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道德經注碑全名為“唐開元神武皇帝道德經注碑”，碑文是唐玄宗對道德經的釋文，為文物之珍品。該碑位於河南省鹿邑縣太清宮景區太極殿前神道東側，立於唐天寶元年，即742年，碑高3．7米，寬1．2米，厚O．36米，碑首為半圓型，首身一石，碑身四面刻字，正反兩面為正文，每面22行，滿行51字，隸書字型，左右兩側為文人題詠。碑文內容為唐玄宗李隆基對《道德經》的釋文。
價值意義
一、這通碑是現存碑刻中最早的。從東漢桓帝時大臣邊韶來拜謁老子立碑時算起，太清宮歷史上有許多碑刻，因為年代的久遠以及兵燹匪患等原因，絕大部分碑刻都毀掉了，只有極少數的碑刻留存了下來。這塊碑刻是留下來的近20通碑刻中立碑年代最早的，太極殿前牆上的碑刻是元代的，神道東西兩側的碑刻為金代，清代的，而這塊碑是唐玄宗時期的，距今已近1300年了。
二、這通碑是皇帝對《道德經》的注釋文，是後世認識唐玄宗與老子《道德經》，唐朝與老子及道教關係的好教材。在我國歷史上，皇帝注釋《道德經》者有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等幾位，但以立碑和親筆注釋兩種形式註解《道德經》的只有唐玄宗一人。
唐玄宗等幾位皇帝註解《道德經》，為後人研究《道德經》提供了新的視角，他們同學者、文人註解《道德經》不同的是，皇帝們註解更多的是從治國理政上去闡釋。由幾位皇帝註解《道德經》來看，《道德經》中含有豐富的治國理政的思想。除了多位皇帝對《道德經》進行御注外，註解者中還有歷朝歷代的學者、官員、道士、儒家人士、法家代表、軍等等，如唐朝的魏徵著有《老子注要》，北宋王安石著有《老子注》、司馬光著有《道德真經論》、蘇轍著有《老子解》、趙孟顓著有《老子道德經》，明代李贄著有《老子解》，清代王夫之著有《老子衍》、紀曉嵐著有《老子道德經校訂》、嚴復著有《老子道德經評點》，至於民國以來名人註解《道德經》的更多了。
三、此碑還是了解鹿邑縣太清官鎮這個地方地質地貌的好教材。此碑建於唐朝，公元2002年以前，此碑在地面以上僅露碑頭尺許，碑頭大部、碑身、碑座都被埋入地下。而此碑初建時應建在地上，也就是說，1300年來，太清宮這個地方，地面整體增高了整通唐碑的高度。為研究這個地方的地質地貌和河流水患史提供了一個佐證。
這通唐碑歷經1300年的風風雨雨，風雨剝蝕嚴重，碑文已有一半模糊而不可辨認了。即便如此，仍是文物中之珍品，即便從純書法的角度講，正文的隸書字型，也有極高的書法價值。
太清官建祠1800餘年來，歷朝歷代都在太清宮立有碑刻，除現存20通外。其它雖然因年代久遠，風雨剝蝕以及兵燹匪患等原因不存在了，但所幸鹿邑古縣誌尚錄存有其它30餘通碑刻的碑文。同地上現存碑刻相對應，是研究太清官興衰史和道家、道教在歷朝歷代地位彌足珍貴的文獻或實物。
皇帝謁拜
唐玄宗是我國歷史上一位很偉大的皇帝，繼唐太宗李世民、武則天之後，他把唐朝帶領到了極盛，即開元盛世，這主要是因他遵循老子的無為而治的道家思想。他一生都在關注、研究、推廣、宣傳老子，除了以上講到的以外，還有一點，就是他一生中兩次對《道德經》進行注釋，又創下了中國歷史上皇帝的一個之最。以後還有宋徽宗趙佶、明太祖朱元璋、清世祖福臨等皇帝註解《老子》，但都是註解了一次，而唐玄宗註解了兩次。
第一次是在開元二十三年(735)，玄宗皇帝50歲時，他總結前半生讀老、拜老、研老心得，親筆著下了《御注道德真經》一書。唐玄宗在為第一次御注寫的序中指出：“每因清宴，輒叩玄關，隨所意得，遂為箋注，豈成一家之說……，今茲絕筆，是詢於眾……”意思是，我每次在和大臣們一起簡單用餐的時候，就常常詢問和交流一些學習《道德經》的知識和心得，就把自己學習的心得和體會寫下來，就這樣，關於《道德經》的箋注就完成了。
第二次是在唐玄宗天寶十四年(755)他70歲時，又寫下了《道德真經疏》一書。也就是在這一年，久享歌舞昇平的李唐王朝突遭巨變――安史之亂(安祿山、史思明起兵叛亂)爆發。歷經百年的我國封建歷史上第二個黃金時代(唐太宗李世民貞觀之治時期、武則天統治時期、唐玄宗李隆基開元盛世時期)結束了，唐朝開始走下坡路。也就是在這一年，在鹿邑發生了一件為整個唐王朝所注目，並令鹿邑載入史冊的事。安史之亂爆發，國遭大難，萬年雪崩，貴胄重臣，聞風鼠竄；可是真源縣(鹿邑古縣名)縣令張巡(南陽人)，一介文弱書生，七品微官，卻率千餘猝合之眾，扼敵要道，盡忠竭智，苦鬥至死，用溫熱的血，寫下了一曲名將讚歌。
正是由於張巡艱苦卓絕的孤軍抵抗，阻止了安祿山軍隊南進的步伐，削弱了安祿山叛軍的力量，也保住了唐王朝江淮以南一帶，使朝廷財源不竭，為唐王朝重組力量提供了財源準備和時間準備，功勞至大。所以到唐宣宗李忱時，下令給功臣畫像，供於朝廷，在這一次，真源縣令張巡的名字得以位列眾多重臣名將之間。
唐玄宗時期還有一件同鹿邑同老子有關的事。在唐玄宗天寶十三年(754)，即玄宗第二次註解《道德經》的頭一年，也是安史之亂爆發，真源縣令張巡在太清宮老子像前痛哭並率眾誓師抵抗的頭一年，大詩人杜甫來到鹿邑太清宮朝拜，並寫下了1200字的《朝獻太清宮賦》，並篆刻立碑於太清宮。該碑現已不存，但在清康熙年間尚存，只是碑文已模糊不清了。所幸《康熙鹿邑縣誌》上錄有全文。
第二個需要記述的是唐高宗李治於乾封元年(666)親來鹿邑謁祖拜庭這件事了。
《舊唐書．高宗本紀》載，高宗皇帝於乾封元年“二月己未，次毫州，幸老君廟，追號日太上玄元皇帝，創造祠，堂；其廟置令、丞各一員。改谷陽縣為真源縣，縣內宗姓特給復一年”。同北宋真宗皇帝來老子生地祭拜比起來，國史書上記載要少一些，不過內容並不少。
據史料記載，高宗的這次離開長安東來拜祖是武皇后(武則天)提議的，而且是在遊歷泰山後來的太清宮。目的是拜謁祖庭和祖先，後世可以想像祭拜隊伍和規模氣勢都應當宏大。史料載，高宗來鹿邑時百官儀衛，延長數百里，此說固有誇張成分，但祭拜之隆重熱烈和規模之宏大 當是可以想見。這是唐朝時關於老子和其生地發生的幾件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