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簡介
一個僅有國中文化程度的農民，堅持寫了近60年的日記！他真實地記錄了自己和村民們的生存經歷，記錄_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互助組、合作社、人民公社、三年自然災害、“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等不同時代背景下的“三農”問題，折射出一個家庭、一個村莊、一個民族的命運……書中那些已發黃的老照片、殘破的契約，賬本等難得再覓的歷史證物，那些原汁原味的農村生活和讓人忍俊不禁的風俗習慣，無不透射著中國農民勤勞．隱忍，善良、淳樸的偉大品格，一片農民的赤忱躍然紙上，讀後使人震驚、感動、欣喜、沉思。作者簡介
侯永祿的社員證相關資料
農民日記新浪2007年3月5日選載了《農民日記》。
騰訊連載了《農民日記》。
中央電視台：陝西農民侯永祿的日記記載了1973年的鄉村生活。
北京晚報：《農民日記》上銀幕吳天明執導《農民爺爺》。
清遠日報：農民日記（一）
8.清遠日報：農民日記（二）
9.2008年3月14日《西安晚報》報導了《農民日記》。
10.江西省五市九校聯考文綜（歷史）引用了《農民日記》
11.2010高三政治聯考熱點訓練試題中引用了《農民日記》。
12.陝西日報：64年日記：一位農民的“史記”——追尋合陽老人侯永祿的“編年史”。
13.《當代中國史研究》2010年第3期《人民公社時期農村的瞞產私分》引用了《農民日記》。
14.免費小說網連載了《農民日記》。
15.江蘇省連雲港新海高級中學2011-2012學年高二下學期期中考試歷史試題中引用了《農民日記》。
16.收藏《農民日記》的圖書館：
中國國家圖書館（6本）、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香港大學圖書館、香港科技大學圖書館、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HKBULibrary）、北京大學圖書館(5本)、首都圖書館（3本）、清華大學圖書館(2本)、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3本)、中國政法大學圖書館（6本）、中國農業大學圖書館（10本）、中國傳媒大學圖書館（5本）、北京工業大學圖書館、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圖書館(4本)、首都圖書館、河北師範大學圖書館（7本）、上海圖書館(9本)、復旦大學圖書館、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上海財經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黃浦分館（3本）、上海圖書館南市分館（黃浦二館）（3本）、上海圖書館閘北分館（2本）、上海圖書館虹口分館、上海圖書館楊浦分館（2本）、上海圖書館閔行分館（2本）、上海圖書館松江分館（3本）、上海圖書館青浦分館（2本）、上海普陀長壽圖書館、上海嘉定嘉定鎮圖書館、上海青浦重固鎮圖書館、上海青浦華新鎮圖書館、上海青浦趙巷鎮圖書館、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天津圖書館（30本）、天津大學圖書館、重慶圖書館、、陝西省圖書館、西安交通大學圖書館（2本）、西北工業大學圖書館(3本)、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圖書館(4本)、福建師大第二附屬中學（2本）、廈門大學圖書館（4本）、南京大學圖書館（5本）、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南京農業大學圖書館（5本）、南京財經大學圖書館、蘭州大學圖書館、西北師範大學圖書館(5本)、蘭州商學院長青學院（3本）、遼寧省圖書館、東北大學圖書館（5本）、吉林省圖書館、吉林農業大學圖書館(5本)、中國藥科大學圖書館（4本）、揚州大學圖書館、華中科技大學圖書館(5本)、河南大學圖書館（5本）、鄭州大學圖書館（6本）、山東大學威海分校（3本）、廈門大學圖書館(4本)、深圳大學圖書館(3本)、深圳龍崗圖書館、深圳寶安區圖書館、石獅市（文林）圖書館、東莞數字圖書館（4本）、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圖書館（3本）、廣西壯族自治區圖書館（2本）、廣西大學圖書館（2本）、雲南省圖書館（3本）、南寧高等師範專科學校圖書館、中南民族大學圖書館（5本）、西南大學圖書館(6本)、河南省圖書館（2本）、江西師範大學圖書館（6本）、江西省圖書館（2本）、江蘇科技大學圖書館（4本）、蘇州圖書館、江蘇常州信息職業技術學院圖書館（3本）、電子科技大學圖書館（6本）、成都理工大學（3本）、吉林省圖書館（3本）、鎮江市圖書館（3本）、嘉興市圖書館（2本，版次為4）、內蒙古大學圖書館（3本）、華中科技大學圖書館（5本）、浙江科技學院圖書館（3本）、浙江財經學院圖書館（5本）、汕頭市圖書館(3本)、河池學院圖書館（2本）、四川省廣元市圖書館、紅河學院圖書館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圖書館(4本)、福建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圖書館(2本)、北京大學圖書館社會學分館（1本）、北京理工大學圖書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2本）、中國科學技術大學（3本）、浙江財經學院（5本）、江蘇科技大學圖書館（2）、江蘇常州信息職業技術學院(3本)、三峽電力職業學院、河北師範大學圖書館（7本)。
圖書目錄
國民黨中央軍苛政欺民/新中國成立
1950-1959
廢除舊的土地所有制
成立農民互助組
試辦初級農業合作社開展“三反”、“五反”運動
成立人民公社
全民“大躍進”
1960-1969
三年嚴重經濟困難時期
毛主席號召“農業學大寨”
開展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文化大革命”時期
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1970-1979
歡慶打倒“四人幫”的勝利
恢復聯考制度
貫徹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
1980-1989
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農民溫飽問題得到基本解決
1990-2000
農民發展多種經營
農村精神文明建設。
相關評論
1、七旬老人畢生書寫的《農民日記》讓人感慨（作者：陳旭）
2005年春節，75歲的侯永祿老人去世了。這位老人土生土長在陝西合陽縣路井鎮路一村。自6歲進入私塾識字後，侯永祿就喜歡用文字記錄點滴趣事。1940年的臘月十三，他的父親去世。當時他有感而發，寫下了第一篇日記。也就是從那一天起，每天寫一篇日記成為一種習慣，一寫就寫了60年，直到2001年，因身體原因無法動筆。而此時，他已“著作等身”，日記累積達200萬字。2007年1月，凝吉他畢生心血的《農民日記》正式出版。他的日記，用居家度日的柴米油鹽，見證了渭北農村的滄桑變遷……(據1月28日《華商報》報導)
一位長期生活在農村的普通農民，從年輕的時候開始，提筆寫日記，能夠窮畢生的精力，矢志不渝，一寫就是60年，天天堅持不斷，竟然寫出了200萬字。無論從什麼角度去看，這種精神都是難能可貴的。
如今，已經去世的侯永祿老人留下的這本《農民日記》，可以說是一筆豐富的精神財富，它已經不單是一位普通農民的日記了，成為見證了渭北農村的滄桑變遷的一部活生生的、原汁原味的鄉土歷史見證了材料。儘管我們沒有看到凝聚老人畢生心血的日記，但足以想像其中記錄他60年的心路歷程的酸甜苦辣，它不單是老人留給自己子孫的精神財富，也是整個陝西農村、甚至是中國農民生活的真實記錄，“他的日記，不僅僅是看似流水賬的生存日誌，更是一首原汁原味的勞動之歌和生活之歌，它用普通農民的生命之火，在我們心底烙下抹不去的歲月。”因而，它對於研究中國農民的生存現狀、對於研究中國農村發展變化的歷史等方面，其珍貴的史料價值是不可小覷的。
2、中國農民60年生存記錄－－一個農民的生存實錄（作者：蘇小和）
一部土地制度變遷史
1982年7月19日，陝西合陽縣路井鎮路一村五組農民侯永祿在日記中寫道："當天下午，我和豐勝去地里看了看自家的責任田，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思緒萬千：從互助組、農業社，再到人民公社，走過了一條多么長的道路啊！"也是在這一天，侯永祿還聽見二隊的一位復員軍人說："唉，領導們把咱這一代農民做了實驗田了。"
這兩句話成為我閱讀《農民日記》，思考農民生存的關鍵點。好幾天，我都在仔細琢磨侯永祿的感嘆。他是在感嘆時間的意義嗎？是在感嘆貧窮飢餓、感嘆自己命運不濟，當了一輩子農民嗎？也許是，也許不完全是，我想，他應該是在感嘆他的責任田，感嘆他這一輩子親眼見到的與土地有關的無休止的折騰。
1940年臘月十三，侯永祿在日記里寫道："我家裡有三十多畝地，兵糧、差款樣樣按地畝的多少攤派。有人勸我們把地賣一些，母親還是捨不得賣掉，便把地當給張有糧十九畝。每畝當價二斗麥，共當回三石八斗麥"。
從這一段里，我們可以發現三個方面的信息：
第一，1940年，中國農民的土地制度是私有化；
第二，1940年，中國農村存在著具體的土地交易市場，存在著買賣、典當等多種交易手段；
第三，正是農民擁有土地私人產權，當時的中國農民可以在最困難的時候，通過土地交易，換取必要的食品，解決起碼的生存問題。這可能是當年戰火連年，民不聊生，但中國並沒有發生大規模饑荒事件的主要原因。
把時間拉到1961年2月29日，侯永祿寫道："我家人口多，勞力少，靠在隊里掙下的工分分下的糧食仍不夠吃。我便在抓緊做好自留地的同時，也開墾些荒地，以增加口糧。我在村周圍尋找荒地，發現幾年前大修老八溝水庫時，把堡子胡同原來的道路廢棄了，從埝上開了個新路，胡同里便長滿了荒草。本隊社員有幾個人便在埝邊鋤掉荒草，平整地面，開荒種地。我也和菊蘭（註：侯永祿妻子）趁空閒時間去那裡用鋤除荒草，用鍬翻地，共開墾出有一二分大的一片地。……，事實上，我開荒種了三料，最好的收成就是四升糜子，還不夠苦工錢！
不久，大隊便宣布，社員開的荒地一律歸生產隊所有。唉，就這樣，那塊連牲口走過了也不愛回頭，集體根本就無法耕種的荒地，還是荒蕪了。"
顯然，我們看到，20年後中國農民與土地的關係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土地不再是農民的私人財產，土地屬於集體所有，國家所有，農民從財產到人身，完全屬於國家所有，農民的勞作必須在政府的強力意志下，有計畫、有組織地進行。市場已不存在，國家設計好了生產、流通的每個細節。農民只需種好農田，收割糧食，上繳給國家，就可以了。
1958年到1961年，正是被官方史學家稱為國內遭遇自然災害的三年，因為飢餓導致的死亡人數高達千萬。侯永祿對此也有記錄：19611月27日，下午，"保管員侯尋榮來我家辦理有關手續，見我面黃肌瘦，身體虛弱，便關切地問：你身體咋成了這樣子，得補一補，到街上買幾斤菜吃一吃，身體自然會好起來。我苦笑了一下說：是呀，菜能補，買菜要花錢的，只是家裡連飯都吃不上，還買啥菜？我又看了看炕上幼小瘦弱的萬勝（註：侯永祿的兒子），吞吞吐吐地說出了想把娃給人的想法".
在駭人聽聞的大饑荒與農民土地制度之間，究竟有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是一個相當繁重的學術課題。不過，歷史的發展細節似乎比學院性理論研究更能說明問題，眾所周知，進入80年代後，中國農村土地出現了制度性的改革，這就是著名的聯產承包責任制。侯永祿在他的日記里記錄下了當時的情景："我的運氣不怎么樣，只分到一條口袋，一個六股叉、一個木鍬和一個刮板。同一天，隊里又將全部耕地按人口分給了社員各戶，作為責任田。"中國農民在經歷40年的苦難之後，終於以責任的名義拿到了本來就屬於自己的土地，自此之後，也終於以責任田的名義，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
研究農民土地建設的案例
我們站在歷史的三個驛站里陳列中國農民的土地制度變遷，似乎是一件輕而易舉的工作，但我們應該牢記，在這一看似常識的問題上，有成千上萬的農民屍骨累積起來，形成了一道我們不願意面對，更不願意審視的傷口。可是歷史畢竟是已經發生的事實，死者在另一個世界看著我們，希望我們給他們一個交代。
問題出在哪裡呢？我以為，首要問題就出在農民不能享有土地私有權。農民生為農民，農民只有擁有對土地的私有權，他才擁有來到這個世界生存的砝碼。我相信每箇中國農民的聰明才智，他們不需要上級部門的教育，就能學會讓土地進入市場的方法，他們知道自己的土地值多少錢，知道什麼時候需要進行土地交易，更知道自己的土地適合種什麼不適合種什麼。
第二則是對農民自由遷徙權的限制。我深信，勤勞勇敢的中國農民，能夠像候鳥一樣，知道自己的富足生活在哪裡。到了應該取消一切歧視農民的政策的時候了，比如農村戶口和城市戶口，比如地方戶口和北京戶口、上海戶口、廣州戶口等等。沒有任何理性的理由還繼續堅持這些政策，難道堅持這些政策所得到的一些蠅頭小利，比整體意義上的農民生活水平提高更具有價值嗎？
我這么煽情地為農民土地權利呼籲，自認為是在侯永祿的日記里，看到了土地私有權的重要性，同時也看到，發端於1980年代初起的聯產承包責任制，並不是一次完全意義上的土地制度改革，今天農民問題的諸多癥結，恐怕就在這裡。我們應該繼續往前走，聯產承包責任制絕對不是土地制度改革的終點。侯永祿的喜怒哀樂生死，都與土地制度的變遷息息相關，我相信，他在忙碌的一生中隨手寫下的日記，有資格成為我們研究農民土地建設的一個經典案例。果如是，侯永祿地下有知，應當欣慰有加了，畢竟他在生的時候，曾經豪邁的說過："大包乾就是好，大鍋飯就是不怎么樣，誰都不能否認這個事實！"
農民生存形態的鮮活文本
如此看來，儘管我們讀到的這本《農民日記》遭遇一定程度的文本美化，但我們還是能夠在侯永祿的記敘里，找到中國農民生活的細節、生存的手段，在一些重大的歷史問題上，我們甚至能找到我們所需要的考據性材料。比如土地制度、三年大饑荒、民國時期的農民稅收、80年代農林特產稅、農民對知識的態度、農民的意識形態轉換、農民話語系統的喪失，農民的盲從等等一系列問題，侯永祿的日記都做了比較清晰的細節性記錄。
出現如此局面，有很多原因，農民的弱勢地位導致他們被忽視，主流歷史教科書的修飾和遮蔽也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像侯永祿日記的被修改、美化，歸納、定位，則是另一種修飾和遮蔽。不過好在時代有所進步，美化工作雖然造成了日記的殘損，但不至於完全遮蔽，雖然在不自覺中為讀者製造了一定的閱讀障礙，但沒有這樣的勞動，我們可能就看不到這本《農民日記》，更無從知道侯永祿這名樸實、本分的農民了。
如此看來，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侯永祿的《農民日記》，至少是站在農民自己的角度，為中國農民的生存形態提供了一份鮮活的文本。
這種由農民自己親筆形成的家長里短，喜怒哀樂，應該比我們的教科書更值得信任，甚至比我們的學者辛苦得來的田野調查報告值得信任。
3、《農民日記》：六十年變遷的記錄（作者：趙明宇）
《農民日記》毫不避諱地講出了農民掏心窩子的大實話，凸顯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眼裡第一手原始資料的寶貴价值。
60年日記寫了200萬字
侯永祿的父親是一個遠近聞名的鐵匠。但在他9歲那年，父親去世。一字不識的母親，卻知道識字的重要，節衣縮食，送他上學讀書。
侯永祿在學堂和後來的師範學校里，知道了《三字經》、《百家姓》、《朱子治家格言》、四書五經，知道了孔子、孟子及“仁、義、禮、智、信”，也知道了陝北延安……後來侯永祿也曾經有機會做南下幹部，但由於他家情況孤兒寡母的，母親堅持不讓他離開。因此在他19歲時開始了務農生活。他的第一篇日記開始於1940年的臘月十三，他寫道：“自父親撒手去世之後，我們一家孤兒寡母，日子一天比一天難熬……”從那時起，他便堅持每天寫一篇日記，直到2000年1月，從無間斷，至今已有200餘萬字。
該書責任編輯謝慈儀告訴記者，侯永祿的孩子們後來都接受了高等教育，意識到父親這60年寫出的日記的價值，因此找到她希望出版。遺憾的是，該書由於經歷了較長的編輯過程，作者去世前未能看到該書的出版。
見證60年來農村生活
在日記中，侯永祿記錄了自己瑣碎的日常生活，用居家度日的油鹽柴米，見證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互助組、合作社、人民公社、三年自然災害、“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等不同時代背景下的“三農”問題，折射出一個家庭、一個村莊、一個民族的命運……
比如在1960年11月21日，他在日記中寫道：“陳書記在公社召開的常委擴大會議上又傳達了上級精神，要自力更生，不向上要，用‘核壓挖清節’來解決困難……今後要安排好民眾的生活。安排後8個月的糧食標準的思路是‘三低、二平、三提高。最低15斤，最高18斤。”
同時，日記中還寫了他的個人生活，記錄了那些秦腔秦味兒的村言土語，令人忍俊不禁的鄉規民俗，既樸實敦厚，又不失小民情趣，“日記中寫他自己說親的那段非常精彩，比如如何在財禮上討價還價。”其中還寫到他如何教育自己的子女，在困難時期，他被鄉親稱為“鋼公雞”，一分錢都要算計著花，但得知孩子看了一場1毛錢的電影沒交錢時，他卻堅決要孩子馬上把錢交回去。
具備珍貴原始資料價值
謝慈儀特彆強調說，這本書的出版十分耗時間，“作者原來的日記有200多萬字，需要一點點梳理。而且其中有錯別字，有不少口語，甚至有的文字勉強才能讀懂。在編輯過程中，我們既要讓讀者讀到原汁原味的語言和風格，還要讓日記具有一定的可讀性，因此最後挑選原稿中最能反映農業發展和農民生存實情的20多萬字，並把日記大致分成‘記事’和‘敘事’兩類文體選編，以便加快日記敘事的節奏和增強可讀性。”
謝慈儀認為，這本書的出版價值在於內容的稀缺性，“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但有幾個農民像侯永祿一樣記錄下自己的日常生活，而且跨度如此之大？在由傳統的農業社會急速走向工業社會的轉型過程中，真正的農民文化已從日益發達的傳媒視野中淡出。很多關於農民的作品是城裡人寫出來的，我們很少有機會真正從農村人口中了解到他們的喜、怒、氣、哀、樂。
4、一個農民的“流年碎影”（作者：寧遠）
近年來，虛構類作品市場遇冷，耐看的寫實類圖書受到眾多讀者歡迎。這類書的一個共同特點是，作者和所描述的對象多為政界或文化界名人，書中往往或是“解密”了一段歷史，或是追述了文化界名人間的交往趣事，因此激發了眾多讀者的閱讀興趣。
稍作比較，2006年12月面世的《農民日記》的特別之處就顯現出來了：該書的作者是芸芸眾生中極為普通的一員，他是陝西省農民，從書中收錄的照片看，是我們在鄉村街頭最常見到的那種老大爺形象，爬滿皺紋的臉上刻下歲月的風霜，身著最家常的衣服，雙手常常攏在衣袖裡。他僅有國中文化，卻堅持寫了約60年的日記，本書便由他那數十年“流水賬”式的日記精選編輯而成。
該書的責任編輯最初看到那一大堆日記，簡直驚呆了：日記記在規格不一的紙張和本子上，不少紙張因為年代久遠已發黃捲曲，有些地方的字跡已經難以辨認。整理篩選這“幾籮筐”的日記，足足花費了半年時間。
這本《農民日記》記錄了一位最基層農民幾十年的家史。日記肇始於1940年12月13日，終止於2000年元月28日。這期間，國家發生了很多大事：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建立合作組、成立人民公社、三年困難時期、“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日記的記述者極少交代“大政方針”，而其提供的諸多故事和生活細節，又刻下了鮮明的時代烙印。如1966年9月，侯永祿的兒子步行串聯到了北京，受到串聯接待站吃、住都不要錢的接待；1969年2月的日記，記錄了村里接收一批下鄉“知青”的情況；1977年10月，侯永祿的孩子考上大學，他在日記里表達了自己由衷的喜悅與自豪。
日記里留存了一位農民最真實的困惑和思考。作者在1958年的一篇日記里寫道：“全公社宣布吃飯不要錢。我十分驚奇！難道真的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嗎？真的到了物質極大豐富、人們的覺悟極大提高的程度了嗎？真的能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了嗎？為了定額記工，為了包工、包產、包工資的‘三包’，讓人辛辛苦苦，不知熬了多少透天亮乾的工作真的不需要了嗎？”
日記里也呈現了時代發展的最堅實的軌跡。作者多次記錄了婚喪嫁娶的家庭大事，1970年5月，有一段關於大兒子的婚事記載：花30元錢給媳婦炕上買了條新氈子，花9元錢買了7尺黑條絨料子，再用5元錢買了兩條新席鋪在新媳婦炕上……1995年5月，作者記述了孫子輩的一場“家裡有史以來最隆重的婚禮”：新人們有了彩電、書櫃、席夢思床，請了專人為新娘和新郎化妝，還有攝影師為婚禮攝像。兩相對照，成為生活水平“芝麻開花節節高”的最有力證明。
5．喜看《農民日記》出版（作者：漁歌互答）
今天看北京青年報，一則新聞吸引了我：陝西省合陽縣75歲的農民候永祿，一個僅有國中文化的農民，60年寫下了200萬字日記，記錄了他經歷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解放後，鄉親們對解放軍的懷疑到信服；“土改”前後，一個村莊農民分到土地的那份愉悅；三年自然災害，為養活兒女，他付出的艱辛……日記中留存著很多秦腔秦味味兒的村言土語、鄉規民俗，寫自己如何說親，如何在彩禮上討價還價，滿篇都是掏心窩子的大實話令人忍俊不禁。
看到這則新聞，我有三點感動。
一為侯永祿的毅力所感動。一個有著四個兒子的農民父親，生活的艱辛完全能將他的一切夢想磨平。但侯永祿沒有，他能將一件事堅持幹了60年，這是怎樣的毅力和堅定的生活信念？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他是用文字書寫了自己的恆心，難怪他的兒子個個都是大學生。從這個農民的身上，我看到了我的老公公的影子。
二為編輯的眼光所感動。再感人的事，如何沒有發現的眼光，沒有與時代脈搏相呼應的共鳴，也會讓許多感人的事情“歷史埋沒隨百草”。而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女編輯謝慈儀能將這樣的人與事挖掘出來編輯出版，這份人文的眼光就值得佩服！至少我還沒有這樣的慧眼。正像深谷長成的幽香，編輯用一根導管連結到我們的鼻端，讓我們有機會嗅到生命真實的氣息。
三為時代所感動。貧富差距拉大的背景下，如何關注農民、農業、農村這“三農”問題？做到真正了解、真情關懷、真心幫助農民，是每一個有良心的人應該思考的問題。我們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是我們的衣食父母，國家的穩定富強離不開這絕大數的群體。很欣慰，我看到了這樣的事情。社會已經湧現出不少自動自發關心農民疾苦的人，有一個城市青年，看到農民的瓜賣不出去，取網名“瓜哥”為農民難銷的西瓜牽線搭橋聯繫銷路。前不久看的《大國崛起》，今天看到的《農民日記》出版，都是媒體的良心。這才是真的“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我似乎看到國人的覺醒：有比金錢更貴重的東西。如果你不信，你一定要到工作中去找一找，到生活中去找一找。找到了，你就會快樂，雖九死而不悔一生！
6、合陽一農民寫60年日記全家編55萬字《農民日記》
“我爸雖然是一個農民，可是一輩子一支鋼筆、一本小筆記本是他出門必帶的東西，從不離身。”合陽縣一位老農民竟然堅持記了60年的日記，他還堅持和孩子們書信交流，留下千餘封家書。
2011年9月24日，雨後的陽光下，合陽縣路井鎮一個小院內，大女兒緩緩講述父親侯永祿的新作《農民家書》編輯出版的經過。
言傳身教對娃嚴得很
父親侯永祿師範畢業後回家務農，曾任會計、民辦教師等。他一生清正廉潔，從來不沾集體一點光，哪怕是在日子最難的時候，他對兒女同樣嚴格要求。女兒侯引玲回憶說，上世紀60年代時糧食緊張，有一次她路上邊走邊撿麥穗，父親看見了讓她將麥穗放到集體的麥堆上。
“不管忙閒，每天晚上回來都要寫上一段，把當天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記下來。有時還教我們兄弟姐妹去讀。”女兒回憶著。“喔人（方言：那人）一輩子對娃娃要求嚴得很。”80歲的老伴趙菊蘭插話說。這位老農民竟然堅持記了60年的日記，言傳身教下，兒女、孫子孫女都已成才，其中兩個還考上了研究生。在中影集團擔任編劇和導演的大孫子侯亮聯繫出版社，2006年，原生態實錄中國60年發展變遷的《農民日記》出版。
電話普及仍堅持寫信
1966年，還上初一的侯勝天和同學徒步到北京，途經大寨時他給家裡寫信報平安，這成了侯家第一封家書。侯永祿連夜回信。此後數十年里，給孩子們寫信和回信，成為這位父親很重要的工作。
“他寫信就像他的為人，工工整整，一絲不苟，每信必復，從不延誤，幾十年如一日。”侯引玲說。
即便是電話、網路漸漸普及，侯永祿仍堅持寫信和孩子們交流，並要求他們也和自己的兒女多寫信溝通。子女在清理父親遺物時發現，幾十年來寫給父親的書信，父親一直保存著，共上千封。子女們覺得這是筆寶貴財富。
2007年5月，全家20多口人從各地回到合陽老家，紀念侯永祿逝世3周年，並決定整理信件。出版社希望一兩月內拿出初稿，於是家人投入書信的整理篩選、打字錄入、加工潤色。
因為書信太多，年代又久，他們決定：每個小家庭首先將自己和父母的往來書信錄入電腦並挑選。入選原則是，首先要有意義，能見證中國社會和我們大家庭幾十年來的發展變化；其次是內容集中。
2011年年7月，記錄中國農村50年變遷的《農民家書》以55萬餘字出版。姊妹兄弟合寫前言《家書抵萬金》：“家書是什麼？家書是美妙的古琴，它能彈奏那純真的親情；家書是照相的底片，它能沖洗那歷史的舊痕……”
7.農民日記中的農婦日常生活（作者：李巧寧）
作為對一定時期生活的原始記錄，日記是一種珍貴的史料，農民日記因其少見而彌顯珍貴。合陽縣路井鎮路一村五組農民侯永祿的日記《農民日記》便是這堪稱“珍稀”的農民日記中之一種。
侯永祿，1931年生於今陝西合陽縣路井鎮路一村，1944年高小畢業後進入合陽縣簡易師範學校讀書，其間於1947年和鄰村姑娘趙菊蘭結婚，1949年回鄉務農。作為共青團員、中共黨員，他回鄉後一直積極回響黨的各項號召，擔任過鄉文書、互助組長、農業生產合作社會計、大隊黨支部書記等職務。他從1940年臘月開始記日記，一直堅持了六十年，留下約兩百萬字的鄉土生活記錄。
侯永祿的日記不僅展現了陝西農村六十年的變遷，也留下了農民生活的點滴痕跡。在這些柴米油鹽式的文字中，關於他妻子趙菊蘭的記述雖然零碎，卻勾勒了一個普通農村婦女半個多世紀的風風雨雨。本文僅對侯永祿1949—1965年日記中有關趙菊蘭的記述進行爬梳，理出趙菊蘭在這十七年間的日常生活內容，作為觀察1949—1965年間“男女平等”、“婦女得解放”語境下農村婦女生活的一個重要視窗。
生育
趙菊蘭，小名“銀煥”、“煥兒”，1931年生於今合陽縣路井鎮西尚村，1946年經人介紹與侯永祿訂婚，1947年正式成為侯家一員。自從趙菊蘭結婚第二天，侯永祿的母親就等著抱孫子了。1949年1月，趙菊蘭生育第一胎，因奶水不足，嬰兒生下三個多月就夭折了。此後，趙菊蘭先後於1950年7月、1952年12月、1955年11月、1958年2月、1960年12月、1964年1月生下二女四子，依次取名為引玲、勝天、玉玲（或“西玲”）、豐勝、萬勝、爭勝。
勝天出生第三天，趙菊蘭和嬰兒一起生病。關於病情和醫治過程，侯永祿有較詳細的記錄：
菊蘭眼睛腫得像鈴鈴，臉兒胖得像盆盆，不時的發冷打顫，隨後便渾身發燒，燒得人昏昏迷迷，夜不能寐，似夢非夢地覺得炕頭坐著些人，生人、熟人、在世的、已經去世的人都有。我請來西醫薛大然，給打了十多次盤尼西林針，但直到滿月時仍未好徹底。她大媽和蓮娃月子裡來看娃，母親給裝的豆腐火鍋，蒸的饃，她的喉嚨卻咽不下去，因此娃便吃不到奶水。
玉玲1955年剛出生，趙菊蘭的乳房上就生了病，痛得厲害：
母親忙給（菊蘭的）奶頭上貼上膠布，並將鹿角刮成粉末讓她口服，但仍不見輕……菊蘭的奶頭沒好，玉玲的脖子又發了炎。趙媽忙叫門前趙武森用驢把菊蘭送到赤城村的佛堂，請永乾瞧病。永乾一看，傷已化膿，便用小刀割開傷口，擠出膿血，敷上去腐生肌的藥粉，再拿了幾根紅錠藥，讓她回去後換傷時使用。後來菊蘭的奶頭才慢慢好了。
1958年2月，豐勝出生，菊蘭這個月子坐得也不容易：“（她）由於口腔發炎，舌頭和口唇爛得啥也吃不成，乾饃吃不成，就連軟饃也難以下咽，只好將饃泡在碗裡，慢慢往肚裡咽，連說話都很困難。”
1958年10月，豐勝八個多月大，菊蘭隨全隊男女社員一起參加冬季植樹育苗活動，從早上一直乾到日落西山才往回走，中間不能回家給嬰兒餵奶，不僅乳房脹得難受，而且心裡一直惦記著“豐勝娃不知餓成啥樣了”。晚上放工回家：
她一進家門，顧不得自己吃一口饃，喝一口水，放下杴，趕快先抱起娃，讓娃吃憋了一天的奶水。娃已餓極了，抓住又圓又大的奶頭就吃，一下不丟奶頭吃了個飽，這才不嚎叫了。但誰也沒料到，剛過半夜，天還沒明，“呼啦”一聲，娃口裡吐出一攤奶水，濺了菊蘭一身，驚醒了菊蘭。她趕忙起來點燈，正擦拭奶水，“呼啦”一口，娃又吐了一攤，她忙叫醒我。“噗哧”一聲，娃又拉下一大攤。……趕天明醫生來時，娃已連吐帶拉好幾次。醫生說是嚴重脫水，立即給打葡萄糖鹽水，進行搶救。
1960年12月，萬勝出生。三天后，菊蘭的母親提來一籠用自己夏收後在沒耕過的麥茬地里一枝半穗拾了半個多月的麥穗推碨下的面和麩子攪在一起蒸成的饃。在那個飢餓的歲月，這是菊蘭的救命饃。正如侯永祿所記：
多虧這饃，才救下菊蘭娘兒倆的命，不然娃沒奶水，咋活得下來哩！菊蘭坐了這個月子，連一個乾饃渣渣也沒見過。什麼雞蛋呀、紅糖呀、豬肉呀、滋補品呀，想也沒敢想過。只有用食堂里舀下的幾勺子紅薯糊糊，端回來止飢了。她晚上餓得不行了，在炕洞的灰里煨上個蘿蔔，就算吃上好營養品了。
飢餓的威脅，迫使菊蘭在萬勝剛剛滿月就想把他送人以討個活命，後來在母親的勸解下才打消了這個想法。然而，菊蘭因為吃不飽，又要經常參加生產勞動，營養跟不上，自然沒有充足的奶水，完全靠母乳餵養的萬勝不到半歲就得了消化不良的病，竟至一吃奶水就往外吐，身體弱得像一隻病貓，經過搶救才活了下來。
1961年夏天，口糧依然奇缺，連樹皮都被人扒著吃光了，棉花殼也成了盤中餐。除了襁褓中的萬勝嗷嗷待哺，還有引玲、勝天、玉玲、豐勝四個尚年幼的孩子在飢餓中掙扎。怎么辦？菊蘭讓兩個男孩子去街上拾瓜皮。瓜皮拾回來，帶瓤的地方讓孩子們現吃，剩下的部分切成條狀，在太陽下曬乾後收藏起來，備冬天缺糧時食用。孩子們把撿來的瓜皮啃得有滋有味，卻讓父母備感心酸。
1964年1月，爭勝出生，菊蘭並不高興，她知道添一個人口就多一份消費，會使本來緊張的家用雪上加霜。為了不影響掙工分，菊蘭在月子裡向生產隊要了撿棉籽的活，一有空就坐在炕上挑撿棉籽，“娃餓了，來不及餵奶；娃哭了，沒時間去哄。娃也遭罪了”。
1964年3月，侯永祿回響政府的計畫生育宣傳，做了結紮手術，趙菊蘭至此不再生育。但六個孩子一天天長大，吃喝穿戴樣樣要人操心，家庭負擔一點也沒減輕。
勞動
1950年冬到1951年春，路井鎮進行了土改。土改後，身為基層幹部妻子的趙菊蘭回響政府號召，積極參加農業生產。政府號召棉花要增產，她便和婆婆、丈夫一起粒選棉種；政府號召鋤麥，她把不到兩歲的孩子放在家裡，跟著丈夫不歇一口氣，把四畝多麥田扎紮實實鋤了兩遍。
1952年，侯永祿組織了互助組，菊蘭也不甘落後，一日三晌地下地幹活。1954年，初級農業合作社在路井鄉建立，以後逐步發展為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到1957年，高級社全部按勞動工分分紅，改變之前按入股土地和勞動工分兩部分來分紅的做法。這種完全按勞動分紅的辦法在人民公社時期除了1958年秋冬短暫的幾個月之外，一直持續到人民公社解體。
為了多分紅，只要有活，菊蘭儘可能去做，以多掙工分。但下雨天，地里幹不成活，想掙工分也沒處掙。為此，菊蘭1957年3月把生產隊的三頭牛犢拉回家來和母親一起抽空餵養，拌草、飲水、打掃牛圈、給牲口放風……婆媳倆忙得不可開交。但令她們欣慰的是，一年下來，能多掙好幾百個工分。
1958年大躍進，菊蘭的勞動壓力更大了：
趕上大躍進的年月，誰稍不注意，上工遲到了，便要被拔白旗，在眾人面前做檢討，受批判。因而菊蘭爭著氣，雖吊上個不到一歲的吃奶娃，哪怕自己飯沒吃畢，只要上工鈴一打，便放下碗，拿塊饃，扛起農具忙去上工，從不拖後。她乾起活來從不耍奸使滑，總是盡力大幹，講質量，爭數量，從不落於人後，所以菊蘭當了勞動模範，公社年終評獎時，還獎了她一個鏤花鐵杴頭。
1961年，口糧標準低，生活困難，而農村的商貿活動決不允許私人經營，要想改善生活，只有多分點糧、分點錢，而分糧、分錢全靠工分。為了多掙工分，社員都搶著幹活，尤其是工分大的活。有人把這種搶活乾的現象用順口溜描述為：“鈴一響，心亂咧！社員就像豬賤咧，只怕大工分叫隊長相好的滿占咧。”菊蘭也是這搶活乾的隊伍中的一員。此後多年，她一直為了掙更多工分，輕重不避，不管髒淨，不僅隊里派啥幹啥，甚至乾和男性一樣下大力氣的活，而且自己想辦法攬活。
1961年冬，她除了白天一晌不落地下地幹活之外，攬下了大隊彈花櫃彈棉花的活，天天晚上和另外一個婦女去彈花，經常一彈就是大半夜：“不管天有多黑，夜有多長，風有多大，雪有多厚，菊蘭每天晚上都要去彈花。彈花時，一個人用腳踏，用手搭，另一個人幫著在旁邊用手攪。兩個人熱得連袷衣都穿不住，穿著單衫子頭上還直冒汗，絲毫覺不得冬夜的寒冷。”
1961年12月，路井大隊在城外安起了油碨子和油梁來榨油。推油碨子是力氣活，全隊的勞力排成班，一班一班輪流推，“一班接一班，班班不停點，輪到幾時是幾時，有時是半夜，有時是雞叫喚，有時是黑咕隆咚的陰天，有時是漫天大雪的夜晚，尤其是夜晚，四周靜悄悄的，一個婦女一般是不敢單獨前往的，但菊蘭也是一班挨一班，從不缺班地去”。
1962年冬，菊蘭為了掙工分，給四隊辦起的豆腐坊幫忙賣豆腐：
雞打啼時天還不明，菊蘭便要把豆腐裝到車上，拉著車去轉鄉。無論天氣多冷，一鍋豆腐得賣完。在村里賣豆腐時，菊蘭身上涼嗖嗖的，冷得發抖，腳趾頭凍得發疼，不由得雙腳在地上彈得“咚、咚、咚”直響，特別在打豆腐過秤時，手指頭摸著冰冷的豆腐，好像快要掉下來似的，只好急忙放到口邊哈一口熱氣，用手掌搓一搓凍得發痛的耳朵，便算取暖了。
就連1963年元旦隊里放假，菊蘭也向隊長要了個用架子車向地里送糞的活，和侯永祿一起頂著北風、忍受著耳朵被凍得又紅又腫的痛苦，拉了五、六天的糞肥車。
1964年1月，菊蘭生下爭勝，月子裡坐在炕上仍給生產隊挑撿棉種掙工分。
由於長期勞累過度，1968年底，趙菊蘭積勞成疾，常常吃不上飯，睡不著覺，甚至有時整夜整夜地合不上眼，不得不到處求醫問藥。
家務
新中國成立之前，在陝西民間傳統的夫妻分工比較明確：男主外，女主內。新中國成立後，農村婦女被動員參加生產勞動和社會活動，1957年以後，婦女為了生存和家計，主動外出掙工分，但她們一直是家務的主要承擔者：紡線、織布、給一家老小縫補漿洗、做飯、看護孩子等。可以說，她們在有了和男子一起“主外”的新使命的同時，依然承擔著主內的傳統使命。趙菊蘭也不例外。
做針線是家務中最費時的一項。一針一線地縫補穿戴，既需勤快，又需耐心和時間，趙菊蘭常常見縫插針，只要坐下來就手不離針和線，甚至常常熬夜。且看侯永祿1965年的日記：
我家十來口人，穿衣穿鞋全靠手工一針針、一線線地縫，太費時間了。五、六個孩子，一年比一年大，衣服一年比一年費。為了全家人的穿衣，菊蘭確實把苦下大了，在家裡沒黑沒明地做。1955年除夕夜，為了給引玲縫成一件新遮遮，整整一夜沒合眼，一針一針地一直縫到天快明。
解放入社以來，公社總愛開社員大會，幾乎天天晚上都要開會。菊蘭每天晚上開會時，總是手裡不離針線活。她坐在幹部不容易瞧見的地方，耳朵里聽著幹部們講話，眼裡瞅著從人縫中透過來的一線燈光，手裡不停地納著鞋底、鞋墊或涼襪底等。我的一雙深暖鞋，硬是她在一次次開會的會場納成的。白天，她參加隊里的農活，只要是跟上牲口乾按晌記工的活路，如打土塊、鋤雜草、溜化肥等，她總要帶上針線活，趁大夥和牲口稍歇的功夫，趕快做上幾針。我的一件白衫子，就是菊蘭在地頭休息時縫成的。
婦女坐月子講究休養，惟恐勞累了身體的哪一個部分，落下月子病，但趙菊蘭有時就連坐月子期間，也沒有停下手中的針線。比如，1949年1月，趙菊蘭生下第一個孩子後的月子裡，仍然在按當地規矩給接生的老娘婆做鞋子，以表感謝：“因為年關臨近，姐姐又忙，看娃的那天，必須給接生的老娘婆謝一副枕頭和一雙鞋。沒有鞋怎么辦？菊蘭只好拖著虛弱的身子，趕看娃那天將新鞋縫好納成，也不怕致下世孽！”
直到1965年12月，侯永祿花一百五十八元買回一台“飛人牌”縫紉機，趙菊蘭靠手工一針一線為全家人縫縫補補十幾年的狀況才有所改變。
做穿戴，不僅要用針線縫縫補補，還要自己紡線織布。1952年前，趙菊蘭不常下地，孩子也只有一個，家裡人口少，穿戴負擔輕；1952年侯永祿組織起互助組後，趙菊蘭除了一日三晌地和侯永祿一起下地外，“還和母親做飯、引娃、餵牲口，晚上紡線、縫衣、織布。她除了織全家人穿衣的布，還抽時間織布去賣”。
和做針線、織布一樣日常而瑣碎的家務還有準備一日三餐。即使是孕期，趙菊蘭依然不會推卸做飯的責任。比如，1955年9月，趙菊蘭已經懷孕八個月，她除了一如既往地下地和社員一起勞動掙工分外，還招呼工匠為母親和婆婆做棺木，並跟婆婆一起按時為匠人和一家人做好一日三餐。她的辛勞讓侯永祿不勝唏噓。
常言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1960、1961年，口糧標準低，侯永祿家裡缺少糧食，對主婦趙菊蘭來說，做飯不僅僅是一般的烹調，還需要盡一切可能尋找可吃的東西。下雨天，生產隊沒有活計時，她便到地里去撿拾麥穗。侯永祿的日記里這樣寫道：
一遇天陰下雨，場裡地里活不緊了，菊蘭便跟上一些婦女出了村，去空茬地里拾麥，有時一直拾到外村隊的地里，像東邊的習家莊，北邊的大埝村，西邊的乾字村，她都去過。有時颳大風回不來，有時下小雨，衣服濕透了，風一吹，冷得人直發抖，她也還堅持著拾麥穗。不拾麥穗，全家老小光靠食堂舀的那點飯，是不夠吃的。
秋收後，菊蘭又去拾豆子、挖野菜，為一家人充飢：“雖然她身懷有孕，仍時時刻刻想著全家人今後的吃飯問題。陰雨天，隊里沒安排活時，菊蘭便提上籠，去收割完的豆子地拾豆角。只要是地上有的，不論是黑的、綠的她都拾回來，剝成豆粒顆煮著讓孩子們充飢。後來菊蘭又到埝頭墳邊挖野菜，蒸成菜圪瘩來吃。由於風雨不避，衣服濕透也不顧，久而久之，濕氣入了內，身上便起了“風屎”（濕疹），又痛又癢，十分難受，用手搔破皮膚也不頂事。”
1961年春，生產隊分給社員少量糧食，菊蘭在以往的家務之外，又新添了在碨子上推碨這些糧食的任務。尤其是生產隊的牲口病的病、死的死，推碨全由人力，其繁重可想而知：“比鍋蓋還大，有五六寸厚的石塊要人使它千匝萬匝會轉，也真不容易！生娃後還沒過百天的菊蘭，就不得不和我一起把（食堂）退下的糧食搭在碨子上來推成麵粉。”
1961年6月，路一生產大隊各小隊的食堂解散後，社員回家自做自吃，推碨糧食成了常規家務。為了不耽擱其它事情，侯永祿家的碨子上常年搭著糧食，一家人有空就推，一推就是幾十年，直到有電動磨子為止。
至於照顧年幼的孩子、洗洗涮涮、庭堂灑掃，趙菊蘭只能捎帶著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能做到什麼程度就做到什麼程度了，畢竟人的精力和時間都是有限的。
1949—1965年間，趙菊蘭的日常生活忙碌而緊張，她顧著多掙工分，顧著一家大小的穿戴，顧著家裡的日常運轉，對她自己，卻常常難以顧及。用侯永祿的話說就是：“（菊蘭）做了地里，做屋裡的，忙個不停，還不等飯吃畢，下地的鈴又響了，她只好把饃掰開夾點兒菜，趕緊先去看隊長安排乾啥活，不能等隊長走了還不知幹啥活，白白耽誤一晌的工分。”
1960年7月10日，夫妻吵架中，侯永祿出手打了趙菊蘭一耳光，鄰居對侯永祿的批評折射出同村婦女眼中的趙菊蘭：“你看，我二嫂身懷有孕，和正常人一樣地參加勞動，天天晌晌不脫空，吊上四個娃，連一頓好飯都吃不成，哪個娃的穿呀戴呀，不要她縫呀洗呀？身體都瘦成啥樣子了？你還看不見，還要打人，太沒良心了！”
趙菊蘭，是1949—1965年間千千萬萬個陝西農村婦女中的普通一員，也是平平凡凡的中國農村婦女的縮影。
8、一本值得被記住的書（2007年2月6日《北京日報》文/韓浩月）
有一本書，我要把它的名字在心底多默念幾遍，好記憶得更清晰一些。我要儘快把它買到手中，細細地讀一遍，然後推薦給要好的朋友。因為，如果不這樣的話，它會很快就淹沒在各種各樣的其他書中。如果不這樣，它就有可能不會因我的推薦而增加哪怕三五個名額的讀者。我要告訴我的朋友，僅僅在看到這本書的訊息的時候，我的眼眶就有些濕潤了。不是被書的內容震撼——因為我還沒有看過，而是為它的出版而感動。這感覺好像你在薄情寡義的城市突然見到離散多年、滿臉滄桑的兄長一樣，你只想衝上前去抱住他的肩膀大哭一場。
這本書的名字叫《農民日記》，中國青年出版社一月份剛剛出版——如果是別的什麼暢銷書，或許該換成這個說法了，“《×××××》由某某出版社隆重推出，首印數字幾十萬冊”。而像《農民日記》這樣的書，只能用“出版”來形容，因為對於它來說，能夠出版就已經非常不容易了。通過《北京娛樂信報》對這條訊息的報導，我了解到，這本原有200多萬字的日記經歷過艱難的編輯過程，縮減至20餘萬字終於達到出版要求時，它的作者侯永祿——一個普通的陝西農民，卻與世長辭。
這些年，我們習慣了看暢銷書作家們心滿意足地或坐在電視演播室內侃侃而談，或坐在簽售台前奮筆疾書。習慣了在報紙上看到那些時尚的、文化的、娛樂的、封面或花花綠綠或裝模作樣的圖書在搶占我們的眼球。唯有一種圖書缺席了，那就是像《農民日記》這樣的和農村、農民、農業相關的文化、文學類圖書。不要說在媒體上看不到，即使在書店，也很難在稍明顯一些的位置找到這些書了。
所以，我要記住這本書的名字，我要閱讀它。有可能我不會喜歡它的內容或寫法，但我會恭敬地把它陳列在書架上，我曾為書架上收藏的那些優秀的圖書感到內心的充實，而這本書或許會提醒我不要忘記別的一些什麼。在一冊冊包裝精美、藏掖著精神光輝的圖書中，這本書會像進城的老漢站在高樓大廈下一樣，會有些土氣，有些不合時宜，但它的分量，與其他任何一本書相比，都不會遜色。
9、挖掘歷史深層的記憶《中國書刊博覽》（文/華平）
這本日記顯然是農民侯永祿辛勤勞作了半個多世紀的精神“自留地”，而他的經歷正是中國千百萬農民共有經歷的縮影。日記記載的不僅是他個人的歷史，更是一段民族的歷史。
溫家寶總理說過一段耐人尋味而發人深思的話：“中國的事情，再小，乘以13億，也會變大，所以中國沒有小事。”這句話凝聚的不僅僅是總理過人的智慧，更反映了中國當前嚴峻的現實！中國農民以8億人的龐大基數和決定中國命運的重要地位成為當前中國最急需關注的群體之一，農民的利益似乎在這個農民文化已從日益發達的傳媒視野中淡化的時代中有所反映吧！當我們整天高呼“中國是農業大國”,而自己正處在由傳統的農業社會急速向工業社會轉化過程中卻逐步“忘卻”農民的時候，當我們生活在這個充滿功利的時代而熱衷於對名人、名家、名作的追捧和解讀的時候，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農民日記》的出現就像天空中的一道靚麗彩虹一樣打破了這種格局，成為繼《中國農民 調查》之後又一部實質性地反映農民生活的作品。
與《中國農民 調查》不同的是，該書是以一個真真切切的、實實在在的農民生活實踐為基礎，以一個本分的純樸農民的所想所感為內容，以自己的親身體會和實際經歷而寫成的日記為材料的一部農民自己的原作。它選擇性地匯集了一個普通農民60年來孜孜不倦堅持下來的日記，頗有新意。作者侯永祿憑著自己堅韌的毅力和對滄海桑田般生活的感慨，一邊扛鋤頭，一邊拿筆頭，記錄了自己風風雨雨60餘載的人間煙火。《農民日記》用命牽農田、魂系莊稼的平凡軼事，用居家度日的柴米油鹽，見證了在每一個中國人心中都刻有深刻影響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人民公社、三年自然災害、文革、改革開放，折射出一個家庭、一個村莊、一個民族的命運……全書有以下幾個特點：語言樸實，內容真實，圖文並茂。
語言樸實：作者是那個時代中國農民中少有的知識分子，他本著一顆淳樸的心，書寫著與自己發生著直接或間接關係的事件，猶如一條涓涓的小溪在自己的心中默默流淌。雖然看似流水賬，但卻是一根線，一根連線著過去和現在的脆弱的線，我們順著這條線，可以找到一段難忘的歷史。
內容真實：我們不知道侯永祿為什麼寫日記，但其主觀上的不經意卻在客觀上記錄了中國的“歷史”，書寫了千百萬中國農民的心聲。書里那些已發黃的老照片、殘破的契約、賬本等難得再覓的歷史證物……凸顯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眼裡第一手原始資料的寶貴价值。
圖文並茂：該書的一些珍貴圖片和照片是侯老60餘年風風雨雨的直接見證，更是中國歷史60年的直觀寫照。當你看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那些宣傳畫和海報的時候，你會立刻明白什麼叫“祖國河山一片紅”，你會驚訝那個時代人們精神的純粹性和高漲性；當你看到一張張發黃打卷的老照片的時候，你會立刻明白什麼是兒孫滿堂、人丁興旺；當你看到一張張農具圖的時候，你會明白什麼叫自力更生、艱苦創業……一幅幅承載著過去歲月的畫面和一句句簡單質樸的文字交織在一起，讓我們在感慨過去的同時，也能夠切身地看到過去。
10、書評：《農民日記》的三大亮點（作者：劉釗）
陝西農民侯永祿的作品《農民日記》日前終於與廣大讀者見面了。這是一部選材於縱跨60年歲月洋洋200萬字日記中的土色作品，是一部由農民自己寫自己的紀實性文集，也是一部反映了農民心聲和農民文化的“鄉土文學”。綜合來看，它至少在三個方面具有著顯著的社會價值。
首先，《農民日記》是一筆寶貴的原生態“草根史料”。本書從鍋碗瓢盆耕休勞作的草根瑣事寫起，以一個普通農民的視角忠實記錄了60年來伴隨一次次社會變革而發生著重大變化的農村生活，為我們展現了一幅清晰的農村歷史畫卷。與冠冕堂皇、才子佳人般的所謂正史不同，《農民日記》所記錄的是一個普通農民的家長里短與所感所想，雖然只是平凡樸實的鄉土文字，卻能夠以小見大，折射出中國社會特別是中國的農村社會的命運歷程，是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眼裡不可多得的原生態史料。
其次，《農民日記》是“鄉土文學”中里程碑式的作品。本書的珍貴之處在於它是一部完全由農民自己寫出的作品。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有8億多農業人口，然而由於種種原因，大多數的農民暫時都還不具備寫作的能力，因此這樣一部完全由農民寫、寫農民的歷時60年且保存完好的“鄉土文學”作品就尤顯珍貴。而更重要的是，因為作者是地地道道的農民，在60年的字裡行間處處都透露著中國農民勤勞、隱忍、善良、淳樸的偉大品格，也毫不避諱地講出了農民掏心窩子的大實話，真實體現了中國農民的思想狀態和真摯情感，堪稱“鄉土文學”中里程碑式的作品。
再次，《農民日記》是當代青少年了解歷史和社會的鮮活教材。本書真實記錄了不同歷史時期的中國農村社會，見證了60年來的農村生活，對當代青少年特別是“80後”的青年一代而言，他們能夠通過“糧票”、“人民公社”這樣的代表性字眼更加完整地了解共和國的發展軌跡，通過“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歷史事件更為直觀地了解他們父輩們曾經走過的坎坷歷程。《農民日記》的出版，有助於青少年正確地認識農民和認識農村，有助於青少年準確看待一些特定的歷史事件和社會問題，有助於幫助青少年樹立科學發展觀和社會主義榮辱觀，自覺投身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事業。
我們由衷地祝願《農民日記》能在林林總總的出版物中填補農村文化景觀的空白，能夠讓讀者從寶馬、別墅、皇親國戚的包圍中感受到一份來自“鄉土文學”的清新與親切。
11.書評：《<農民日記<讀後感》（作者：彭偉）。
沒想到一個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竟然堅持寫了近60年的日記。我真的很欽佩這個農民，他用自己的能力，為社會奉獻著，為家庭努力著，我真的被書中樸實的文字感動了。
感動之一：侯永祿的毅力所感動，一個有著四個兒子的農民父親，生活的艱辛，完全能將他的一切夢想磨滅，可是他卻堅持寫了60年的日記，從無間斷，這樣的毅力怎么能不值得我們學習呢！他雖然是一個農民，但我讀了他的日記，我可以感受到他的生活充滿了色彩，他並沒有埋怨過生活中的困難，只是趁年輕的時候，不斷地拼搏。侯永祿用文字書寫了自己的恆心，難怪他的四個兒子都考上了大學,因為在他們的後面,有一位好父親不斷地支持、鼓勵，更大的是父親對他們的教育。在他們最困難的時候，侯永祿被鄉親稱為“鐵公雞”，一分錢都要算計著花，但得知孩子們看了一場1毛錢的電影沒交錢時，他卻堅決要孩子馬上把錢交回去，侯永祿只想教孩子做一個品德高尚的人，孩子的成功離不開父親的影響與教育，父親的他們的第一任老師。而且從侯永祿的身上看到了爺爺的影子。
感動之二：為侯永祿的母親所感動，在候永祿9歲那年，父親去世了，一字不識的母親，卻知道識字的重要，節衣縮食送他去讀書，侯永祿才在學校里知道了《三字經》、《百家姓》、《朱子治家格言》、《四書五經》，知道了孔子、孟子及“仁、義、禮、智、信“，也知道了陝北延安，共產黨、毛澤東。我看的很慶幸侯永祿能有這樣一個偉大的母親。
感動三：侯永祿的書，讓我們深刻體會到了，農民不容易呀！對於貧富的差距，讓每一個有良心的人應該思考的問題，有經濟條件的人，應該真正的了解、真情的關懷，真心的幫助貧苦的農民。因為我們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我們應該尊敬他們，關心他們，因為我們要知道：有比金錢更貴重的東西，如果你不信，你一定要到工作中去找一找，到生活中去找一找，找到了，你就會快樂，雖九死而不悔一生的。
《農民日記》是一本好書，當我們的生活條件變得好起來的時候。我們應該找這樣一本書來看，因為這樣才能讓我們知道以前的生活很苦也會時時提醒我們要節儉。珍惜現在的美好生活。
