漢字文化圈中的日本、朝鮮、越南三國與清朝的文人學者之間在文字上的往來與友誼，留下了不少佳話。清朝的醫生、畫家們東渡日本，日本人的漢詩和有關中國古典的研究，受到清朝學者稱讚。越南著名文學家阮攸（1765～1820）長於漢詩，他用字喃所著、至今家弦戶誦的長詩《金雲翹傳》淵源於同名的中國小說。大批華僑把中國的種植和手工業技術以及生活習俗等帶到東南亞，在那裡生根開花。《三國演義》等著名古典小說，經華僑傳入泰國，譯成泰語，至今受到泰國人民的廣泛喜愛。東來的傳教士湯若望、南懷仁等，受到清廷重視，以外國人管理欽天監。他們根據科學測算，改訂曆法，傳播天文歷算等科學知識，繼承了明末耶穌會士的交流活動。還有的教士從事繪畫、園林建築等，圓明園是他們融會了法國、義大利及東方園林藝術特徵的精心之作，其“萬園之園”之稱，象徵著東西文化交流的最高結晶。在歐洲，啟蒙運動者們初步接觸儒家學說，對於孔子倫理道德的主張和重視教育的思想，以及儒家的自然觀和政治理想如大一統及仁君統治，等等，都感到巨大吸引力，極為推崇，並力求為其所用。伏爾泰（1694～1778）曾讚美科舉考試制度。早已為朝鮮、越南所仿效的以考試選拔官吏的方式，18世紀末法國開始採用，以後英國繼之，成為沿襲至今的文官考試制度。物質文化方面，中國的瓷器、漆器、壁紙等，中國式的園林、家具，都很流行。畫家仿效中國畫的風格與題材，皇室從中國訂購特製圖案的瓷器，“中國風”蔚為風尚，盛極一時。歌德（1749～1832）接觸過極其有限的中國文學作品，便頗為傾倒，說“他們開始創作的時候，我們的祖先還在樹林裡生活呢”。
解放之前
鴉片戰爭（1840）至1949年，中國國際地位淪落，與外國的交往也不如過去之自由、平等而廣泛。但由於振興中國的需要，近百年來，中國學習日本及歐美，文化交流不論主動或被動，仍然頗為密切、廣泛而深入，超過以往各個時期。日本明治維新後，中國曾有學習日本的高潮。康有為變法，即以日本為藍本。1905年廢科舉後，全國各地設立學堂，大都聘任日本人任教習，而赴日留學的青年更不計其數。他們通過日本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以及各種社會政治學說，馬克思主義最早就是通過日本刊物得知的。20世紀國中國的先進人物，幾乎都在日本受過教育，回國後在各領域發生很大影響。19世紀中國設立了同文館教授外文，翻譯西書。以後嚴復和林紓（1852～1924）所譯西方社會科學與文學名著風靡一時。西方基督教教士來華，布教之外也傳播西方文化。19世紀時，中國已有少數留學生派往美國，但赴歐美國家留學的高潮，是在進入20世紀以後。留學生學習內容，比以前赴日所學遠為廣泛，政治、經濟、法律和理工農醫之外，不少人去學文學、哲學、歷史、教育以及繪畫、雕刻、戲劇、音樂等等，從歐美各國全面吸取西方文化。中國各級學校制度仿效西方，西方教會也在中國創辦各類學校，文化交流滲透社會的許多方面。五四運動提出“民主”“科學”後，歐風美雨鋪天蓋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也日益擴大。若以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與百年前鴉片戰爭前後相比較，思想、宗教、文學、藝術以及衣食住行、婚喪禮俗，等等，幾乎社會一切方面都發生了巨大變化。無論這些變化有利或不利於中國社會的發展，都是與外國（主要是西方，先是通過日本，以後則直接）文化交流的結果。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對中國的觀感雖有變化，但對中國文化的研究則逐漸深入，對中國藝術的愛好不減當年。這一百年中外文化交流中占主導的，卻始終是中國接受西方的影響。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外文化交流進入了新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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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介紹
《中外文化交流》(中、英文版)
刊名：《中外文化交流》
刊號：ISSN1004一5007 CN11一3004/G2
主管：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
主辦：中國對外文化交流協會
經辦：中外文化交流中心
辦刊宗旨：向世界各國介紹和傳播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和充滿生機的現代文化，向中國讀者介紹世界各國優秀的民族民間文化。
創刊背景
《中外文化交流》創刊於1992年，由中央對外文化宣傳小組（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前身）和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共同批准的全國惟一的以文化外宣為主要內容的大型國際性刊物。
內容簡介
現有《文化廣場》、《文化論壇》、《文化產業》、《藝術》、《交流》、《民俗風情》、《信息傳真》、《靈韻流動》《板橋居》等欄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