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度特化
以前就在電視上斷斷續續看過一點點《Prehistoric Park （史前公園）》，昨天整個看了一遍，這類半科普、半故事的敘事方法挺容易吸引人的。
知道了：三角龍、雷龍、似鳥龍、四翼盜龍、劍齒虎、恐鳥。。。還有石炭紀一米多長的大蜈蚣！！！ 等等等等已經滅絕的史前動物。
知道一個詞——“過度特化”，這也是劍齒虎滅絕的主要原因之一。過度特化的意思是動物在某方面能力進化的太強了，比如劍齒虎的鋒利的長牙齒和強壯的前肢，特別適合對付比它大的野獸，所以，它曾統治整個南美的草原。但是，隨著氣候的變化，大型的動物（遠古的“大型”好像動輒意味著幾噸，和現在的概念差別很大）逐步滅絕，這樣劍齒虎的優點成為它的拖累，變得連鹿這樣的小型動物都追不上了。。。
優勝劣汰是自然法則，人和組織亦然。如果沒有前瞻的眼光，我們說不定也走在過度特化的路上呢。。。
人類會不會像恐龍一樣滅絕？
生物特化
“非典和禽流感相繼暴發，應當引起我們對現行生產、生活方式的反思，如不能制止嚴重破壞自然平衡的行為，不能與生物界和諧共存，人類可能會像恐龍一樣因‘特化’走向滅絕。”談到如何保持生態平衡，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地質大學（武漢）校長殷鴻福激動地說。
“這並非危言聳聽，而是研究生物演化史得出的科學結論。”殷鴻福委員說，生物界的消亡有兩種可能：一種是通過全面進化，舊物種雖不復存在，但演變為更高更新的物種；另一種是未能綿延後代而絕滅。前一種消亡是好的，比如從猿到人的演變，人猿消亡了，卻產生了更高級的人；後一種則是物種的悲哀，比如恐龍。
殷鴻福委員認為，引起恐龍滅絕的內因是“生物特化”。所謂生物特化，是指不與自然平衡，造成生物體某一方面非自然地過度發展。比如某些物種個體增大是一種特化現象，它是生物演化上升的表現之一，但並不是越大越好。它只適應特別優越的環境、要求更多更好的食物。統治性生物如恐龍一時得天時地利而繁衍滋長，而其適應性和抗災變能力不斷減弱，一旦環境突變，便走向絕滅。
生物演化史表明，各地質史時期的統治生物，常常在危機中全部滅絕，被其壓制的弱小的新門類則取而代之。人類能否逃脫這一命運？
工業革命動物速長容易染疫傳疫
殷鴻福委員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繁殖加快，對肉食的要求越來越高，消滅野生生物的手段越來越先進，越來越少依賴自然食物鏈，而依賴人工食物鏈。目前家畜家禽飼養越來越工業化，這種高密度、統一飼料、速長速肥的生產方式遠離自然，再加上激素、催肥劑的使用，使動物抗災變機能降低，易於染疫傳疫，導致口蹄疫、瘋牛病、禽流感頻發。
“須知人體是一切不利元素的最終受體，而人體會數百倍、數萬倍地積累不利元素。”殷鴻福委員說，“現在一部分人體的某些不利元素量已經過高，其長期效應將對人種演化造成危害。”
物質文明造成人類抗災能力減弱他認為，農業社會時代的人類比較接近於與自然平衡。近代物質文明的高速發展，造成時間和勞力節省，體力勞動減弱，閒暇時間增多，肌肉運動減少，營養過度和個體增大。結果是發胖、變懶、心臟血管和其它系統疾病增加，造成人類機體抗災能力減弱。
研究表明，由於人類影響，動物的滅絕率自17世紀以來呈指數式增長，於1950年前後達到高峰。目前鳥獸類的滅絕率是自然條件下的100至1000倍；動植物總計，滅絕率是自然條件下的10至100倍，是地球史上最快的滅絕之一。
善待自然人類爭取良性演化前途
對於人類的前景，殷鴻福委員並非悲觀論者，他認為，一般生物是沒有理智的，對於它們，環境適宜時繁衍—統治—特化—環境惡化時絕滅，是一種普遍現象。而人類有精神文明，有集體良知，可望通過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善待自然，為自己爭取一個良性演化的前途。
從意向對象到非對象的意義體驗
胡塞爾改造了布倫塔諾的意向性理論，並通過這個現象學的意向性結構來解決傳統哲學的問題。這種改造之所以可能，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吸收了威廉·詹姆士在《心理學原理》中提出的“意識流”學說，[1]形成了關於邊緣域和內時間意識流的思路。這個思路到他思想後期的發生現象學階段，就產生了“生活世界”等學說。總而言之，邊緣域學說的要義在於：在一切意向對象化之前，在邊緣域中總已經有了非對象地生成意義的可能。這種邊緣境域可以被理解為外知覺視域、內時間視域或總體性的生活世界，其中孕育著、潛伏著各種可能，但還未（noch nicht）在任何意義上被特化為對象或有自己特性的存在者。因此其中有一種生成式的模糊性、不可確定性。說到底，現象學講的意向性活動的最根本的原動力或原綜合就來自於它。然而，後期胡塞爾雖然越來越意識到這種前對象的邊緣域的必要與重要，但始終未能“正視”它，也就是未能視它為最真實的存在和意義源頭，只讓它扮演一個過度的、準備的和邊緣的角色。對於他，最真實者是先驗的主體性這個收斂極，任何意義都必須依附於各種意向對象，意識總是關於某個意向對象（“某物”）的意識。
可見，胡塞爾的意向性學說，即意向性行為構成意向對象的學說，提供了這樣一個思想結構，其中既有比較傾向於傳統哲學的維度，比如主體性與意向對象這些可定義化、中心化或概念對象化的東西，又有一個相當新鮮的維度，也就是那不可定義化、概念對象化的，但同時又使得意義和對象的構成得以可能的邊緣域。正是這後一個維度吸引了新一代哲學家們的極大興趣，通過深化它的含義並為它找到新的表現途徑，他們提出了各自的新學說。主要以這種方式，現象學影響了當代西方哲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