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退潮的革命:宋教仁的1913》資料詳細，特別是將洪述祖、應桂馨電文和南北雙方的函件、電文，全部公開；層層剝皮，將袁世凱、趙秉鈞、陳其美、洪述祖、應桂馨等人的關係分析的更加清晰；講述深入淺出，為讀者深刻揭露當時南北政壇、二次革命的台前幕後
作者簡介
金滿樓，原名金松，《新歷史》等雜誌特約撰稿人。
主要並作：《歷史的轉彎處：晚清帝國回憶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向康熙學習：歷史不曾心軟》(河南文藝出版社，2008年)；《帝國的凋零：晚清的最後十年》(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
圖書目錄
誰刺殺了宋教仁
1.宋教仁遇刺
2.神秘報案人
3.雙面間諜應桂馨
4.手眼通天洪述祖
5.從毀宋到殺宋
6.神秘殺手武士英
7.南北大鬥法
8.趙秉鈞有何話講
9.袁世凱幾分嫌疑
10.陳其美幕後身影
11.涉案人大結局
12.誰是獲利者
革命再起革命消
1.“大借款”風波迭起
2.革命黨兵敗如山倒
3.北洋軍力戰下南京
4.海外繼續鬧革命
總統好當不好做
1.袁世凱一償夙願
2.國民黨、國會全解散
3.副總統束手就擒
結語：小人之謀、蝴蝶效應與曇花憲政夢
1.誰是“宋案”的指使者
2.民初的憲政為什麼會夭折
附 錄
1.宋教仁生平簡表
2.“宋案”時間表
3.民國二年（1913年）大事記
4.應桂馨、洪述祖密電函件
5.各方函電
參考書目
後記
後記
殷海光在《中國文化的展望》中說，如果一本著作發生閱讀困難的問題，首先需要檢討的是作者自己，請問問自己想清楚沒有，而且寫清楚沒有，不要動不動說讀者程度不夠。每次動筆寫新書之前，筆者也一直告誡自己，書一定要寫得好看、好讀、好懂，如果一般讀者讀起來都覺得費勁，那不是讀者的錯而是作者的錯，通俗歷史尤當如此。
當然，之前也有一些讀者反映，希望能在書中註明關鍵情節的引文出處，以便於擴展閱讀。這話當然是客氣了，實則是考量一個歷史作者對史料運用的嚴肅性，即整本書的可靠性。由於筆者一直將自己定位為通俗歷史作家，以前的作品因擔心行文中過多的注釋會影響到閱讀的流暢與快感，因而只在書後附錄參考書目，供有興趣的讀者挑選閱讀，但這個方法也有不好的地方，特別之前寫過的東西，有時候回過頭來需要查找出處時，往往會忘記資料究竟是從哪本書中得來。
本書因為主要寫宋教仁的遇刺，案情複雜，各方說法往往又前後矛盾，各有紕漏，因而對材料的確切性要求很高，不加注釋將無法將問題說清楚。因此，本書一改之前的風格，儘可能地對各種引用的材料加以引文注釋。不過，筆者必須說明的是，儘管本書加了注釋，但仍屬於通俗歷史作品而不宜視為學術作品。
早在2010年寫《辛亥殘夢》時，筆者曾有一個構想即選取1911、1912、1913三個特殊的年份各寫一本專題書，合起來即“鼎革三部曲”。2011年底，筆者完成了其中的第二本《門檻上的民國》，如果之前那個構想還能成立的話，那讀者手頭拿到的這本書就算是“鼎革三部曲”的最後一本，也算是對自己、對讀者的一個交代。
說起為什麼要寫《宋教仁的1913》這本書，還得從2009年的《民國往事》說起。《民國往事》原本是要寫到1949年的，後來也曾與國內某大社簽訂了出版契約，但因為各種因素的干擾竟然未能繼續，筆者最後只好另找其他社先行出版《北洋往事》，後面的書寫內容因為筆者的觀點有些非主流而暫時擱置。
龔自珍曾有詩云：“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在這樣一個物慾橫流的年代，以文為生固然是舉步維艱，與主流觀點唱反調更是自討苦吃。不過，筆者仍舊固執地認為，作者的獨立地位與非主流的思維往往具有更大的意義，一個觀點多元、允許爭論並對不同意見給予包容的社會，才是一個真正理性而穩定的社會。
在這裡，筆者要感謝思公、張耀傑和蘆笛三位先生，在很大程度上說，本書關於“宋案”的基本觀點、邏輯構架甚至材料來源均建立在三位先生的作品基礎之上，筆者在此問題上並無什麼獨到的創見，本書能得以完成，主要得益於三位先生的成果。在這裡，筆者要對三位先生鄭重地表示謝意。
早在2009年的時候，筆者通過部落格認識了思公先生並有幸獲贈《晚清盡頭是民國》的親筆簽名書，與張耀傑先生則是2012年在新浪微博上認識，至少在筆者這邊，頗有投緣之感。至於蘆笛先生，因為其旅居海外而不曾有來往，慕名而已。
關於“宋案”，關於真相，或許永遠不會有答案。目前能夠明確的，只是應桂馨與洪述祖的“小人之謀”，其他都是各種推測而拿不出實質性的證據。對此，讀者或許無論如何都不會滿意，苦苦追求的歷史真相竟然是南美洲的一隻蝴蝶扇動了一下翅膀，但這正是歷史偶然性的魅力所在。
戴逸在《十八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導言卷中說：“歷史的前進並沒有既定的模式，一切有待於人的努力、人的創造。而人的努力、創造也要有既定的社會條件做憑靠，在歷史的重要關頭，人們面臨著多種機遇的選擇，歷史看似可左可右，可前可後。”
宋教仁的被刺也是如此，這一意外事件的發生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近代中國的走向。在很多時候，歷史不堪卒讀，真相慘痛人心，可是，很多歷史事件連真相都不可尋，這又是何等的悲哀呢？
宋教仁究竟是被誰謀殺的，如今早已成謎。當人們在為自以為是的“真相”而爭得而紅耳赤時，那些真正的殺手，反可能消失在茫茫的歷史塵埃之中。套用常用的那句話，後人一爭論，他們就發笑了。
可是，在那些似是而非的主流意見面前，總有笑不出來的人。如果可以有，那筆者姑且算一個吧。
序言
上海閘北公園的一個偏僻角落裡，有個托首沉思的雕像多少顯得有些落寞和孤寂，這個雕像主人的名字叫宋教仁。在1913年那場舉國震驚的暗殺事件中，宋教仁究竟死於何人之手，至今仍是一個難解的謎團。歲月匆匆，白駒過隙，一百年的時間過去了，原處鄉間的宋氏墓園如今早已棲身鬧市。在今天的閘北公園，宋教仁墓頂上雄鷹斗蛇的青銅雕塑和宋本人的全身西服坐像依然矗立，從南北高架上驅車路過這座不起眼的小公園時，耶只展翅的飛鷹仍舊依稀可見，但在這個被人遺忘的角落裡，宋教仁和他的事跡、夢想與信念，早已湮滅在歷史的塵煙之中，正如他和那寂寞的墓園，如今已是少有人知。
宋教仁，字遯初，號漁父，湖南桃源人。宋在家中排行老二，上有一兄，下有兩妹，幼年時家境殷實，但十歲那年父親因病去世，家道開始中落。宋教仁從小天資聰穎，入讀桃源漳江書院時很得山長黃彝壽的重視，1903年宋在其推薦下報考武昌文普通學堂，後以第一名的成績入學。
文普通學堂是湖廣總督張之洞創辦的一所新式學堂，在其規劃下，湖北新式教育走在了全國的前列，當時除文普通學堂外，還設有武普通學堂及更高一級的兩湖大學堂、武高等學堂、師範學堂等專門學校。在那次入學考試中，宋教仁寫了一篇《漢武帝論》，文章揮揮灑灑，詳細論證了漢武帝經營西域、擴張國土，其功勞遠在漢高祖之上的觀點，主考官閱後極為欣賞，特拔其為第一名。這位主考官，說起來也是大名鼎鼎，他就是跟隨張之洞近二十年的親信幕僚、清流名士梁鼎芬。有後者的照拂，像宋教仁這樣的優秀學員按慣例將在數年後不出意外地被公派到日本或歐美留學深造。
但是，宋教仁入學未及一年，一個人的出現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這個人就是後來的“革命偉人”黃興。黃興生於1874年，比宋教仁大8歲，他曾於22歲那年中秀才，後來被選送到武昌兩湖書院深造。1902年春，黃興被公派到日本留學併入讀東京弘文學院師範科。次年，由於俄國以各種藉口在中國東北拒不撤兵，黃興與留日學生百餘人自發組織“拒俄義勇隊”，以抗議沙俄對東北的侵占。但是，這些年輕人的愛國活動遭到了清廷猜忌並被誣為“亂黨分子”，其中一部分人憤而投入革命陣營，黃興就是其中之一。
1903年底，黃興回到湖北並以學長身份在武昌各學堂演講。當說到沙俄強橫、清廷無能並打壓學生愛國活動時，黃興聲淚俱下，年輕的學子們也如炸了鍋一樣沸騰了！在這群憤怒的年輕人中間，宋教仁赫然在列。
在黃興的感召下，宋教仁隨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04年2月，在慶祝黃興30歲生日的聚會上，宋教仁、陳天華、劉揆一、章士釗等湖南熱血青年酒酣之餘，倡議成立一個革命組織，這就是近代革命史上的“華興會”。
“華興會”成立時，黃興被推為會長，宋教仁、劉揆一任副會長。當年7月，宋與胡瑛、呂大森、張難先、曹亞伯等人在武昌成立科學補習所，宣傳革命。兩個月後，黃興等人成立“華興礦業公司”，不過，這個公司看似要辦實業，但實際上是個圖謀革命的“皮包公司”，它的主要業務不是探礦採礦，而是發行“股票”，為革命籌集經費。當時“華興公司”的股票很是闊氣，長五寸、寬三寸，票面一千文，背面註明“革命成功，加倍償還”的字樣。當然，這種革命籌款模式其實也不稀奇，庚子年唐才常搞“自立軍”，起義時也發行過“富有票”，而孫中山也曾以“興中會”的名義在美國發行過類似的革命債券。
按黃興等人的計畫，“華興會”將在當年11月16日也就是慈禧太后萬壽節的那天舉義，因為省里的文武百官屆時將在萬壽宮舉行慶祝活動，趁著這個十年一遇的好機會，黃興與其他志士計畫用預先埋好的炸藥將他們一塊送上西天，然後省內四路起兵，從常德、衡州、寶慶、岳州分別攻入長沙，宣布獨立。
起義計畫書寫得很有想像力，但實際操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首先，革命一定要有經費，沒錢就不能買炸藥，不能挖坑，也付不起工錢。其次，革命事業風險性大，還要募集足夠的人馬，這些都需要時間去組織。
先說錢的問題。“華興公司”的股票固然美觀大方，但真正賣出去的沒幾張，籌集的經費遠遠不夠，不要說挖坑，炸藥都買不起。為了革命成功，黃興咬咬牙變賣了自己的家產。宋教仁也回到家中試圖售賣田產以換取公司的股票，但宋家當時並不寬裕，宋教仁最終未能說服家人。
至於組織方面，當時情況也不理想。宋教仁負責的是常德這一路，儘管他贏得了當地會黨的支持並被推為“龍頭”老大，但這些人更看重的是經濟利益。起義臨近之時，某會黨首領游得勝因兜售“華興公司”股票而被人告發，當地政府查明這起“非法集資案”的背後隱藏著巨大的造反密謀後，即刻上報給湖南巡撫陸元鼎，後者收報後立刻觸發了當年“富有票”案的警覺，隨後下令全力緝拿革命黨。
在被殺前，游得勝供出此事系常德某“姓宋”的學生主謀。好在他把名字記錯了，當桃源縣令將湖南巡撫的電文轉到漳江書院時，山長黃彝壽看到裡面有捉拿亂黨“宋敏仁”的字樣，當時的第一反應是自己的得意弟子宋教仁惹的禍。於是，他一邊回電稱“查無此人”稍作敷衍，另一邊立即通知宋教仁趕快離開湖南，以免遭到官府的毒手。
宋教仁得到報信後，趕忙乘船逃往武昌。說來也巧，宋教仁到達武昌那天，正值慈禧太后萬壽節，只見督撫衙門張燈結彩，街道商鋪龍旗高懸，市集上人來人往，車馬之聲如鼎方沸，大有歌舞昇平之氣象。武昌的喜慶色彩，與宋教仁的落寞心情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失落之下，他跑進一家書店買了《施公案》和《七俠五義》回客店聊以解悶。
不高興的還不止宋教仁一人。這次湖北萬壽節慶典鋪張揚厲，費資巨萬，當時總督署還邀請了各國領事大開筵宴，並招請軍學界奏西樂，唱新編《愛國歌》。時為張之洞幕僚的辜鴻銘在座陪宴，他頗為不滿地對學堂監督梁鼎芬戲言道：“滿街都是唱《愛國歌》，未聞有人唱《愛民歌》者！”
不日後，湖南革命黨“圖謀不軌”的訊息傳到武昌，宋教仁等人所辦的科學補習所也被關閉，“華興會”成員人人自危。在事無可為的情況下，宋教仁沿長江東下上海，前往男一個革命據點：上海餘慶里啟華譯書局。
但宋教仁沒想到的是他到上海後，啟華譯書局也已經被破壞。說起這事，還頗有些丟人，其經過是這樣：原廣西巡撫王之春被罷官後寓居上海，當時盛傳他在任時對法交涉妥協賣國，革命志士們於是打算對他進行“肉體消滅”，不料刺客萬福華在行刺時鬧出個大笑話。
當時王之春在某酒樓，萬福華見後隻身上前，抓住王的手臂厲聲斥罵：“賣國賊，我代表四萬萬同胞對你執行槍決。”孰料扳機扣了好幾下，“啪嗒”有聲，結果卻是一彈未發。事後查明，這槍原是把破槍，撞針已壞，而萬福華等人事先並未試用，結果好好的一場革命義舉，最後演成了一場鬧劇。
這事還不算，萬福華被捕後，另一位主事者章士釗於次日去巡捕房探望，巡捕詢問他住址時，章士釗竟然隨口說出餘慶里的門牌號，結果租界巡捕按圖索驥，將黃興、陳天華、張繼、郭人漳、徐佛蘇、蘇鵬，還有章士釗本人在內的11人全部抓獲——革命基地被一窩端了。好在原湘軍將領郭人漳在滬上人脈頗廣，而黃興用的是假名，二人得以保釋出獄，否則，身為“朝廷重犯”的黃興恐怕就此一命送去，難成後來的傳奇了。事後，章士釗等人被薄懲後釋放，而行事主犯萬福華則因為刺殺罪加越獄罪被判15年監禁，直到辛亥革命後才被釋放。
餘慶里據點被破壞後，宋教仁等人在上海已無立足之地，只好在1904年底東渡日本，開闢海外革命的新天地。在前往日本的途中，與宋教仁同船的還有“湘中二楊”，這就是楊度與楊篤生。楊度生於1874年（與黃興同歲），19歲中舉人，當時已是聲名遠揚，名滿三湘；楊篤生比楊度大三歲，他與後來的北大教授楊昌濟為同族中人，也非等閒之輩。戊戌變法期間，楊度、楊篤生與辦理時務學堂的譚嗣同、梁啓超等人過往甚密，堪稱活躍，後來變法失敗，這些人或死或逃，“兩楊”也識趣地遠走他鄉。
和楊度、楊篤生相比，當時的宋教仁還只能算是無名小輩。到日本後，中國留學生首先要解決的是語言問題，好在宋教仁天資聰穎，學習能力很強，他先是在順天中學學習日語、英語，半年後進入日本法政大學，再半年後又考入知名的早稻田大學，成為留學生部的預科學生。
日本求學期間，宋教仁的學習興趣主要在法政方面，他第一次進書店，買的就是法律方面的書籍，一本是《婚姻進化》，另一本是《法律上之結婚》。另外，宋教仁對心理學與哲學也有相當興趣，並在日記中寫下了大段大段的學習心得。在黃興等人的影響下，宋教仁初到日本時對軍事也很好奇，他曾在日本體育會接受過徒手操和兵式操的訓練，還一度嘗試過價格不菲的騎馬練習。當時練習馬術的費用是一天五日元，對學生來說可謂奢侈。不過，宋教仁在體育方面並不出色，他在一次練習中不慎落馬，而且受了點輕傷，後來也就不再嘗試了。
在語言方面，宋教仁很有天賦，他曾對日語及漢語的發音做了相當獨到的比較研究，並把心得記錄在自己的日記中。在1906年到1907年的這段時間裡，宋教仁翻譯了一些憲政方面的書籍，其中包括《日本憲法》、《英國制度概要》、《美國制度要覽》、《各國警察制度》、《德國官制》、《國際私法講義》等，這些活動雖然談不上研究精深，但基本奠定了他在憲政和法律認識方面的基礎。
宋教仁利用課外時間做翻譯，主要是通過同船來日的楊篤生的介紹。楊篤生等人在日本創辦了一本名為《遊學譯編》的雜誌。當時國內因立憲運動的開展而對法政方面的書籍有較為迫切的需求，宋教仁所翻譯的這些書大體屬於法政叢編方面的約稿，翻譯費能拿到每千字一元三角（後漲為一元五角），由此獲得了一筆相對穩定的收入。
需要指出的是，當時的留日學生數以萬計，其中不免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真正能從事翻譯的人才其實不多。譬如，有的人成天在東京的同鄉圈子裡廝混，回國後連一句日語都說不來。到日本短短的一年多時間裡，宋教仁就能開始從事翻譯工作，這無論如何都算是聰敏好學，而在革命黨人中間，這也算是鳳毛麟角。
儘管楊篤生經常給宋教仁送來四五十日元的翻譯費，但從當時的日記中看，宋教仁在日本的生活並不是那么的愜意。譬如，在1906年9月27日，宋教仁在日記中寫道，自己接到家中的來信，哥哥說家裡生活很困難，衣物都拿出去典當得差不多了，家裡剛長出青苗的田地也賣了，老母親很想念他，希望他早日回家，並希望他能寄錢回家或者自己帶回家，以緩解家裡的經濟困難。讀完信後，宋教仁愁苦不堪，一籌莫展，他恨不能長出翅膀飛回家去看望母親，又想從哪裡想辦法弄一筆錢寄回去，可他左想右想，最後還是一點辦法也沒有！
異國生活的艱辛，使得宋教仁希望賺取更多的翻譯費，為此他一度因翻譯書稿太勤而精神衰弱，住進了醫院。這種狀況到1907年後才有所緩解。宋教仁在翻譯之餘，還曾做過漢語教習等兼職，但這段時間裡，宋教仁也逐漸荒廢學業，早稻田的課也不大去了。
按傳統習俗，宋教仁結婚很早，他16歲時即與本鄉方氏完婚並育有一子。在流亡異國的歲月里，年輕的宋教仁也不是沒有動情的時刻，至少在日記里能找到兩個日本女子的蛛絲馬跡：一個是處過一段時間的女友永井德子，另一個名叫西村千代子。特別是後者，更是讓宋教仁為之著迷，他曾在日記中稱自己想到千代子就久久不能入眠，心中老是浮現出她的一笑一顰，而與千代子的相處中，她的每一個動作都能讓他回味無窮。但是，限於各方面的原因，宋教仁與千代子來往過幾次後還是無果而終。
革命是宋教仁在日本期間的另一件重要事。到日本不久，宋教仁即與革命同志在東京創辦《二十世紀之支那》，他不僅擔任了經理人，而且還承擔了主要的撰稿任務。草創時期，雜誌遇到了很多困擾，如經費問題、人員退出等，但宋教仁仍極力維持並堅持出版了兩期。正當雜誌難以為繼之時，一位神秘的日本友人找到宋教仁，他就是跟隨孫中山多年的宮崎滔天。
宮崎滔天本名宮崎寅藏，日本浪人出身，早在19世紀末，他就開始關心並參與中國革命。1905年7月30日，在宮崎滔天的撮合下，幾個流亡在日的革命小團體華興會、光復會和興中會等在東京赤坂區檜町三號黑龍會本部（內田良平宅）召開同盟會籌備會議，其中包括孫中山、黃興、宋教仁、陳天華、劉道一、時功玖、曹亞伯、蔣作賓、劉一清、馮自由、汪兆銘、古應芬、胡毅生、何天炯、馬君武、鄧家彥、程家檉、王天培、蔣尊簋、康保忠、王孝縝、張繼等10省代表，加上宮崎滔天、內田良平與末永節三位“日本志士”，到會人數合計79人，革命陣容可謂強大。
同盟會的成立值得慶賀，但有兩件事對宋教仁刺激頗大。一是他辛苦創辦的《二十世紀之支那》被日本地方警局強制停刊，經多方斡旋仍未能解決，最後只好將雜誌改名為《民報》，並作為同盟會的機關報發行。《民報》社成立後，很快成為同盟會的主要據點，宋教仁雖然還負責社內事務，但已非昔日可比。第二件事是當年11月日本發布“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這事在留日學生中引起了強烈反彈。一個月後，宋教仁的同鄉兼好友陳天華投水自殺，以示抗議，最後還是宋教仁去將他的遺體領回。
對於當時方興未艾的中國革命，日本政治勢力可分為兩派，一派是軍部及黑龍會等組織，另一派是日本外務省等官方勢力，他們都希望利用中國革命黨來謀取利益，但軍部的野心更大，而且活動都在暗裡，而外務省則需要顧忌到清廷的抗議及國際輿論，表面上還不是特別的露骨。譬如1906年1月，清廷度支部尚書載澤訪問日本，宋教仁等人便被日本警察監視。
正如前面說到的《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日本警察局之所以將之強制停刊，從表面上看是因為沒有合法手續，實際上則是宋教仁編寫的文章揭露了日本對中國的野心，惹起了日本人的不快。總體而言，宋教仁對日本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好感，他在甲午戰爭期間曾寫詩云：“要當慷慨煮黃海，手挽倭頭入漢關”；到日本時，正值日俄戰爭爆發，宋教仁也一直關注著這場戰爭的進程，但他並不是關心日本的勝負而是擔憂中國的命運。有一次，宋教仁與友人參觀日本靖國神社，當他看到外面鼓角連天、人山人海的景象後，不由得為中日兩國民眾在愛國獻身精神上的差異而感嘆不已。
從某種意義上說，宋教仁是一個“不愛朝廷的愛國者”，他在《二十世紀之支那》的發刊詞中就明確指出，“吾人之主義，可大書而特書，曰‘愛國主義”’。在宋教仁看來，中國為什麼不強大，最大的障礙正是腐朽無能的清廷，因此，他在雜誌中不用清朝紀年而使用黃帝紀年，以示對立。 據常在同盟會本部（即《民報》社）碰面的鄧家彥回憶，宋教仁“頗具才識，亦通辭令，喜做高談闊論，因‘間島問題’而嶄露頭角，彼在東京主張對於‘間島問題’應如何如何處理，因此頗為引動彼邦朝野人士之注意”。同盟會員楊熙績也曾說，孫中山善於演講，黃興是個實幹家，而宋教仁深沉穩健，又通達計謀，是智囊。孫、黃、宋是當時同盟會的主要領導，但三人因個性的差異也曾惹出不小的風波。
1907年2月，孫中山與黃興在採取何種旗幟的問題上發生激烈爭執，孫主張沿用當年興中會的青天白日旗，以紀念那些犧牲的革命黨人；黃興則主張用華興會的井字旗，並認為青天白日旗有效仿日本國旗之嫌疑，應予毀棄。孫中山聽後勃然大怒：“我當年在南洋鬧革命的時候，幾萬人託命於此旗下，你若要毀棄，就先把我給毀棄了先！”黃興當時也被激怒得跳了起來，當場發誓要退出同盟會。
這場爭執，表面上看是會旗之爭，但其背後卻隱藏著同盟會的領導權之爭。作為原華興會主要成員的宋教仁自然站在了黃興的一邊，他在當天日記中認為，黃興不快的原因，“其遠者當另有一種不可推測之惡感情漸積於心，以致借是而發，實則此猶小問題。……遂決明日即向逸仙辭職，慶午（即黃興）事亦聽之。十時回。夜。大風。”
據宋教仁的記載，他得知孫、黃爭執後感到心灰意冷，之後就在《民報》社向黃興當面提出辭去同盟會職務及《民報》社內職務。黃興開始不吭聲，過了一會兒也突然提出要退會，而當時《民報》的諸革命黨人也都在場。第二天，宋教仁果然像日記中決定的那樣向孫中山當面辭職並轉交檔案。雖然後者一直挽留，宮崎滔天也仍舊想撮合他們的關係，但此時宋教仁的去意已決。
眼看事情越鬧越大，黃興為了大局著想，只好自己退讓一步，他在事後向胡漢民寫信表示願意服從孫中山的決定。儘管如此，他本人仍舊“意頗快快”。“爭旗事件”對同盟會的發展影響頗大，黃興這一退，以後便一直服從大局，但宋教仁等人就未免與孫中山及他的廣東人馬心存芥蒂了。
1907年初，宋教仁就對“間島問題”感興趣，在這次的爭吵事件後更是下定決心去東北。啟程前，宋教仁賦詩一首：
更殘猶不寐，起坐獨彷徨。月落千山曉，雞鳴萬瓦霜。
客中憂病累，海外傷國亡。誰繼枕戈忠，中原逐犬羊。
從這首詩可以看出，宋教仁的古典文化功底著實不低。這首詩的前四句寫景，後四句預示革命風暴的來臨，堪稱詩中精品。1907年3月，宋教仁化名桃源宗介，在與另一個革命黨白逾恆渡過鴨綠江後，於4月1日到達安東（今丹東市），與當地的同盟會員吳昆接頭。
宋教仁的這次東北之行有兩個目的：一是調查間島問題；二是聯絡當地的反清武裝力量，包括東北綠林好漢李逢春、朱二角、楊國棟等人，以“統籌遼海東西、黑水南北之義軍，共舉大事”。但是，在與東北新軍中的吳祿貞、藍天蔚及同盟會員張榕等人秘密會面後，由於吳、張等人的反對，宋教仁聯絡“馬匪”的計畫未能成功。
但在“問島問題”上，宋教仁憑著自己的智謀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所謂“間島”，原本指吉林延邊圖們江北岸的一塊灘地，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一些朝鮮農民越過圖們江來到這裡進行墾殖，由此形成領土與管轄的爭議。在之後的兩次勘界中，中朝雙方達成共識，兩國界河即圖們江，所謂“間島”，原本就是中國領土，“間島問題”根本就不構成問題。
甲午戰爭之後，日本對中國東北一直報以覬覦之心。在朝鮮被吞併前夕，日本為取悅朝鮮人而大造輿論，硬說“間島”系“朝鮮的屬地”，甚至越俎代庖的向該地派遣警察對墾民進行管理，其目的就是想利用“間島”作為跳板，藉機入侵東北。
而在此時，日本在東北地區活躍著兩個由浪人與軍人相勾結的組織，一個是為人所熟知的“黑龍會”，另一個則是“長白山會”。當時的“長白山會”專門製造假證據，以證明“間島”不屬於中國領土。得知日本人的陰謀後，宋教仁隨後易名“貞村”，並在日本革命黨人片山潛的幫助下秘密打入“長白山會”。他在實地考察了間島地區並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後，又冒險將“長白山會”所製造的偽證拍照攜回。
爾後，宋教仁又分赴漢城圖書館、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查閱相關資料並於1908年8月出版《間島問題》一書，書中對日本陰謀做了淋漓盡致的深刻揭露，這也為後來吳祿貞籌辦邊務時與日本談判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日本方面得知此事後，曾派人質問他身為“革命黨”，為何要幫助“他所痛恨的清廷”，宋教仁不為所動。此計不售後，日本人又出價五千元索購書稿，但同樣遭到宋教仁的拒絕。在此事件中，宋教仁以民族大義為重，他所提供的寶貴資料令日方製造的謊言與偽證被一一揭穿，最後只得放棄侵吞間島的陰謀。為此，時任外務部尚書的袁世凱還親自下令讓駐日公使獎勵宋教仁一千銀元，但也被宋教仁婉拒。
據《宋漁父先生史譚》中的記述，宋教仁在事後曾說：“吾著此書為中國一塊土，非為個人之賺幾文錢也”，而在《間島問題》的結尾中，宋教仁也頗為沉痛地呼喊：“嗚呼！失地之影響，茫茫禹甸，幾成為釜中魚、坦上肉者……迄今思之，其能無噬臍之悔也。”據稱，慈禧太后曾打算賞他四品京職以酬其功，但宋教仁表示：“吾本革命黨人，烏能為清政府官，但能為祖國盡力者，生死以之，不願為官也。”
宋教仁的愛國之舉也在一定程度上給他帶來了被動，首先是同盟會的革命同志懷疑他有意投靠清廷，其次是日本政府將他看做清政府的奸細，並對他進行嚴密監視。或許是巧合，在《間島問題》出版後的第二個月，日本政府下令禁止《民報》出版，宋教仁也就此結束了他在日本的辦報生涯。
1910年12月，宋教仁結束了近六年的流亡生涯返回上海，後在於右任的邀請下擔任《民立報》主筆並寫下了大量的革命評論。次年3月，宋教仁趕赴香港參與籌備同盟會的廣州起義，但由於指揮上的混亂與倉促，當宋教仁、何天炯、陳其美這路人馬在4月28日凌晨抵達廣州城時，城門已閉，起義已然失敗。無奈之下，宋教仁等人只好再經香港返回上海。
黃花崗起義的失敗對同盟會構成了沉重的打擊，這次的舉義不僅損失了數十名寶貴的精英分子，而且令革命士氣幾近摧毀。事後，革命黨內部瀰漫著一種絕望的氣氛，如起義的指揮者之一趙聲不久即鬱鬱而終，而一向穩重的黃興也不顧自己被炸斷兩根手指而執意要去行刺李準——當時的廣東水師提督，鎮壓起義的罪魁禍首。自始即不贊成暗殺活動的胡漢民，這次居然也表示贊成。
就在革命黨人士氣低落之時，英國利物浦又傳來悲痛的訊息，革命黨人楊守仁（即楊篤生）在悲憤交加中投海身亡。在日本期間，楊篤生對宋教仁幫助甚大，宋在得信後極其傷感，並寫了兩首詩以示對起義失敗及友人的悼亡：
孤月殘雲了一生，無情天地恨何平。常山節烈終呼賊，崖海風波失援兵。特為兩間留正氣，空教千古說忠名。傷心漢室終難復，血染杜鵑唳有聲。
海天杯酒吊先生，時勢如斯感靡平。不幸文山難救國，多才武穆競知兵。卅年片夢成長別，萬骨千秋得有名，恨未從軍輕一擲，頭顱無價哭有聲。
悲痛歸悲痛，宋教仁依舊沒有失去鬥志。返回上海後，他與陳其美等人對孫、黃之前的起義進行反思並形成“革命三策”：
一策，效仿法國大革命，直取北京，號令全國，實行中央革命。此為上策。
二策，在長江流域，各樹潛力，同時並舉，創立政府，然後北伐。此為中策。
三策，在邊陲各省起義。此為下策。
鑒於北方的保守勢力過於強大，宋教仁、譚人鳳、陳其美等人於1911年7月31日組織“中部同盟會”，試圖以長江中下游地區為重點，培植革命力量，伺機發動起義。此時距武昌起義僅有兩個月零十天。事實上，在武昌起義前半個月（9月25日），湖北革命黨人居正、楊玉如曾赴上海與宋教仁等人協商發動起義之事，並希望同盟會派人前去領導，不過宋教仁認為時機尚未成熟，因而未能採取行動。儘管歷史的進程往往由偶然性因素所推動，但武昌起義的勝利，在某種程度上也證明了“中部同盟會”決策的正確性？
宋教仁素有大志，1902年他就曾放言：“天下苦滿政久矣。若有英雄起，雄踞武昌，東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勝關，斷黃河鐵橋；西通蜀；南則取糧於湘。系鄂督之頭於肘，然後可以得志於天下矣”，但此論既出，可笑同游們還諷其為“狂生”。
10月28日，宋教仁與黃興等人到達武漢。據隨同前往的日本浪人北一輝回憶，宋教仁當時以留曰學生領袖的身份活躍於革命黨人陣營，他“一路行來，從未有疏離之感。且不論革命軍中的高級幹部如上海的陳其美、漢陽的黃興以及他所追隨的宋教仁等都是留日學生外，他（北一輝）在武昌都督府眼見留學生如潮水般的從日本趕回內地，晉見宋教仁等待分配工作等實況也在提示他（北一輝），這是一場由留日學生髮起的革命”。
抵達中國後，北一輝的第一封書函就是向內田良平提到他在上海的觀察。他發覺中國革命的大本營設在《民立報》，而《民立報》的革命同仁在籌劃各地革命起義時，無一不是按宋教仁原先所規定的方案執行。按照北一輝的說法，報社內同仁動輒就舉宋教仁之名以為背書，無論行何事，皆稱是宋先生之意辦理。
到武昌後，宋教仁最初協助胡瑛辦理外交，之後起草了一份革命史上至為重要的檔案，那就是《鄂州約法》。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共和制憲法性檔案，之後的《臨時約法》即以此為藍本。 不幸的是，首義地武昌的局勢在北洋軍的攻擊下迅速惡化，宋教仁與黃興等人在事無可為的情況下相繼回滬，並協調江浙聯軍於12月2日攻下南京，扭轉了岌岌可危的革命形勢。在新成立的江蘇都督府中，宋教仁擔任政務廳長，並打算推舉黃興為革命政府的新領導人。
對於歸途中的革命領袖孫中山，宋教仁似乎仍抱有成見。在幾個關鍵性問題上，宋教仁與孫中山等人存在嚴重的分歧，如政權組織形式上，宋教仁主張內閣制，孫中山等多數人主張總統制；在中央與地方問題上，胡漢民主張地方分權，而宋教仁主張中央集權；在定都問題上，宋教仁堅持己見，主張定都北京，他認為遷都南京即為放棄蒙滿，而以他在東北的經驗，對日俄之野心極其明了。
為此，宋教仁還與另一個脾氣火暴的革命黨人馬君武打了一架。當時革命陣營中討論遷都問題時，有人提議讓黃興帶兵北上，並以“迎袁”為名將北洋軍消滅。宋教仁對此不以為然，說北洋軍有重兵把守直隸、山東，革命軍根本無法北上。宋教仁的話讓馬君武很不高興，當場罵宋為袁世凱做說客，想要出賣革命。宋教仁一怒之下摑了馬君武一個巴掌，馬君武也不甘示弱，隨後一拳打在宋教仁的眼角上，並致其眼睛受傷，“句日始出”。事後，在孫中山、黃興等人的調解下，馬君武才承認自己過於魯莽，“不識鈍初政治之手段”。
儘管宋教仁在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過程中起了重大作用，但在孫中山被推選為臨時大總統後，宋教仁僅被任命為法制院院長。很多人為宋教仁未能擔任內務總長而抱屈，但宋教仁卻不以為意：“總長不總長，無關宏旨。我素主張內閣制，且主張政黨內閣，如今七拼八湊，一個總長不做也罷。共和肇造，非我黨負起責任，大刀闊斧，革故鼎新，不足以言政治。舊官僚模稜兩可，畏首畏尾，哪裡可與言革命、講共和？” 清帝退位後，孫中山按約定辭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與總理唐紹儀提名宋做農林總長，但這個職位也未能讓宋教仁感到滿意。另外，首任內閣未及三個月，唐紹儀即與袁世凱鬧矛盾掛冠而去，宋教仁與其他同盟會籍的總長、次長也隨後辭去了內閣職務。
1912年8月，在孫中山、黃興的支持下，宋教仁主持了解散同盟會並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促進會合併成立新的“國民黨”的工作，以圖在之後的國會選舉中實現真正的政黨內閣。對解散同盟會的舉動，很多革命黨人都不能理解，宋教仁向他們耐心地解釋：
以前，我們是革命黨；現在，我們是革命的政黨。以前，我們是秘密的組織；現在，我們是公開的組織。以前，是舊的破壞的時期；現在，是新的建設的時期。以前，對於敵人，是拿出鐵血的精神，同他們奮鬥；現在，對於敵黨，是拿出政治的見解，同他們奮鬥……
說來有趣，五黨合併大會上，還發生了這樣一個小插曲：應國民公黨的要求，新成立的國民黨將“男女平權”一條取消，而按新黨章的規定，國民黨也不再接受女黨員。參加大會的知名女會員唐群英、沈佩貞等人聽後十分氣憤。話不投機之下，坐在台下的唐群英衝上主席台揪住主持改組工作的宋教仁，結結實實地打了宋一記耳光，而宋教仁只好捂著面頰退避。
在組黨工作完成的間隙，宋教仁於辛亥革命一周年之際回到了家鄉。到桃源後，已是民國聞人的宋教仁拒絕多方邀請而步行回家，探望已經闊別八年之久的母親、妻子和兒子宋振呂。在家呆了僅一個月後，宋教仁再次離開家人，全身心地投入到民國的第一次國會選舉中。
在他與其他革命黨人的共同努力下，國民黨在之後的選舉中贏得了空前的勝利，而宋教仁極有可能出任新的內閣總理。但令誰也沒有想到的是，1913年3月22日，就在宋教仁準備從上海火車站北上之時，一顆罪惡的帶毒的子彈結束了他年輕的生命。
作為共和憲政的第一人，宋教仁為人為政，都堪稱光明‘磊落。作為一個年輕的政治家，他或許有些天真和書生氣，但仍不失睿智英明。也許是命運的捉弄，宋教仁太年輕的軀體，可能真的無法承當如此大的雄心壯志。在他即將到達政治生命的頂峰時，黑暗的陷阱卻早已布下，那團31歲的生命之火和無數人為之激動的憲政理想也隨之無情熄滅。
從某種程度上說，宋教仁才高八斗，但又懷才不遇；他志存高遠，但又時運不濟。一個31歲的年輕人出任泱泱大國的總理，固然是不可想像的，但在一百年前卻幾乎成為了現實。宋教仁的生命很短暫，卻在中國近代吏上劃出了一道耀眼的光芒，時代的巨浪將這位年少英雄推上了政治浪尖的最高峰，但最終的結果卻是無可抗拒的死亡，這雖說是宋教仁的宿命，但又何嘗不是無數國民的宿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